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利/文

试想象此时此刻的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将拥有世界第三大的总人口（5.1亿）和劳动力（2.3亿），以及近4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它的GDP（以国际汇率计算）超过17万亿美元，与美国相差无几，而略多于中国与日本之和；它以约2.7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一，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它将拥有一支180万人的武装力量和超过500枚核弹头，军费超过2200亿美元，其在文化输出和国际事务上的软实力更将无远弗届。

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一幅“欧洲合众国”肖像的轮廓依然诱人。遗憾的是，在诱人的轮廓下，“欧洲合众国”的理念经过100年以上的漫长演进，其五官竟越发模糊了。这不只体现在一些最表面的指标上，例如语言的高度碎片化（欧盟共有24种官方语言且没有任何一种在人口上具备成为通用语的潜质）和政治文化的长期离散（法国、低地诸国与德国西部的代议政治已高度成熟，而东欧诸国脱离苏联霸权不到30年），也体现在最近10年发生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局里：无论面对2009年欧债危机、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还是2015年以来的难民问题，欧盟成员国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的集体行动更为瞩目。作为几乎没有实质程序民主的跨政府机构，欧盟与欧央行的名声，近乎阴谋论中控制世界的秘密结社，只不过其行径更加明目张胆；更糟糕的是无论左翼还是民族主义右翼，都越发视欧盟为德国政经霸权的白手套。

内圣外王·欧盟在世界历史上的虚荣与真实

《新的旧世界》付梓于2009年，收录了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自1995年以来就欧洲和欧盟问题写作的10篇政治评论。在2017年的今天，这意味着本书在时效性上不可避免的缺失：上文提到的定义了当今欧盟地缘格局的几个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新的旧世界》成书以前，而在书中收录的一些年代较早的章节里，安德森甚至保留了他当年对法国希拉克政府的评论、以及对西德迁都柏林之后的展望。

不过，佩里·安德森企近当代欧洲的手段并不在于对时事的即时分析，也不只在于对欧盟制度演进脉络纯然历时性的梳理，而在于其对欧洲一体化之思想光谱与历史系谱的高度综合。《新的旧世界》中列举了若干种学术界对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其中既包括由美国政治科学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在1958年提出的解释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也有德国政治学家赫弗利德·明克勒所主张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亚帝国”学说。

在恩斯特·哈斯看来，欧洲煤钢共同体/欧共体的产生源自民族国家对主权的策略性让渡而非原则性放弃，目的是实现普遍市场准入与资源跨境流通。因此，首先从关乎经贸利益的功能性领域展开，终将因应内在需求的不断增长而逐步涉入各国政治领域，成为对各成员国内政的影响超越一般国际条约、但并不否定其主权地位的超国家建制。而关注宏观地缘战略胜过技术性细节的明克勒，则更看重欧盟的形态与位于旧世界边陲的地缘位置相对于美国离岸霸权的世界-历史层面的优越性，认为这意味着西欧能够、乃至不得不在其边缘地带（例如斯拉夫-东欧、伊斯兰中近东和马格里布与非洲前殖民地）的治理中扮演近似于古典帝国的角色，令欧盟在大西洋东岸与欧亚大陆西陲成为一个“亚帝国”体系。

在这两种解释路径当中，佩里·安德森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这并不意味着他拒斥对欧洲一体化进行世界历史层面的审视：对安德森而言，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与匈牙利“十月事件”刺激了他所在的整个英国新左翼学圈，而1957年奠定欧共体基础的《罗马条约》只是这枚硬币的反面。安德森所批评的是在明克勒、乃至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期间在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身上体现的一种地缘政治的乐观主义，认为欧洲的统合至少可以在理念上打破西方世界的单极格局；安德森激烈地反对这一研判，认为欧盟在美国霸权秩序中始终扮演着辅助而非自主的角色，无论是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还是在巴以问题上。安德森断定，现实中的欧洲一体化必须置于美国霸权秩序的框架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这是一个贯穿《新的旧世界》前后14年写作历程的基本判断。

随着欧洲一体化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局限性被揭露，一切关于欧洲统合的抽象幻想和期许的破灭成为逻辑的必然要求。但安德森对欧盟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并非全然悲观。在《新的旧世界》里，安德森审慎地表扬欧盟是“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最后的一个伟大成就”。这不是因为他认同所谓世界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因为在数十年时间里，欧盟以几乎完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西欧与东欧（包括了旧奥匈帝国全境、巴尔干一部与波罗的海三国）形式上的统一，第一次将罗马帝政时代以来城市化始终更彻底且收入水平始终更高的西欧与始终更落后的东欧置于一个高度（但不完全）连结的欧洲共同市场。换言之，欧盟的东扩，即便在策略上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为先导，但在结果上仍具有世界历史层面的意义。

不过，欧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在其内部政治层面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对佩里·安德森而言，欧盟源于一个消灭欧洲诸国地缘政治的许诺，但在60年内外部因素的持续作用下，这一点也看不到实现的迹象。

靡不有初·重新丈量欧盟的纵深

从围绕《里斯本条约》进行的公投攻防战，到2009年以来弥漫于欧洲的对欧盟官僚主义与德国霸权的指责，无不昭示着欧盟权力与成员国主权间的紧张关系。在表面上，这似乎暗合了前述恩斯特·哈斯的解释，是在成员国出于功能性需要让渡主权、以完善欧盟这一超国家建制的过程中自然应运而生的一种张力——这也是构成当代政法学界庞杂的“欧盟学”文献体系的重要础石。但对于这一问题，佩里·安德森显然更倾向于通过与新功能主义理论相对的、以艾伦·米尔沃德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切入。

米尔沃德认为，战后欧洲的一体化既非各国间经济社会高度依存倒逼的结果，也非笃信联邦主义的技术官僚集体彼此串联勾兑的产物，而是各国自主自利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以西欧各国对“二战”共同的灾难性经验为前提，背后则是战后欧洲政治最根本的改变：对五六十年代的西欧选民及政治家而言，废墟上首先需要的乃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安全，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安全服务于对收入、福利与其他社会权利的保障。这标志着对“二战”前追求对外均势与对内稳定的精英主义政治的扬弃，令欧洲的一体化成为一个与战后西欧政治、经济民主化交错共进的过程，而非对民族主权国家的压抑或褫夺。

如果佩里·安德森更青睐或同情米尔沃德的观点（《新的旧世界》就是一部献给米尔沃德的著作），那么他也就不得不直面米尔沃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一个与战后西欧民主化相辅相成的机制在结果上不但孕育出一个从一开始就缺乏程序民主的跨国组织，反而在21世纪的今天威胁到成员国的民主健康？这是安德森对米尔沃德理论批判的起点。他认为米尔沃德的新现实主义理论高估了战后欧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经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而过于低估了精英技术官僚和各国现实主义决策者的影响。而这两大因素在安德森于《新的旧世界》中所使用的历史学家式的现实主义眼光里，则具象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两大推手：其一是5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推手让·莫内（Jean　Monnet）,其二则是法国、德国与意大利各自的政党政治，与对欧洲一体化形势的研判。

《新的旧世界》对让·莫内的描绘无疑是复杂的。一方面，安德森事无巨细地罗列了让·莫内在从政前游走于世界各地经营企业的经历，似乎在强调其作为战间期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安德森也认为，让·莫内作为国际金融资本家的身份以及与美国政治精英的亲交，最终都为欧共体/欧盟组织对内的非民主化与对外的服从主义倾向埋下种子。正是以莫内所在的联邦主义技术官僚集团为枢纽，美国（防共反苏）、德国（重获承认与扩大市场）和法国（制衡德国）的现实利益才能在直到60年代为止基本就欧洲一体化问题保持一致，推动欧共体度过其第一阶段。

进入70年代，贯通西欧诸国的福利国家指导思想在石油危机中受到冲击，而随着英国的加入与美国对欧洲进一步统合的兴趣淡化，欧共体内不同政策优先选项间的平衡被彻底洗牌。在1986年通过、至今仍奠定欧盟制度基础的《单一欧洲法案》中，这一欧洲统合的范式转移体现得淋漓尽致：对需求扩张、全民就业和社会安全网的追求为新的货币主义与紧缩财政思想所取代，新的货币联盟（EMU）提上日程，但欧共体/欧盟政治机构的机能仍维持在《罗马条约》的水平。除欧洲议会以外，欧共体/欧盟的权力完全不经民主选举产生，而即便得到了民意认可，欧洲议会也不过如墨洛温时期的法兰克封建会议一样，受制于形式上为上议院、实质上扮演欧盟立法机构角色的部长委员会（现名为欧盟理事会）与主导欧盟行政端的欧盟委员会。这一过于失衡的制度本已令欧盟在政治上成为无本之木，而欧元的引入则令现行欧盟制度陷入更深的危险：欧元区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虽然安德森并未在《新的旧世界》中明言，但这正是2009年欧债危机延宕数年未决的症结所在。

宅兹欧洲·泛欧罗巴想象的克服而非超越

自19世纪以来，泛欧罗巴主义的历史几乎与浪漫民族主义一样古老。从民主主义的加里波第、马志尼到极端精英主义的理查·冯·库登霍维-卡勒基，都曾呼吁欧洲从大国协调外交走向更深度的统合，通过在内部唤起一种可信的、足以约束各国国族主义情绪的泛欧罗巴公民认同，以实现康德主张的真正的永久和平。但在20世纪，欧洲统合已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建设抽象的世界政府的乌托邦工程而存在，对泛欧罗巴即便最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可能逸出具体的现实政治的范畴：欧罗巴曾梦想实现世界所有民族国家间的广义共荣，如今只能寻求欧亚大陆西陲的一些民族国家能够在美苏洲际霸权的夹缝里寻求狭义共存。

对于仍对这种理想抱有憧憬或敬意的外界观察者来说，《新的旧世界》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克服了这种对泛欧罗巴的想象：欧洲诸国间诚然有着长久的文化牵连（即便从未被置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这一点同样是外界观察者需要补习的），但通往欧洲一体化的路径与其说是一贯的，不如说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它从来不是理想和现实的一拍即合，却也不会因个别短期事变或长期趋势一哄而散：它的政治基础薄弱，却足够扎实。在这一点上，《新的旧世界》用丰富的评议和举证为事先不甚了解欧盟与欧洲政治演变的观察者划定了一个堪称合理的边界，即便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叙事常常是可以商榷的。

今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本年度盟情咨文中，宣布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与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与欧盟理事会不同）将在2019年合并，而欧元区也将在后脱欧时代加快统一全欧盟的步伐。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议下，虽然困难重重，但欧盟也将把统一的财政政策纳入长期改革的日程当中。在勉强挺过了2009年以来的一系列动荡之后，布鲁塞尔再度展现出了维持欧盟事业存续的制度韧性。《新的旧世界》的重点在于分析矛盾而非综合结论，佩里·安德森没能为他所克服的泛欧罗巴想象提出一个明确的、代表新左翼立场的替代方案，但至少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欧盟未来的动向面前，这位久居美国的老将还将使出什么智识上的新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