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亚利

“择偶”作为一个独立性的研究领域，被列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一般而言，学者多在择偶标准和择偶过程上做文章，更多关注择偶标准。也许，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择偶总是先有标准，才去匹配。其实，很多时候，择偶标准并不清晰，是在择偶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思量明确的?。

择偶研究多使用量化方法，研究对象是否容易被测量有决定性作用。相比较而言，择偶标准较容易测量，通过一系列问题作为标尺，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同一问题的问询便可获得大致轮廓；但碰到择偶过程就麻烦了，因为难以量化，如果说择偶标准更多地是“心里想”，那么，择偶过程则更多的是“眼睛看”。心里想的事儿，当然可以分发问卷询问核对，但“眼睛看”该如何操作呢？择偶作为互动过程，到底是谁和谁在互动？这些基本问题，着实让量化的择偶究为难，量化方法难以施展优势。

在择偶过程要有所建树，必须寻找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要旨就是恢复择偶过程的可见性。孙沛东的新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以下简称《相亲角》），运用了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等，直观地再现了择偶的过程，不但再现了择偶过程中的互动人物和生活场景，而且再现了最难以捉摸的现实情感和难言欲望。

孙沛东用生活用语“白发相亲”，来指代上海某公园的奇特择偶现象，即由父母或近亲代替年轻人去筛选可能的婚配对象，“白发”直观地说出了这一特殊择偶方式的代际顶替特征，而“白发相亲”也获得了学术概念的意义，它指向了一种现存的社会现象。

《相亲角》中类似的概念很多，在对“白发相亲”这一过程的描述上，作者还用到“集市”、“街头剧”和“乔装打扮”等，这两者都有力地呈现了代际顶替择偶过程发生的场景特征，迅速地化解了“相亲角”这一新社会现象的陌生性，而“集市”一词让我们认识到相亲角里丰富的择偶信息，有大量的匹配信息可供交流和交换，无论是看客还是卖主，都参与了相亲角的生成；而“街头剧”则更聚焦于卖主这个群体，他们无一不是在宣传其信息优势，并将其作为卖点极力兜售，吸引着特定的看客；而“乔装打扮”则是细致到了单个“卖主”身上，某些父母因在相亲角中不够自信，从而以“宽沿阳帽”或“宽边眼镜”加以掩饰。

《相亲角》还有更为出彩的部分，即“社会情感”分析框架的运用。

在介绍了“相亲角”之后，作者同时抛出了一个疑问，“相亲角”为何效率低却人气旺？相亲角里的人们在干一件没用的事儿？在罗列了择偶领域常用的两种分析框架后，即婚姻市场和地位匹配理论，前者更多强调婚配对象的数量优势如男多女少，后者更多强调婚配对象的品质优势如经济实力或教育程度，无论哪种都无法解释存在于“相亲角”的疑问，这是因为此前通行的分析框架关注的重心是交换，从交换的视角看“相亲角”，只能觉得相亲角的怪异，因为在“相亲角”里是换不到东西的。

于是，作者采用新的分析框架，即“披萨饼”式的社会情感。作者在书中画了一张“饼”，这张“饼”切分数块，每一切块代表着一种社会情感，这是张情感丰富的饼包含着焦虑、无奈、迷茫、绝望、蔑视、怨恨、失望、嘲讽、希望和同情。这张披萨饼式的情感结构，不再强调“显性交换”，像此前的婚姻市场和地位匹配分析框架那样，而是聚焦“隐性共谋”。从择偶的成功率来看，相亲角非常低效，但觅佳偶这个目标期望上，代际想法内在一致，受制于“老有闲而少无暇”的时间条件，于是，相亲角不失为一种备选策略，即使佳偶难遇愿望难遂，但凡流行的择偶信息也可略知一二。于是，相亲角的火爆便不难理解了。

“老有闲而少无暇”这种时间条件形成的社会因素，说到底，是一种由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性情境。寻佳偶作为共同期望，“老有闲而少无暇”，都只是“白发相亲”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择偶方式，代际顶替择偶还有更为细致的情感作支撑，作者称其为“怕”与“爱”。由年龄差造成的群体观念和行为差，被冠名为“代际差异”研究或“代沟”研究，这种研究着力于挖掘不同时代的人，因生活际遇不同而造就的不同。

“白发相亲”的代际关系，实为生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人，为生长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人择偶。这样的两代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在“怕”和“爱”上却发生交集：爱，乃家庭维系所育之亲情，自不必过多言说，但“怕”乃突兀感情，却大有深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某些时期政治运动乃生活常态，吸纳了部分家庭生活，也导致家庭生活的政治性依赖，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单位中的个体，择偶困难可以由制度保障托底，婚恋问题由“组织关心”；但市场经济体下，政治生活释放了家庭生活，家庭对政治体制的依赖消退，婚恋择偶问题也随之沦为个体行为。家庭刚刚被政治生活吐出，旋即又被经济生活的浪潮所席卷，家庭处于一种关系转变的间隙中，婚恋问题已不再向任何制度或组织问责，只能归因于个体是否积极。相比较而言，作为父母的与全面保障的单位相脱离，更多的是“怕”的经历阴影；而作为子女的与考验个体的市场相接轨，更多的是“怕”的前景恐吓。于是，家庭生活成员的难免会有紧张、焦虑和害怕等心理，这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白发相亲”的两代人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这才是支撑“相亲角”存在的无形力量。

面对家庭生活的这种转变，对规模甚巨的社会转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显然没有，因为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很能理解相亲角的潜在功能，两代人都可以在这里释放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安全感，并探寻人生际遇转变的可能性。

《相亲角》也有敝处。在客观呈现上，长于前景呈现，而逊于后景搭建。这源于受制的研究方法，研究进展的阶段性显然也是掣肘因素。论及研究方法的受限，以作者的描述性概念词汇使用为例，来分析一下此类概念的表达力受限问题。描述性概念的使用是《相亲角》的特色，如“白发相亲”、“集市”和“街头剧”等，虽然它在书中的出现率不高，但它们却能以包含着社会现象的直观元素，让研究对象迅速获得可感知性和可理解性，从而对社会现象加以明确定位。但这种概念却力不逮于分析力，这让其在事实表达上，具有一定的遮蔽性。

以“白发相亲”、“集市”和“街头剧”为例加以解说，从这三个词来看，它们是层次依次递进和聚焦的表达，但在每一层次的关系表达上却有些无力，如“白发相亲”的描述是偏向式，更强调父母的意愿和行动，而隐藏了子女的意愿和行动，即使作者在书中介绍清楚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但作为子女的意愿和行动不够清晰；“集市”和“街头剧”相似，只是一种热闹的印象，“集市”的布局和交易类型，“街头剧”的演出形式及赢客率等，都无从得知。在对相亲角这个客观现象的呈现上，描述性概念给出了最显眼的特征介绍，但在细致的类型及关系模式上却呈现不足。

另外，关于相亲角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规模到底有多大？参与率究竟有多高？只是说参与人多，说多则百人，逢节假日可升至千人，从研究角度说不够明确。公园是公共性的交往空间，在节假日或举办主题活动时，人数规模的潮水般的上涨回落是正常的。

在作者运用的“社会情感结构”分析框架上，也是如此。作者总结时，将披萨饼式情感特征定位是“焦虑式”的，作者从相亲角来反观社会，认为整个社会也相应存在着这种焦虑式的情感。作者依据相亲角的情感剖析结果，得出了“中国式焦虑”社会情感结论。这种相亲角和社会在情感上相互映照的说法，非常直观却细致不够，尽管有着社会转型和制度改革的背景做衬，在这种大变革中社会、家庭、个人的关系调适的某种连续性，中国家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它表现在择偶过程中的价值观及行为的某种连续性。

当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积极性的，也有消极性。“谁来娶我的女儿？”是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这显然是传统婚恋观依旧发挥作用，在梯度婚配习惯下，甲女并无优势，为何不能“甲女配乙男”而非要“甲女配super男”呢？显然，观念变化落后于社会变化，因而，在相亲角这里，依然能看到传统的存在，能看到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强调“相亲角”的新，也要说起它的“旧”，只有这样，相亲角才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镶嵌在具体的背景中。

作者弃之不用交换分析框架，采用了“社会情感结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弃之不用是真的没用吗？相亲角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支撑这个一个现象持续存在，应该受着多种力量的支撑，无形力量是一种，正如作者精彩分析的情感力量，焦虑式情感下怕和爱的纠结；但有形的力量有哪些？相亲角中，白发老者不但重视子女的资源条件的可交换性，去寻求潜在可匹配的对象，而且，还拼上老本，把自己的资源条件也押上，以期达到资源的优质交换，由此可见，相亲角是一个可见的小型婚姻市场，“焦虑式”的情感结构只是解释了相亲角的行动者的动力源，但对于相亲角场所里进行的互动活动来说，“交换”的逻辑还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