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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中国 | 姚谦:人生需要思考如何“下台”?

孟静2018-01-24 16:02

 

 

 

孟静/文


从萧亚轩、李玟、到刘若英,从《鲁冰花》到《味道》、《我愿意》,这些成功的流行音乐/音乐人背后,都有一个影子——姚谦——的存在。

 

在音乐业既是唱片公司老板,更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大师级人物。但姚谦认为,他的创作量并不高,写词也很艰难,不像林夕那么高产,有段时间他一首歌的创作周期甚至需要一周——自嘲是“周期性的江郎才尽”。这些早年作词的创作灵感,很多来自他的大量阅读。

 

“早年作词也是在阅读之后,那个当下的结果。”在新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里,姚谦讲到,“书和艺术品是记录我生命的重要物件”。家里的楼梯两边放着他每天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一边堆满书,一边挂满画”

 

访谈:

 

阅读与书写者的视角切换

 

经观书评:最近在看哪些书?近期在国外的旅行在看什么书呢?

 

姚谦:这次来北京是因为11月2号有一个读书分享会活动,作者早期有本小说《相约星期二》,我把它鉴定为一个好看的小说,当时就没有选择读。这次作者的新书《弗兰基的蓝色琴弦》出版,我被邀请做分享,正好我有一个七天的旅行,就带了两本书,这是其中一本。

 

另一本是凯文·凯利的《必然》,作者是70岁的老先生,讨论科技与未来。这本还没看完,而《弗兰基的蓝色琴弦》我倒是看得很享受。

 

经观书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书,或者书里的人物和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和感受?喜欢的作者或喜欢的书?

 

姚谦:喜欢的书或作者,都是会有一个时间性的,后来的喜好也都是记忆性的。


有许多作者、书名都在脑子里,但很难去比较。此刻我想到的是年轻时阅读的一些书,尤其是《三三集刊》的那些人,朱天文、朱天心、谢材俊(现名唐诺)等等。那时期他们的文章,都在书写着“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主题。年龄上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大姐,而我下一步就会走到那个阶段,会用他们的角度看世界。

 

特别是朱天文,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强烈的感受,虽然这些年来她特别低调,但每回她出的书,都让我看后有很强烈的想法,重新再检查这个世界。文笔好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有透彻、冷静地看世界的方法,那个方法对照人存在的价值,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荒人手记》是我现在还会记忆犹新的一本书。不是因为时间久了,而用美好、想念、怀念来对照自己已经逝去的心情、年纪、时光,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记忆那本书,而是到现在还是会觉得,书里写的很多还是可以对照得上。

 

 

经观书评:从你个人角度来看,文学创作跟写词在创作手法上有什么相通和不同的?

 

姚谦:我不敢说我有文学创作的能力。


其实我一直想写小说,《脚趾上的星光》算是我第一次尝试,但是用书信体,而且不是很长。最近我在看《弗兰基的蓝色琴弦》,越发觉得小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像一个电影一样。要写出精彩好看的小说,我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写些散文、随笔,可能还不好意思算是文学创作。

 

歌词创作是我写了很长时间的,要用我浅薄的文学书写与歌词创作对比的话,其中共同点是:当在书写时,必须变成一个书写者。即使是心里想说的话,当变成书写者的时候,就要维持一个书写者,甚至有点“小小的”三人称的视角去书写。这样所写出来的内容和表象——那些文字——才有被阅读的可能。而很多人的书写,比如写日记就是抒发,把心里所想写出来,但当书写变成一个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的是有被阅读的可能,这就需要换位思考,不同程度的换位思考。

 

不同之处很多,很大的不同是我的文学创作水平还不够,文学写作有更多的工作是书写前的规划;而歌词因为字数少,这个设定的区别就像是我在豆瓣的写词课。我录了几堂课到最后觉得内容其实差不多了,心中曾经想说的都说完了。而特别是长篇小说等等,可能需要考量思考的时间会更多。

 

 

故乡与心照万物

 

经观书评:书里第一篇《美好的原点》讲台湾,故乡、家乡,但是最后结尾“我也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这跟大多数写故乡的视角不一样,大家可能都是在说“回不去的地方”,你的视角是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都是一个观照自己内心的参照物吗?

 

姚谦:这要回到我的语言里,我写文章常说“对照”两个字。


包括关于歌词创作,就是我最常说的“对照”——“美好原点”,自己跟故乡其实也是内心的对照。因为世界不停地改变,而改变的不只是世界,世界的构成因素——除了我们所站立的土地、风景,还有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思考——也在变化中,才造成这个世界的改变。所以不只是外观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也造成对于世界的阅读,对世界的改变的阅读不一样。一个总结论,我们不停地在对照。

 

我总是这么觉得——倒不是要说服大家——所谓的安身立命,比如要融入这个世界,自在一点,能够不浪费人生的时间,因为我有不停地对照和思考,就不会造成生命的浪费,“对照”是一个需要做的事。“美好的原点”是表象的名字,表象是初心,其实对照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因为我们看到一切变化的节奏、速度和状态,所以我们才能对照着当时心里想的,对照着结果,取其精华、纯粹的部分,去参照,提取自己。

 

经观书评:此前你在书里写过“人对于孤独的追求,有时候是不容易的,是得付出相对成本的。”你也曾在媒体采访中讲过,“越是做的愉快的事情,结束的时候越是果断的让他结束,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所有的回头,只是让你的明天变得不好而已。”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吗?你怎么理解孤独?

 

姚谦: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有些事情结束的时候,果断地结束是好的。否则,那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结尾的原因,而造成当时的美好都消失殆尽。

 

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龙应台女士的文章,关于现在,特别是在国内,大家因为美国股票上市等等一些原因而得到什么,比如建了一个美术馆,或做了一件什么事。然而一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的成熟的思考——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法,我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兴奋:通过努力而得到一个辉煌的开始。但是,我们要考虑如何“下台”(退场)。“上台”跟“下台”之间,我们现在只考虑“上台”,所谓“下台”是如何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把一个美好的事情继续延伸——必须跟它说再见,交给更好的下一代,更优秀的人才——这是要思考的。或是一个产业的结束,例如唱片,它接近于结束——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结束,它是音乐时段的一个阶段过去了——我们如何去面对“下台”这件事。

 

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世界是相对无限存在的,需要相承相传,这时候真的要思考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把我们生命中“主观的”位置拿掉,而是用一个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这个对照在我的艺术品收藏中我比较常想到。比如唱片时代的结束,过程其实有很多的感伤和无奈,甚至到最后那些结束都不是那么地愉快,拉得过长,反而造成一些曾经美好的事,心里的印象和分数都拉低了。

 

关于我们可以如何“上台”?我可以开一个公司,我可以开一个美术馆,我可以做到美国股票上市,但是我如何交接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或是如果这个时代时不我与,不适合这个产业,我如何让它善终?例如当一个公司结束,如何让员工安全离开?我记得在唱片时代,我最后离开国际唱片公司。那时候我也在观察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大的转型,所以等歌手约满、员工拿到离职金离开,之后我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当时的确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对照生活,个人的生活里有很多的经验,比如写一篇文章,常常写着写着,觉得在某个时间点上,似乎有另一个声音说,该结束了,不要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其实常常会让自己陷入无法往前走的状态,一些让生活、心情苦涩、灰暗的原因,都是念念不忘。


 


经观书评:近些年意识到“初老未老”对你来说有哪些不变和改变的?

 

姚谦:当然有,意识到“初老未老”其实是已经进入所谓的“人生大悟”的时候。


如果将人生分成青少年、壮年、老年,到“初老未老”阶段,首先必须要面对的是生命进入倒数了,当知道生命进入倒数的时候,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一定有不一样的看法。假设你告诉自己还有5年可活,我应该怎么样?这跟你觉得现在人生正开始兴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的看法都会改变。

 

经观书评:这么多年旅居各地,台北、北京双城定居生活,你如何定义台北、北京这两个城市在你心里的印象?和最初的印象相比有什么不变的吗?

 

姚谦:台北跟北京,我当时没有特别强烈对比。


几乎所有台湾人,包括李宗盛,那时候大家都选择去上海,去北京很少,除非被公司、外企派来北京。当时我就是站在一个对照的思考角度,上海太像香港或台北这些我很熟悉的城市,而北京不太像。

 

而当时北京“大眷村”的概念,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各种的想象,既怀念童年的一些对照,又有一种深入到看似熟悉但完全陌生的,包括气候、温湿度都陌生的世界里,而这里的人却又那么地吸引我。我一直觉得台北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北京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地方。这14年就这样交错,近15年的时间居住下来观察,到今天为止,依然感觉北京在不停地改变中,而台北看似安逸不变,其实某种程度是停滞和说不出来的消沉感。这是我现在很强烈的对照。一个是在过渡期,一个是安静到有些往下坠落的感觉,无声的往下坠落。   

 

加入乐视以及对影音产业的观察

 

经观书评:2016年3月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加入乐视音乐?我看到新书里有一篇写到关于女儿给爸爸带来的变化,提到你选择一家公司的隐秘原因是,那位年轻有理想的创始人刚有了两个女儿,是指贾跃亭?

 

姚谦:对,我说的就是贾跃亭。


我到现在还是相信贾跃亭是努力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其实这些年来,整个大陆都出现心灵鸡汤似的激励,造成我们很容易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亢奋,在青年、壮年时,这是对于理想的充实。如果是一个身边的朋友,应该有人可以给出理性客观的支持,来对抗自己的过于感性、不够理性。

 

当时我选择乐视最大的原因其实还不是贾跃亭,是尹亮,乐视音乐的CEO,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观察者。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思考,音乐好像是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应该怎么找,也许参加乐视是一个观察的机会,一个观察者从事音乐产业,正好可以互补。尹亮说服了我,让我进入乐视,类似顾问的角色,不用上班,只要有事情,就会开会讨论。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乐视音乐里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人。虽然乐视现在看起来不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所有产业都有高潮有低潮。也许乐视音乐会转型,我还是相信这些人,他们可能会继续积存力量,或者散开在音乐产业。   

 

经观书评:你如何看现在的音乐生态,出现很多新兴的科技、模式,包括电视音乐节目,当下的音乐产业你觉得是良性向上发展的吗?音乐产业,包括艺术文创产业,你近些年的观察是怎样的? 

 

姚谦:大陆这些年,整个产业都已经开放了。


而且越来越在实体与网络之间,投资者与创作之间在寻找平衡。这个平衡是要思考的,否则电影院或视频节目,观众选择几乎很单一化。比如今年推理戏的兴起,并不是贫瘠乏味的穿越剧不好,而是我们有多元的需求。

 

关于视频,这些视频的管理者做的都非常好,很辛苦。我也接触过一些,他们的阅读量和广度都有,但没有吸引到投资者,因为需要做数据汇报。为了最后的数据好看,即使他们有意愿支持一些更独立的、文艺的创作,但投资者参与过度,影响力过度。这些都是要短时间回收投资的心态,业绩压力造成的。

 

这些困境反而在音乐平台上慢慢疏解,独立音乐人开始有一些渠道可以出来。这也是我支持豆瓣的原因,豆瓣一直有很多的音乐、电影爱好者在上面书写阅读,造成另外一个力量去监督投资者、电影院线。比如前不久的《相爱相亲》、《嘉年华》这样的电影作品等,会有好多类似作品,得了金马奖,但院线没有很好的排期,最后通过豆瓣获得了大量关注者的支持。

 

这就是大陆的视频文创产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如何平衡业绩投资者的压力,这一关过得了还是过不了?这是我们下一阶段要思考的。到目前为止,很多有钱的财主、土豪声音很大,甚至被各种流量、公关、形象包装鼓励,这两年已经到巅峰时段了。有没有可能过度了?这是我们要一起面对和思考的。整个文化产业在未来,在中国的能量值有多大?我相信未来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