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梁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让人力车夫形象深入人心。民国时代，在北平大街小巷奔波的骆驼祥子们，是知识分子眼里底层人民的典型代表。面对眼前的受苦者，有人投下悲悯的叹息，也有人俯下身走进他们的世界。那么，政治理想飞扬的时代，在车夫眼里，抛开温饱之外，中华民国究竟是何物？

卑微的受难者：

北平最底层劳苦大众

林语堂曾言：“北平最大的动人处是平民，决不是圣哲的学者或大学教授，而是拉洋车的苦力。”话虽如此，但若给人力车夫画一个群像，也是极难的。农民、工役、小贩、失业学徒、游手好闲的浪荡子，都混杂在车夫之中。日本学者房福安原做过一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车夫占到北京人口的7%，遇上荒年灾景或是周边战乱，失措的农民涌入城里，这个比例恐怕还得上涨。

据传，人力车在光绪年间传入中国，最初的乘客正是慈禧。别看老佛爷的专车涂着名贵的黄漆，配上黄龙缎子的厚垫子，车轱辘却是铁皮的，谈不上舒适。辛亥之后，人力车换上胶皮轱辘，才在大街小巷流行起来。达官显贵出门入户，一度需要雇佣两个车夫，一个前面扶把，一个后面推车。随着车厂林立，人力车不再是上层垄断的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填补了公共交通的不尽之处。

如同老舍笔下的祥子一般，车夫终日与车厂纠缠不清。有实力开车厂的，大多与警察宪兵相熟，或在官场有人照应，称得上市井一霸。能自行置办洋车的车夫百无一二，绝大多数须仰仗车厂租赁，每日租金约三十枚铜钱，一旦生意不佳，甚至赚不回租车钱。但血肉之躯毕竟不是机器，街头常有车夫一阵狂奔后，猛地摔个跟头，就再不曾站起来，难怪李大钊哀叹：“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

车夫队伍里总有些惹眼的特殊人群，根据李景汉先生的调查，旗人占了车夫不小的比重，超过两成。清代规定，旗人子女不得种地经商，不得擅自搬离北京，只能做官当兵。进入民国以后，多数旗人子弟迅速败光家业，又无一技之长，只好穿着朽败的绸缎衣服卖苦力为生。昔日皇族沦为街头车夫，许多旗人深以为耻，隐匿身份不肯告人，甚至有人记录了旗人女子拉车的奇景。

一些老年车夫腿脚不利索，只能租赁破车，周转于蔬果市场，帮小贩运货，毕竟这活计无须快跑也无人呵斥，但当真是做牛做马，挣一点活命的饭钱。这些老人，如同老马一样，家人一旦染上疾病，也无闲钱求医问药，只能听天由命。

世道艰难之时，底层公职人员也选择加入车夫队伍，他们多是从外地来京，出任无甚油水的小官，薪水微薄却拖家带口，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他们往往下班后去车厂临时租一辆人力车，不紧不慢到戏园子外蹲守，待好戏散场后拉观众回家，业内称之为“拉晚儿”。

劳苦终日的车夫，最盼望的大抵只有三种情形：一是遇到深宅大院包车，大户人家一般自己养车，出现故障无须车夫操心。每日主业是送夫人上街、接少爷放学，趁着清闲还能赚点外快。逢年过节，体面的雇主还会分赏钱、送衣裳，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二是遇到出入花街柳巷的乘客，不少嫖客出手阔绰，随意的打赏足够全家一天的开销。若是在八大胡同拉上一个风尘女子，还不免偷瞄一阵饱饱眼福。三是遇到外国客商，洋人大多不还价、也不要求跑得快，喜欢走马观花、四处闲逛。赶上旅游的好时节，人生地不熟的洋人坐上车，想去皮货、古玩、铜器商店，自然全凭车夫带路。不少车夫长年做洋人的生意，早有点对点的店家，洋人采购过后，店主会给车夫十分之一的提成，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暴力捣毁电车：

政治斗争下的莽撞自救

长久以来，人力车夫皆以弱势群体面目示人，但1928年前后上演了一出小插曲。这一年，北伐军入城，北平进入新时代，国民党迅速组织了各行各业的工会，人力车夫也有了自己的组织。

腰杆挺直之后，人力车夫工会逐渐生出事端，矛头直指有轨电车。早在1924年电车就在城内运营，市民大为便利，却挤压了人力车的生存空间，只能走街串巷接一些零散生意。车厂曾出面交涉，电车公司曾许诺开办粥厂接济生计困难的车夫，但也久无下文。

自从有了工会，车夫有了叫板的资本，先是要求电车提高票价、缩短营业时间，又欲“齐集电车轨道上，以阻碍电车之运行”。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元勋熊希龄为促社会进步，自掏腰包开通西直门至香山的线路，却引起人力车夫群情激奋，聚众拥至政府请愿，喊出“打倒欺世盗名老奸巨滑犯法的熊希龄”“打倒假借慈善名义实行发财主义的熊希龄”这般口号，令老人心寒不已，从此对公益事业心灰意冷。

不单对外争权，工会内部也变了味。车夫入会，先得缴纳费用：本人入工会，须纳二十枚。凡工友之冠婚丧祭，每人均须送礼二枚，约计每月须担负四十枚。如此一来，工会倒像一个衙门。各个区域的车夫，在工会庇护下划分势力范围，排挤工会之外的同行。即便是工会内的工友，也须严格遵守最低价格标准，一旦发现有人低价揽活，严惩不贷。到了1929年，工会势力膨胀，甚至出现了车夫与警察、宪兵互殴的案件。原本人见人欺的车夫，一朝权在手，也难免滋生出不少社会问题。

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1929年10月22日的捣毁电车风波。人力车夫与电车公司结怨，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次工会选举。是年，受命组织北平总工会的国民党地方元老张寅卿被排挤出权力核心，遂意图制造混乱干扰选举，却遭到强硬回击。眼见大势已去，张寅卿授意表弟陈子修等人寻衅滋事，人力车夫成了被煽动的主力。陈子修历数电车公司对车夫的欺压，鼓动道：“砸了电车你们才有饭吃。砸吧！出了事我们负责！”车夫或由于无知，或为泄私愤，手持铁锹木棒，拦住电车，殴打司机，打砸车厢，捣毁轨道。在西单、西直门、天桥、宣武门一带，电车内的玻璃、灯罩、座椅被砸得粉碎，唯有马达完好无损，盖因车夫不懂电路，害怕触电不敢动手。暴动的高潮，车夫抬着汽油和木柴奔向法华寺，放言一把火烧了电车修理厂，警备司令调来机关枪，才将事态平息。

事后，电车公司汇报损失：被砸毁有轨电车六十三辆，其中机车四十三辆，拖车二十辆；砸毁电车站阁五座；轨道岔子被掘十处；各类物件被砸三百多件；遗失票款、车票一百三十起；司机、售票人员被殴打成重伤十四人，轻伤十人。陈子修等首恶之人被警方逮捕，旋即判处枪决。另有千余名闹事车夫被羁押，大多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盲从者：“昨日命令打电车，并令右臂缠红绳为记，至于为什么要去打，本人实不知道……”

从底层窥视政治：

骆驼祥子如何认知中华民国

民国时代，在知识分子身边，人力车夫是最易接触到的劳苦大众，因而他们也在不知不觉里成为底层人民的象征。正如蒋梦麟所言：“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鲁迅、刘半农、郁达夫、胡适、沈尹默等文坛名宿，先后为人力车夫发出呐喊之声，陈独秀、李大钊也断言车夫的境遇“背乎人道主义、讥于经济原理”。这一群体，不出意外地成为民国社会学研究的热点。

众多研究之中，以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最为全面。他自美国留学七年归来后，用了四年的时间，对北京底层民众生活进行了细致梳理，其中以人力车夫最为典型。他调查了车厂运营及车夫的衣食住行，指出了这一群体的生活现状以及与近代化的冲突和妥协。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也不乏社会学研究者跟踪车夫生存状态，留下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扎实的调查。但其中最能引起笔者兴趣的，却是黄公度发表在《社会学界》上的《对于无产阶级社会态度的一个小小测验》一文。这篇调查关注了北平人力车夫的政治态度，让底层民众有机会亲口描述自身认知，令后人得以对民国时代的政治普及性一窥究竟。

1929年，黄公度邀请了100位人力车夫，将他们逐一请到家中做客，令他们对一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这看似不难，实则费时费力，单独作答虽然保证了客观性，但常令车夫语塞，无法在贫瘠的认知里找到合适的词汇。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繁琐的方式，使之区别于普通的选择性问卷，透露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问卷分为社会、家庭、娱乐、政治、教育五个部分，每部分设置4-6个问题。由于刚刚经历捣毁电车风波，受访车夫在此前两年的社会政治运动里耳濡目染，经常能蹦出一些时髦的革命词汇。譬如提及工会，100位受访车夫给出了10种答案，有人能说出“工人利益的代表机关”“办交涉的地方”这样的答案，着实不易。但谈及工会目的，这些人却给出了34种答案，既有“联络工人”“商议公事”“实现民生主义”这般冠冕堂皇的回答，也有“开会游行”“要会费”“打倒电车”“打倒汽车”这般明显受到此前社会风波影响的观点，更有“办坏事”“捣乱”“管闲事”这样的误解。

当然，最能集中体现车夫们纷乱政治认知的，是政治方面的5个问题：中华民国是什么？你爱中华民国么？什么是革命？革命好不好？国民政府是什么？在三个需要车夫自行描述的问题里，调查者收到了五花八门的答复。问及“中华民国是什么”，43%的车夫给出了“我们便是”“我们的国家”的答案，可见民国观念足够深入人心，88%受访者表示热爱民国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了。但当谈及“什么是革命”，答案顿失一致性，100人给出了多大41种答案。颇为有趣的是，“打倒XX”成了主导句式，打倒的对象包括土豪劣绅、共产党、不好东西、外国人、反动派、帝国主义、吴佩孚、贪官污吏、军阀、坏人、张作霖、资本家、日本、一切，占到了答案总数的三分之一。

此外，造反、捣乱、乱世、没有饭吃、打仗、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类消极回答也为数不少。自辛亥以来，各方势力盘踞，楼头频换大旗，确实令平民对“革命”字眼避之不及，有45%车夫不支持革命，10%表示对革命态度难以言说。至于“国民政府是什么”，虽有14%受访者回答了“三民主义”，但也有12%的人回答“不知”，28%的车夫简单归为“官府、做官的”，其余答案中也能轻易看出民众对权威和领袖的驯服：顶大的官、阔人、大总统、总司令、公安局、孙中山、蒋介石……

据黄公度调查，车夫大多目不识丁，他们的政治知识，大抵是在酒馆茶肆听书看戏得来，也与不断张贴粉刷的标语密不可分。由调查可见，在北平最底层的人力车夫中间，政治教育也并非一片空白，他们热爱国家却厌倦以革命为名的动荡，只可惜在民国时代，安定时局终是一场幻梦。

（本文参考资料：《北京的人力车》，任有德口述、李英夫整理，收录于《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929　年北平人力车夫捣毁有轨电车事件》，作者王煦，《文史天地》2014年第4期。《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作者杜丽红，《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对于无产阶级社会态度的一个小小测验》，作者黄公度，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