2018,欧洲将错过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陈季冰2018-01-16 17:32

 

当新的一年开启之时,人们总是怀着许多憧憬,尤其是在当下这样前景极不明朗的世道。

对西方世界而言,如果说2016年是民粹主义革命掀起惊涛骇浪并节节胜利的一年,那么刚刚过去的2017年则是传统自由主义精英奋起反击并逐渐稳住阵脚的一年。不过,2018年很可能难以乐观,这将是不进则退的一年。

去年的这个时候,巨大的阴霾正笼罩在欧洲上空——

半年多前,英国已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两个多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期间宣扬的那些反全球化政策主张令欧洲倍感压力;

一个多月前,意大利总理马特奥·伦齐发起的一场近乎孤注一掷的宪法改革在公投中惨遭失败,这位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政治家也因此黯然离职;

不久后,奥地利、荷兰、法国,还有德国将一个接一个地接受大选“审判”,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下,欧洲“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似乎一触即发。

但历史的进程经常跟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开一些意想不到的玩笑。

春天,比伦齐更加年轻的埃曼纽尔·马克龙在一场决定法国和欧洲命运的选举中以耀眼的姿态脱颖而出,从而一举扭转了“欧洲派”与“反欧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然而到了夏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前外界普遍认为最用不着担心的德国大选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场“地震”:已连续执政12年的安格拉·默克尔遭遇了一场大败。虽然她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巴伐利亚州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保住了联邦议会中的最多席位,但得票率却创下了二战以来最低记录。与此同时,反体制的极右和极左政党异军突起。这不仅震惊了柏林,也让布鲁塞尔、巴黎和罗马接收到了强烈震感。

这是因为,自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是唯一保持经济持续繁荣和政治高度稳定的西方大国。在应对欧洲一波紧接一波危机和挑战的过程中,德国始终扮演着支柱角色。尤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德国对于维护岌岌可危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地位更加凸显无余,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被西方主流媒体视作已经取代传统上的美国领导人、成为守护和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领袖。

但眼下,这根擎天柱出现了裂痕,这个西方领袖的宝座也摇摇欲坠。

春天的那次选举让法国从一个多年来的“欧洲病夫”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明星国家,而秋天的那次选举却让德国从解决问题的答案变成了问题本身。这或许正是民主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其魅力所在吧!

德国政治僵局及其前景

2017年11月19日深夜,此前参与组阁的自由民主党意外宣布退出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不仅使新一届政府组阁失败,也把德国带入了二战以后从未遇有过先例的宪政危机之中。德国《明镜》周刊甚至将它与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相提并论。

看起来,德国多年来积淀下来的成熟和稳定的民主政治正在销蚀,默克尔也正面临着12年总理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和看待德国目前的政治困境及其未来走向和后果呢?

德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联邦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获得组阁权,它的领袖自然当选联邦总理。不过,德国的政治版图不像美国那样由两大政党长期垄断,德国拥有众多大大小小的政党。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届大选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过议会半数以上席位,因此德国一直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在去年9月的大选中,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简称“基社盟”)共获得32.9%的选票,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得票为20.5%,它们虽然继续在议会中占据第一、第二地位,但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惨败。成立不到5年、高举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大旗的极右翼新选择党(AfD)获得12.6%选票,亲商的自由民主党(FDP,简称“自民党”)、前身为东德共产党的左翼党(Die Linke)和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10.7%、9.2%和8.9%。

这样的得票率意味着,除非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组成所谓“大联盟”(上一届政府就是这样),否则,任何两个政党联合组阁,在议会中拥有的席位都不足以超过半数。由于社民党从一开始就断然拒绝了再次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邀请,拥有优先组阁权的基民盟/基社盟只得向与自己理念相对比较接近的自民党和绿党伸出橄榄枝。上述三个党的标志色加在一起很像牙买加国旗,所以这一联盟也被称为“牙买加联盟”。

但早在三党(我在本文中将基民盟与基社盟视为一个党,它们有时也被一些人称为“联盟党”)尚未开始正式磋商之前,大多数分析人士就十分不看好这一联盟。上述三个政党以前从未一起合作过,相互之前缺乏充分的互信。尤其重要的是,在移民、欧洲政策、气候变化等许多问题上,偏左翼的绿党与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自民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自民党率先退出,该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在退出联合组阁谈判后说,“与其用错误的方式执政,不如不执政。再会!”

当然,政党间的意见对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德国民意的分裂。现在看来,在上面述及的那些问题上,德国民意的裂痕远比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大、更深。在这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及其激发的民粹主义浪潮面前,德国也不具备天然的免疫力。

根据德国的政治体制,首轮组阁失败后,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同政党之间重新排列组合,展开新的联合组阁谈判。

在11月20日与默克尔会谈之后,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称,目前他不准备召集重新选举,而是计划同各党派领导人继续磋商。他说,德国正面临二战后民主政治历史上最严重的治理危机,呼吁国会中所有党派“为我们的国家服务”,并尝试组建政府,“我期待每个人都愿意加入会谈,以让组建政府变得可能”。

考虑到左翼党和新选择党所持的极左和极右立场,德国主流政党都不可能与它们结盟。因此,施泰因迈尔的此番言论似乎是恳请社民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实际上,他本人就来自社民党,还曾担任过上届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

默克尔本人及其盟友一直在向社民党施压。基社盟领导人霍斯特·泽霍费尔说,由中左翼和中右翼组成大联合政府是“德国的最佳选择”,社民党在它的要求上应该“切合实际”。默克尔则敦促社民党重新考虑其立场,“我希望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是否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

很明显,他们试图将德国目前政治僵局的责任归咎于社民党对国家的不负责任。这一招似乎奏效了,民调机构Emnid的一项调查显示,52%的德国人支持组建大联合政府。几个月来,多位重量级的联邦州州长也相继发话,要求社民党“顾全大局”。

随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与日俱增,社民党近来不得不软化以往立场,同意与默克尔坐下来谈,这点燃了打破政治僵局的希望。

12月初,社民党领导人、人气颇高的欧洲议会前议长马丁·舒尔茨一反常态地表示,愿意就组建大联合政府同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展开对话。最新的消息显示,CDU与SPD之间的新一轮组阁磋商已经于今年初开始,不过双方都显得非常谨慎。

而如果继续谈不拢,则可能出现

第二种情况,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某一个小党,或独自组建少数派政府。

这在宪法上是可行的,不过,如果联盟党和自民党结盟(“黑黄”联盟),距离在联邦议会达到多数仍缺少29个议席;而如果联盟党与绿党结盟(“黑绿”联盟),则缺少42议席。单独组阁,则缺的票数更多。在那样的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将是非常弱势和不稳定的,它所主张的许多政策都有极可能在议会中遭到封杀。况且,这种少数派政府历史上也从未有过。

默克尔本人曾明确表示,她不会寻求与绿党或自民党中的一家组建少数派政府。她在会晤总统施泰因迈尔后也称,自己未来的选项中不包括出任少数派政府总理。

或许是迫于近期民调所显示的不利趋势,近来默克尔的口风有所转变。她已经同意,如果与社民党的磋商不能最终达成妥协,会考虑组建少数派政府。有报道称,默克尔在去年11月底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她不争取一个少数派政府,但与重新选举相比,这仍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再来看第三种、亦即最后情况:重新选举。从法律意义上说,这其实就是提前大选。

默克尔本人最初明显倾向于这一方案,组阁谈判失败后,她对ARD电视台表示,“我认为重新选举是更好的出路。”她还宣称自己并不惧怕新一届选举,她打算在新选举中再次出战。“我曾在竞选中承诺,我将服务四年……会非常努力地争取在明年成为总理”。

其他党派,包括社民党也都表示不担心新的选举。也有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有近半数选民希望重新选举。

然而,去年11月20日公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如果当时就重新大选,结果可能与9月份那次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如果那样,问题依然如故。当然,默克尔若提议重新选举,她也许是押注理性的德国选民——特别是他们中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的中间派——在已经看到了目前国家面临的危机之后,会愿意为了尽快摆脱政治僵局而改变原来的主意。因此,重新选举不啻是一种针对她自己的“信任案”投票,至于它的结果究竟会如何,现在还很难说。这是因为,即便要重新选举,也不会是立刻,也许会拖到几个月以后,这期间很难说不发生什么变故。

主流政党还担心,这么快就重新选举,或许有助于首次进入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新选择党比2017年9月份获得更多选票,这对议会大厦里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噩耗。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重新大选还是组建少数派政府,都会给未来德国政治埋下严重隐患。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批评说,重新大选是推卸责任。他以德国人标志性的严肃口吻表示,在大选中进入议会的党派已经从选民手中获得了授权,不能轻易将这份责任推还给选民。

默克尔政治生命中的一次严峻危机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未来会如何,默克尔的权力基础已经被大大削弱。那么,这次组阁僵局会不会对默克尔的政治地位构成危险、甚至将她从总理宝座上拉下来?

这个问题早在去年9月份大选中基民盟遭遇不利后就有人提出过,如今自然又重新浮出水面。

联合组阁失败之初,许多人迅速地将自以为是的自由民主党领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纳看成罪魁祸首。在德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政治稳定的严谨的社会里,林德纳的鲁莽行事的确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反感,况且自民党还是基民盟的传统盟友。但很快,关于林德纳的任性的批评转向了关于默克尔失败的讨论。人们发现,自民党和社民党不情愿加入联合政府都与默克尔本人直接相关:两党在进入政府后都遭遇了明显削弱,而默克尔历来还被视为是一位善于吸收和采纳不同意见的人。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曾预测:“如果组阁失败,动荡或将很快殃及她个人。”德国政治学家弗兰克·德克尔在电视台上说:“组阁失败可能同样意味着她的政治生涯终结。”

默克尔本人已经坚定地排除了自己将会因此下野的可能性。尽管面容疲惫,但63岁的她依然在电视镜头前坚称,如果举行新选举,她将再次竞选总理,“德国需要稳定”。她还说,“我做了我所能做的,我们真的取得了进展……从来不存在我应该承担个人后果的任何问题”。

相反,她在组阁失败后的那个深夜说,“这是深刻反思德国未来何去何从的一天……作为总理,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在未来艰难的几周时间管理良好。”

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德国总理的位子并不是由默克尔自己的决心和信心决定的。说到底,这取决于她在自己党内的地位是否稳固。因为即便重新大选,默克尔的联盟党无疑仍将是议会第一大党,其他党派没有能力撼动她的总理宝座。

去年9月大选以后,已经有一些党内人士对默克尔发出了批评,指责她造成了德国目前的困境。他们称,默克尔作为领导人在2015-2016年难民危机期间犯下的错误削弱了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她的中间派立场越来越受到党内右翼的质疑。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联合组阁谈判的破裂也标志着默克尔个人的失败。

默克尔已经失败,但还没有出局。基民盟内部对她的不满声音虽然在增强,但目前并未涌现出任何一位有实力挑战默克尔坚如磐石地位的政治人物。在面临重新大选的紧迫形势下,贸然让任何一个其他人取代默克尔,都有可能因为缺乏民意号召力而导致联盟党更大的惨败,没有人敢于冒这样的险。因而针对默克尔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施压,希望她的政策立场有所改变。

默克尔的地位眼下还相当稳固,但今后几年则很难说,潜在的党内挑战者也许已经暗自摩拳擦掌。

只有一种情况可能迫使默克尔现在就被从总理位子上赶下来,那就是其他政党——比如议会第二大党社民党——愿意重返联合组阁的谈判桌,但开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让默克尔走人,而基民盟内部的多数派也接受了这个条件。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迹象。唯一嚷嚷着要默克尔下台的是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这是一个所有主流政党都急欲与之切割的声名狼藉的政治势力,它的呼吁不会得到响应。

默克尔曾经向百万难民敞开了德国的大门,但却可能对自己关上了德国总理府的大门。

直到今天,她仍然坚持3年前向中东难民开放德国边境的决定没错,“当时那样做是正确的。”不过她会立刻加上一句:“我保证再也不这么做了。”这一前后矛盾的表态既真实地反应了默克尔的心态,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情绪的真实写照。

默克尔距离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点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近,只是这一刻尚未来临。只要她仍想坚持战斗,就没有人能够将她赶下台。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许多人应该第一次认真地为一个没有默克尔的欧洲未来做打算了。

欧洲正在焦急等待德国发出的信号

对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习以为常的德国民众也许已经不再能够感受到默克尔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对默克尔的政治命运无动于衷,然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不能。

默克尔在大选和随后的组阁谈判中遭受重创如此令人不安,是因为必须将眼下德国的形势放在国际背景中来审视。如果默克尔提前下台,特朗普,哦,还有普京,大概会弹冠相庆。但对于欧洲的普遍利益而言,没有了默克尔的德国将令人担忧。

在德国以外,眼下最焦急的一个人,应该是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作为一名刚刚颠覆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秩序的政治家,马克龙如今信心爆棚。不久前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描绘了一幅欧盟和欧元区改革以及进一步加深欧洲一体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蓝图,其中包括建立欧洲财政部、全欧盟统一的税制以及欧盟军事力量等等。

然而,想让这些想法有机会落实,法国需要得到德国的积极回应。得不到德国的有力支持,单枪匹马的法国可能什么都干不成。对马克龙来说,默克尔的失败很可能同样也就是自己的失败,特别是如果德国出现一个怀疑欧洲一体化的新政府的话。而如果马克龙失败了,那么暂时被抑制的民粹主义势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欧洲就会陷入更大的混乱。

多年来德国一直在抱怨缺乏一个志趣相投而又实力对等的合作伙伴——法国太疲弱了,爱丽舍宫里更是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德国政策制定者经常哀叹说,要是领导欧洲的重担再次有人来分担就好了。如今,马克龙炙热的欧洲一体化理想可以说让这个愿望得到了超预期满足,他正在等待柏林的答复。

但默克尔的第一反应是礼貌和谨慎,因为她已经没有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德国的支票簿只会越收越紧。柏林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即便不至于把马克龙的改革计划看成是要求德国纳税人掏出更多钱的利害算计,也不会情愿地站到与马克龙一样高瞻远瞩的位置上。

可以说,与一年前相比,如今的德法局势差不多正好翻转过来——马克龙的当选一扫之前笼罩在法国上空的政治阴霾,让人们看到了多年来积重难返的法国实现根本性改革的曙光。而且他也确实在行动,并取得了不少扎扎实实的成果。反观多年来一直稳定而繁荣的德国,一场选举以及它带来的政治僵局却使它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

这使得人们不禁担心,欧洲一体化事业是否即将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未来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对于马克龙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远大抱负,德国方面以一种消极的心态加以无限期搁置。

但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搁置的,德国政治僵局已经在这些方面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2017年11月20日,也就是上一轮组阁谈判破裂后的第一个周一,欧元度过了一个动荡的交易日,显然是受到德国政治危机的冲击。

这场危机首先将对德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德国工商联会(DIHK)表示,不确定时期延长将对经济不利。考虑到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贸易大国,如果这段不确定期迟迟不能结束,那么就有可能对当下势头正健的欧元区经济复苏、欧元区改革以及欧盟的内政外交(比如英国退欧协商)、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影响。

在欧洲层面,德国政治瘫痪会延迟欧盟改革的所有谈判进展,甚至令整个欧洲都陷入停摆的危险。一大堆的棘手问题正等着处理,其中包括欧元区共同财政预算、强化银行业联盟及劳动市场改革,它们关系到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稳定。当然,还有英国脱欧谈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中东欧地区新近崛起的民粹主义、移民和恐怖主义,直至俄罗斯在欧洲东部边境上咄咄逼人的态势……

目前,不仅是巴黎,从布鲁塞尔到斯特拉斯堡,从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柏林的最新消息。

当然,这盘棋还没有输。

最有利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强劲复苏和失业率的稳步下降。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欧元区经济实现了2.4%的高增长,不仅高于英国,甚至几十年来首次高于美国。应该说,这更多地是新一轮景气上升的结果,并不能全部记在马克龙和默克尔的功劳簿上。但这样的结果却的确为马克龙的改革计划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或许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反而变成了“德国不能承受之重”。收入增长、失业率降低,政府财政充裕……使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满意,并且不愿意冒险改变现状。当人们看不到迫在眉睫的危机时,这个国家变得日趋自我封闭。

就在不久前,德国还是视野宽阔的。这里曾是一块正反对照鲜明的试验田:狂热的民族主义曾给它和全世界带来过无比深重的灾难,美国的保护伞和欧洲的一体化维系了它的安全和繁荣。因此可以说,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比德国更加依赖一个自由开放的、基于共同规则的国际体系。实际上,生性保守谨慎的默克尔从未向马克龙那样热情地支持欧洲一体化,但她的过往人生经历和她对德国命运的深刻理解促使她一步步走向了欧洲领袖的地位。

甚至时至今日,极端主义在德国人民中依然没有市场。尽管极左和极右政党在去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五分之一的选票,但相比英国、美国和法国,德国民粹主义反弹的声势依然要小得多。可以放心的是,德国的情况与上述这些国家完全不同。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不可能把持德国政治。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德国的主流政治力量为了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而采取错误的方式,退回到更加封闭的民族主义立场上。

2018年将是安格拉·默克尔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遗产而奋力战斗的一年,这给乐观情绪正在暗暗滋长的自由主义精英们泼了一盆冷水。迄今为止他们只是没有满盘皆输而已,要想真正扭转败局,前面的路还很长。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