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梦的解析》。在这一年，荣格进入苏黎世大学读书。《梦的解析》没有受到重视，在数年之中只卖出300多本。不过，弗洛伊德仍在1902年46岁的时候被维也纳大学特聘为教授。此后，弗洛伊德又发表《性学三论》（1905年）。这两本书奠定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特征：无意识和性欲在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追溯到儿童期的性欲在决定人的性格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理深处的大门。

荣格是弗洛伊德的早期支持者之一。他们在1906年开始通信联系。那时的弗洛伊德迫切需要支持者。

精神分析学首先得到美国专业人士的承认。1909年，弗洛伊德应邀到美国访问。他说：“我访问美国的时候才五十三岁。”这个岁数已经不算年轻了。那时精神分析学在欧洲还没有受到广泛重视，反而被视为“异端学说”。美国人的平等观使弗洛伊德感动，并深受鼓舞。他说：“我在欧洲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显要却始终与我平等相待。”这种平等显示出对他的理论的赞同。他在美国做讲座的时候，“仿佛感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昼梦实现了：从此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也不是什么妄想的产物了，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承认，虽然那时德语国家的思想和学术成就还远在美国之上。

回到维也纳之后，弗洛伊德把他的精神分析学运用于历史资料。根据达·芬奇留下的个人记录，弗洛伊德为达·芬奇做了精神分析，于1910年写出《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几年之后又补充了一些内容。

达·芬奇（1452－1519）是私生子。这在当时的意大利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达·芬奇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公证员，母亲是一个农村姑娘。他随母亲生活，到五岁时才有回到父亲家庭的记录。他的父亲当时正在第二次婚姻中，结婚时新娘16岁。这位后母很喜欢达·芬奇。弗洛伊德在这篇长文中说到达·芬奇与父亲竞争后母的关心，但没有直接提到俄底浦斯情结。他的父亲在第三次婚姻中才有了第一个婚生的儿子，而长子达·芬奇已经24岁。老芬奇在50多岁时有了第四次结婚，又生了九个儿子、两个女儿，于1504年80岁时去世。在父亲离世的这一天，达·芬奇记下简短的几句话，弗洛伊德据此分析了他的心情。达·芬奇与生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生母去世后，达·芬奇出资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弗洛伊德说，达·芬奇把他对生母的记忆和情感投射在蒙娜丽莎之中——这是那神秘微笑的来源。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达·芬奇已经五十多岁。

据达·芬奇的回忆，有一只鸟落在他的摇篮里。这可能是他的幼年经历，也可能是他的童年幻想。弗洛伊德由此做了一些分析，写了一篇长文。然而，达·芬奇幼年时梦到或稍长后想象中当初的鸟是鸢，弗洛伊德依据的德文译本却翻译为秃鹫（埃及秃鹫广布于旧大陆西部，与新大陆秃鹫不同）。秃鹫在古埃及文字中写作Mut，主神阿蒙之妻，也指母亲，古埃及所有神的母亲，与德语的母亲（Mutter）的发音近似。弗洛伊德因此把这只鸟与达·芬奇的母亲联系起来。现在看来，弗洛伊德这篇文章可能不是很有说服力。

其实，这个错译并不重要。虽然说魔鬼在细节中，但某一个细节的偏差并不足以改变整个理论框架，只要其他众多细节是真实的。无论鸢还是鹫都是“鸟”。“鸟”在意大利语中具有象征意义，其意义和在德语、汉语中一样。

鸢和秃鹫都是猛禽。在科学的时代，这两种鸟在各文字之间的翻译中仍容易被混淆。在动物分类学出现之前，古埃及人是否能严格区分这两种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真正的问题是，埃及学直到19世纪才在欧洲发展起来。在此前300多年，还在摇篮里的幼儿达·芬奇不可能拥有古埃及神话知识。弗洛伊德指出了这一点，但他还是做出过度诠释。

不过，弗洛伊德的思路也未必不可行。在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的形象是鸢头。她是埃及王权的守护神，也作为母亲神出现。伊西斯嫁给哥哥奥西里斯，生下战神何露斯。奥西里斯被杀后，伊西斯把他的尸块收集起来，使他再生。伊西斯影响到古希腊神话——Isis是希腊人的拼写，古埃及语用词尾的t表示阴性、女性——也是基督教的复活、圣母的原始形象。所以，欧洲人更熟悉伊西斯，而不是穆特（Mut）。达·芬奇记忆中的鸢或许是伊西斯在基督教中的变种。但这样解读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而回忆的组成越复杂，可靠程度就越低。过度诠释是精神分析学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批评。

个人的心理总是难以把握的。很多时候，具体的个人比整个人类更难理解，因为个人心理中隐藏的东西太多，受外界干扰也多，所以可能出人预料，即使他（她）做的别人也做过；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则很少有超出先例的时候，各种极端事件在历史上都有记录，所以说阳光底下并无新鲜事。

在对达·芬奇进行一番分析之后，弗洛伊德说：“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非常大的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为成了这样一个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开始的性压抑把里必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弗洛伊德承认精神分析学是有限的。他说：“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即他那十分特殊的压抑本能的倾向，以及他升华原始本能的卓越能力。”弗洛伊德在达·芬奇那里看到了压抑与升华的关系。这个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如果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来解释，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达·芬奇的回忆。达·芬奇还回忆他小时候探索山洞，尽管他害怕洞中可能有怪兽。这个经历会引起荣格的共鸣。山洞或洞穴的意象反复出现在荣格的梦中。但两者有区别。前者是好奇心，后者是无意识，但都表现出他们各自的探索精神。在《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一文，弗洛伊德提到意大利神秘主义者Hermes　Trismegistos（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这是荣格有深入研究的一个人物。

弗洛伊德对古老知识的重视可能部分地受到荣格的影响。弗洛伊德早期著作《梦的解析》已经涉及到文明的问题。《图腾与禁忌》（1913年）以人类学为基础，目的是用精神分析学来“调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图腾被认为是父亲的替代物，是一个禁忌，不容反抗。弗洛伊德写《图腾与禁忌》的时候，他和荣格的关系还没有最后破裂。

《精神分析引论》（1916年）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的讲稿，对精神分析学做了一般的介绍。这是他最畅销的书之一。

弗洛伊德对意识做了分层。他的一大贡献是对无意识的强调。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弗洛伊德说：“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所有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无意识的。”但反过来不一定是这样：无意识也可能是潜伏的，而不是被压抑的。他在这本书里区分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原始本能，主要由无意识构成，循序享乐原则。自我（ego）主要由意识构成，处理现实事务，遵循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是社会规范，遵循道德原则，是本我和自我的压制者和监控者。

弗洛伊德认为，受到压抑的本我和自我只会转化，不会消失——在达·芬奇转化为创造力。严重的压抑可导致精神病。这是他的动力心理学的要素。他说：“我们认为在心理中——不管在自我中还是在本我中——好象存在着一个可转换的能量……不假设这种可转换能量的存在，我们就不能有所前进。”他认为，爱欲的本能比破坏的本能更容易被转化。

弗洛伊德更注意无意识的升华，而荣格更多向下挖掘无意识。荣格多次梦到地下室和骸骨，并相信弗洛伊德不能理解他的梦。

1925年，弗洛伊德还需要为自己辩解。他在这一年写的自传中说：“我经常听到人们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谈论说，就一门学科而言，如果其最普通的概念像精神分析学中的里必多或本能概念那样含糊不清，那就算不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我认为，这种指责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是错的，并非真正的科学才是有价值的。他指出，所有学科在开始阶段的最基本概念都是不清晰的。但是到现在，精神科学（包括已经走下坡路的精神分析学）仍然概念不清。可是，精神并不是由概念组成的。他说：“我始终觉得，人们拒绝将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一视同仁是极不公道的。”

弗洛伊德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据称，反对者中有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不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严谨的科学。他（以及其他反对者）是对的。直到今天，科学也没有能够找到人的精神和灵魂之存在的物理证据，遑论作出解释。但人正是因为精神和灵魂才成为人，否则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到目前为止，精神领域仍在科学发现之外，而为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所占据。也许今后的科学能够有所贡献，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但目前还在微观物质的层面上，没有直接触及到精神。关于精神的一切仍然都是假设，没有科学的证据。

在他的晚年，弗洛伊德更多地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解释文化与历史，写出了《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年）等著作。他指出，文明是压迫，“文明是由懂得如何获取力量和强制手段的少数人强加于具有反抗性的多数人的。”他说：“实质上每个人都是文明的敌人。”文明的压迫手段是宗教。“一种幻想”即指宗教。

《文明及其不满》（1929年）也是对文明的精神分析。文明并不能表达不满。有把书名译为《文明及其缺陷》的，也不很贴切。“不满”指性欲对文明压制的不满和反抗，翻译为《文明以及对文明的不满》或许可以减少歧义。

可以把《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这三本书看作是同一个主题的连续，都是对文明、宗教的分析和解构。

1930年，弗洛伊德获得歌德文学奖。1936年，罗曼·罗兰等人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非文学家获得这个奖的不止一人，当然，二流作家获奖的更多。弗洛伊德没有写过小说和诗歌，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开创者，他对文学、艺术的贡献远在众多文学家之上。弗洛伊德对这个奖曾经有过期盼，但终于错过。

在去世前不久，弗洛伊德更向前一步，完成《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摩西形象是出走埃及的犹太人的父亲，但这本书中少见性压抑的内容。这本书是弗洛伊德对宗教的最后一击。这一举动发生在他的晚年，不是在青春期，不过想法的产生或许可以上溯到他比较年轻的时期。在1914年，弗洛伊德写过《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不过那是一篇心理美学的文章，主要是对雕塑家的分析。《摩西与一神教》出版后，许多信奉《圣经》的教徒很愤怒。这本书写于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时候，而弗洛伊德本人也刚刚逃离迫害，到达英国。《摩西与一神教》的酝酿期很长，应该与纳粹无关。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他做精神分析，那么，这位犹太人试图用《摩西与一神教》击杀犹太教——他本族的文明——表现出弗洛伊德的以及文明的死亡本能。

在192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在思考完善“本能”的概念，而“死亡本能”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他说：“我用厄洛斯的概念把自我保护和保护人类两种本能结合在一起，使之与默默起作用的死亡本能（或称毁灭本能）相对应。”他认为，生命就是厄洛斯和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厄洛斯（Ero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代际之间延续生命，弗洛伊德用以表示性本能，或爱的本能。上一篇说过，古希腊神话还有死神Thanatos，弗洛伊德却避而不用，使这两种本能的名称不对应。这是为什么？

因为首先用Thanatos表示死亡本能是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68－1940）。他出生在今天的乌克兰西南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斯泰克尔来到帝国首都维也纳之后，在1902年成为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另外还有阿德勒等人）。但两人也闹翻。弗洛伊德在1912年声称：“斯泰克尔走自己的路去了。”此后他就不再用Thanatos。不过，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仍赞赏地提到了斯泰克尔的研究成果。斯泰克尔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象征主义”，即梦中意象的象征意义，曾得到弗洛伊德的肯定。斯泰克尔因病服药自杀，屈服于他的死亡本能。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精神分析师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在神话中寻找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源头。荣格只是其中之一，但他对神话的重视和应用程度超过其他同行。

如果用印度神话来解释本能，那么，保护本能表现为守护之神毗湿奴（Vishnu），而死亡本能则表现为毁灭之神湿婆（Shiva）。他们是大梵天（Brahma）创造宇宙之后最重要的两个神，构成创造－保护－毁灭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两个神的对立。不过，大梵天在创造宇宙之后就不重要了。

1909年的美国之行一定加深了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的认识。他在这次旅行中见到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要等正在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弗洛伊德在1923年罹患口腔癌，在此后的16年中做过33次手术。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大肆迫害犹太人。弗洛伊德在众人的帮助下流亡到英国，他说是为了“死于自由”。他和私人医生苏尔（Max　Schur）曾有过协助自杀的约定。早在20多年前，苏尔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听弗洛伊德讲座，成为他的崇拜者。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提醒苏尔他们的君子之约，苏尔表示他将遵守协定，于是弗洛伊德要求做最后了断。经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的同意，苏尔在两天内三次为他注射过量的吗啡。弗洛伊德死于9月23日凌晨。

他在伦敦去世的房间现在是弗洛伊德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