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华夷之变：从夷夏到华夏的变迁

所谓“文化融合”，好似合股经营，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共同经营天下。

这样形成的天下，当然也就是文化的江山了。在齐家文化里，我们看到了一座由金文化与玉文化融合的江山，那就是夏。当然，那夏只是两个时代初次见面的初级阶段，是两种文化第一次握手的小试样式。进入二里头文化，夏才开始壮大，不仅齐家文化来了，石峁文化也来了，还有石家河文化和陶寺文化，也一南一北都来了，总之，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体的整个良渚化世界都参与进来了。

正是在二里头文化中，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了第二期发展的中试阶段，这一阶段有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在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了一个“夷夏东西”的格局，中国考古学一直在寻找夏朝，找来找去，都找到二里头文化来了，因为受了王朝史观的影响，以为夏就是一个像商和周那样的王朝，其实夏还在通往王朝之路上，要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由于汤的革命，王朝才被一锤定音。

严格来说，夏还不属于一代王朝，还是王朝进行时，而非王朝完成时，那进行时所呈现的，便是个“夷夏东西”的样子，而其所趋的目标，则是“华夏”，因此，我们所谓“夏”，就是从“夷夏”到“华夏”的进程。“夷”同“戎”一样，是一个文化指称，字的本义有三，一是泛指“东方之人”，二是从字形上看，《说文》曰“夷从弓”，乃“持弓之人”，其代表人物，那就是羿吧，羿射十日，若谓善射，莫过于此，然其义在“平”，也就是“平天下”的那个“平”，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平坦、和平等。

禹本来也是夷，但他西化后，就转变为夏了，正是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夷和夏发生了分歧。按照原来尧舜立下的规矩，禹让位于皋陶，皋陶避之，又让位于伯益，益也不受。历史就这样记载了一笔，而原因方面则未深究，惟以“让天下”为美谈。当然，也有人说“让天下”是假的，实际的情形是“益干启位，启杀之”。而我们则认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关键是我们要搞清楚皋陶和伯益何以要“让天下”，他们之所以“让天下”，是因为国家的性质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乃“禹兴于西羌”所致，是“西化”带来的一个新变化，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要来否定尧舜之国了。

对于皋陶和伯益来说，既然国已不国，何必还要受让呢？青铜时代已经到来，王朝国家跟着也来了，在新的国家观念里，唯有世袭的君主制才具有合法性，而这正是与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相背离的，故他们避之唯恐不及，而禹的儿子启也就当仁不让的上位了。益未受让禹的天下，但亦未放弃自己的权力，当启以世袭制自居于天下时，益非但未认同，而且与之决裂，形成了“夷夏东西”的局面。

这种分裂，在陶寺文化中就有反映，遗址里发现的“毁墓”现象，很可能就是分裂所导致的。高江涛在《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一文中指出，陶寺文化早、中期墓地中，有一种“毁墓”现象比较少见，不同于动物扰坑、后世盗墓、墓葬叠压打破、迁葬等破坏现象，捣毁墓葬的扰坑大多是大型坑，挖坑的目的性较强，坑多是直指墓室中部以及头端，且深至墓底甚至穿透，破坏性很强，明显是冲着墓主人而非随葬品而来。其决绝，一如后来伍子胥掘墓鞭尸，非有深仇大恨所不能为，不止一次出现在一个文明共同体内部，而且基本上都是新生代向着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下手，早期的和中期的墓都被毁了，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中期的毁了早期的，晚期的毁了中期的，这是文化断裂时昂扬的“弑父”情结。

文化断裂是青铜时代导致的，风气所至，并非要等到禹时，传说中，尧舜都有不肖之子，新生代总是敏感的，也许这些不肖之子，得了风气之先，尧子丹朱、舜子商均，都想自立，但都未能成功，火候未到，舜、禹还在，轮不到他们来摊牌，要等到“禹兴于西羌”后，到了禹子启时，传子不传贤，才能水到渠成，当启自立为君时，伯益已经不能像舜和禹那样获得举国上下认同，惟有以夷自居了。

于是，有人就将陶寺遗址里出现的“毁墓”现象同这几次冲突联系起来，例如，刘铮《从陶寺遗址看“唐伐西夏”》一文，指出，陶寺遗址早期小城为尧都，中期大城为舜都，就在这两个都城里，先后发生了舜篡尧位、禹篡舜位、唐伐西夏三劫连环，“毁墓”就是打连环劫给打出来的。这种看法最早出自《竹书记年》和《韩非子》，代表了王朝史观里司空见惯的阴谋论的观点，是完全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上来立论的，如果知道还有文化中国在，或许就不会将尧舜禹都拖下水，在王朝中国里熬成一锅粥。

从尧子丹朱到禹子启，这一新生代系列，他们的追求，开了王朝中国的先河。看似不肖之子，实为青铜时代王朝中国到来的先驱，丹朱和商均还只是恶之花，到了夏启，终于结出恶果，从偷吃王权国家的禁果——丹朱之流，到王朝中国开始取代文化中国——夏启之时，这样就开了天下大劫。

但即便是夏，也未能形成普天之下的王朝，因为天下的另一半还有夷，还是个“夷夏东西”的天下，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但二里头文化不光有“夏”，还有“夷”，是个东西方文明对冲的大格局，不是用区区一个“夏墟”就能概括的了的。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可以说是“夏墟”，也可以说是“夷墟”，只是因为考古人也受了史官文化的影响，文化以“夏”不以“夷”，二里头文化就跟着王朝姓“夏”了，王朝修史，尚有南北朝的体例，而“夷夏东西”却有“夏”无“夷”。

王朝姓“夏”不姓“夷”，可在文化中国里，“夷”出自本土，当为主体，龙山文化就来自“夷”，“戎禹”和“夷益”，“夏启”和“夷羿”，前赴后继，开辟了“夷夏东西”的大格局大趋势。

国家是文明的最高形式，那些拥有国家观念的人，都爱这么说。相比之下，夏人比夷人，更重视国家，他们从西边来，不光带来了青铜文化，还带来了“国家”。他们从山到海，以山为经，以河为纬，河流连山通海，流域形成“国家”。《山海经》里的“国家”，尚处于前“国家”的自发形态，考究起来，大抵有两类，一类为古国，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还有一类是方国，是以地缘为聚落的氏族共同体，而正在形成的“华夏国家”，则从“合众国为一国”的文化中国，走向了王朝中国。

尧时，那位夷羿，曾经弯弓射日，本来，天上有十个太阳，应该轮流出场，就像合众国里的王，应该轮流执政一样，当十个太阳一起上，天地就成了烤箱，万物就要遭殃，当十个王都来争夺主权，就会天下大乱，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文化里，羿射九日的神话故事，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实已预告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王朝中国来临，可夷人尚未有王权“国家”的自觉，他们自居于夷，未居为夏，观念还在天下，所以，当王权“国家”来临时，他们退和让，他们的统一性，还停留在文化中国上。

夏，就是“国家”，夏人是有“国家”观念的“国人”，是“国家”制度里有身份的“国民”。而夷人却落伍了！从“国家”观念里隐退，如皋陶；在“国家”制度里让位，似伯益；后来，后羿代夏，也没有掌握“国家”，反而与“国家”疏离，不仅对于王朝中国无所适从，连文化中国也失落了。

夷为持弓之人，理应善射，而羿就是他们的代表。羿能射日，可见其矢，或为神矢，《说文》曰“羿”为鸟，特指鸟之两翼，扶摇直上，势若垂天之云，有如《庄子·逍遥游》所谓“鹏”也。也有人说，羿就是太阳神，他那神矢，就是太阳放射的光芒。总之，太阳之中，本有神鸟，《山海经》里，称“三足乌”，河姆渡遗址中，可见二鸟衔日图式，或曰为双凤朝阳，在良渚和龙山文化中，鸟天听天视，传达天命，也是代表天的天使，它们可以说是羿的原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当然也根柢于此。

夷夏相争中，羿的悲剧，宣告了“有祀无戎”的“玉帛古国”时代结束，使得自陶寺文化以来打着尧、舜旗号的文明共同体亦即文化中国的原型——“文邑”解体了。一个追求王权的世袭制的王朝中国从二里头文化中冒头了，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复兴……直至汤伐桀，才以革命了结。

革命，使夷夏转变为华夏，夷转为华，戎转为夏，华代表文化，表现为文化中国，夏代表国家，王朝中国的正统地位终于被文化保守主义的夷人认同，从此得以确立了。但是，即便如此，国家也不是最高存在，没有被绝对化，它还要受制于代表天命的“华”，而“华”，也就是那个以“汤武革命”为标志的天下，夷夏变华夏，夷人的文化理想，转化为天下观，夷人的文明样式，转化为礼乐制度。

回到古典：希腊化与中国化的进展

革命，就像烧电焊一样，将两个中国焊接在一起了。

两个中国，当然就要两手抓，王朝中国，以马上得天下，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打天下”那一面，而文化中国，则以诗书治天下，以民心得天下，以革命“平天下”。

因王朝中国，而有“君君臣臣”的国家观，因文化中国，而有“天听民听”的天下观，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在天下观里，而国家观里所要求的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则必须由天下观赋予。

青铜时代的文明古国，其国虽亡，但文明还在，在东西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其政治遗产，作为雅利安运动的第一大成果，被雅利安人全面继承，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河，从里海到波斯湾，正是在文明古国的基础上，雅利安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帝国，那就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代表了雅利安运动的主流，还有一支，属于另类，脱亚入欧，从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南俄草原，一路南下，来到地中海沿岸，落脚在巴尔干半岛，他们就成为了古希腊人的祖先。

这一支，虽然也以文明古国为师，向文明古国学习了不少东西，但他们并未继承文明古国的政治遗产，同时，也就没有背上文明古国的政治包袱，他们因地制宜，在山海之间，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城邦，并从国家主权性质的城邦中，发展出新型的民主制政治文明，完成了对文明古国的否定。

这样，在当时的政治文明的世界体系中，就出现了三种类型，一种是对文明古国的继承，如波斯帝国；还有一种，便是对文明古国的否定，如古希腊城邦；另一种则是对文明古国的改进，天下观的中国，就是对文明古国的改良型。无论否定，还是改进，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新的政治文明。

新的政治文明，在古希腊，表现为民主的城邦，在中国，表现为民本的天下，古希腊之于文明古国，是以分化的方式，走向决裂，而中国之于青铜时代的文明古国，则以追求统一性的方式，与之融合，从雅利安人那里分享了文明古国的政治遗产，同古希腊一道开启了东西方轴心期的进程。“文明的轴心期”，经由雅斯贝斯一提出，这提法，就被“东西方”都接受了。不过，我们对它做了一个调整，那就是我们将古代世界进行区分，分出古代性和古典性两部分，古代性造就了古代文明的世界体系，而古典性则是从古代世界内部产生的对古代性的否定，例如，摩西率领人民出埃及，就是希伯来文明的古典性对古代性的古埃及文明的否定，雅典美少年忒修斯带着童男童女走出米诺斯王国的迷宫，则是雅典文明的古典性对古代性的米诺斯王国文明的否定，而中国则以“汤武革命”所代表的古典性，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君主制的古代性。在西方是摩西与荷马，成为了二希文明古典性的代言人，在中国是周公成为了三代以来民本主义的古典性与汤武革命的代言人，他把王朝中国放在天下观里了。

因此，我们来谈希腊文明的“轴心期”，虽然聚焦于雅典哲人时代，却要从《荷马史诗》的世界谈起，从《荷马史诗》谈到“雅典中心主义”，再谈到希腊化世界展开，这样才能说明白。

以此来谈中国文明的“轴心期”，虽然立足于先秦诸子时期，但也要从比荷马还早的周公谈起，谈周孔之教和周秦之制，看三代以来兴起的“华夏中心主义”如何克服“夷夏东西”被封建化为“中国式天下”，看三代时形成的宗法观如何转化为民本主义的“天下观”，用天下整合“东西方”。

再来看东西方“轴心期”，当然也要有个三段论了，除了各自有个被雅斯贝斯所瞩目的中心点——中国诸子时代和希腊哲人时代，还应有与之相应的表明其来龙和去脉的始末之两端。

希腊文明的“轴心期”之始，应该从荷马开始，迄于亚历山大的希腊化世界，而中国则从周公封邦建国的“封建”运动开始，到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而被革命为止，在它们中间，各有其中心点，在希腊便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城邦民主制，在中国则是人类大同的天下观。希腊政治文明，基于人的个体性，而文化中国，则趋于人的人类性。希腊人从个体性出发，通过个人权利，走向城邦国家，文化中国从人类性出发，通过中国式天下，走向人类大同，而这正是“轴心期”所赋予的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的历史使命，这使命，由古希腊和中国分别担待了，两种文明，各走一路，终会相逢。

这虽然是古典性滥觞的两条路径，但两者却能相通，一个自西往东，从个体性走向人类性，一个由东往西，从人类性回到个体性，当它们在来回的道路上重逢时，乍一看，截然不同，难免犯冲。先是天下观与国际法犯冲，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以国家主权为原则的国际法里如何能行得通？

儒家那一套中国化的天下观，显然是不行了，那就改一改，改成道家“以天下观天下”的天下观，也就是要从天下来看天下，而非从一国、一家来看天下，这样一调整，天下观就同王朝中国划清了界限，回到了它本来的意义，那就是“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和一国之天下，“天下人”也不是哪一国的国人和哪一族的族人，而是天下每一个人，是人类所有人，这就把天下观里人的个体性开显出来了，个体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也在这里呈现，虽未经国家法权肯定，却被价值观所确认。

世界公民不可能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里产生，因为民族性和国家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对人类性的否定，这否定从青铜时代就已开始，以国家的起源作为标志。因此，古典性并不属于古代世界，尽管它从古代世界里出现，但它本身却是对古代世界的否定，表现为否定之否定，正是在对古代世界的否定中，古典性发展出了近代性，近代性是对古代性的否定，是对古典性的确认，而现代性的发展，依然还是对古典性的认证，其实，当代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言必称希腊”，都更像是一个古典性的世界，以此看来，或许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就是被实现了的古典性，如果说“现代化”就是新的“希腊化”，那么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也就是新的“希腊化世界”了。

现代化，不仅带来了“国际化”，还带来了了“全球一体化”，如果说“国际化”归根到底还是“希腊化”在当代的进展，那么“全球一体化”则更像是对“中国式天下”的重启和刷新，与之相应的世界公民和人类共和国在“国际化”中似乎难以形成，反倒是重启中国天下观有可能将其促成。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