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所学术风格剑走偏锋的学院。教授里头最著名的是彭慕兰，他在《大分流》里论证，欧洲在18世纪之前，生产力远远不如中国。在观点惊异、新颖程度上，弗农不遑多让，他指出英国的现代化最大推动力是陌生人聚集。

通常的教科书讲述现代化进程，按照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顺序，一步步过来，现代文明水到渠成，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罗素、马克思、约翰·穆勒，各派别的思想家都一致这么看待的，而詹姆斯·弗农以革新者的姿态宣布，以往观点都错了，英国是19世纪一下子爆发式冲入现代社会，仿佛一头冲进瓷器店的公牛。

旧时代的乡土英格兰

弗农认为19世纪之前的英国，跟法国、德国、意大利一样，均属于传统社会。在铁路发明之前，人们安土重迁，很少离开故乡。研究家庭社会史的学者劳伦斯·斯通发现，英格兰只有从男爵以上的贵族，才能进入全国性的婚姻市场，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方圆10英里内挑选配偶。

弗农搜集数据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在光荣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65%的英国人因为工作或婚姻前往他乡，这些移动是短途的，周期性的，离开的人大多还是要回到老家。就算是浪迹天涯、独来独往的流浪汉，行程也很有限，肯特郡的流浪汉移动距离不超过35英里。

这样的社会，必然是重视乡土人情的，类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描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

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英国有民主宪政，而中国实行东方式专制主义。弗农早就预料到这点，指出英国在19世纪后才有了现代意义的选举。尽管议会选举在18世纪中期就很普遍，但只有20%的选区出现竞选，因为一个选区里，就那么几个大家族，权柄在各家来回更替，选民的投票热情也不大。

所谓选举形式通常是这样的：想当议员的头面人物摆宴席，请乡里乡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整个过程很少有硝烟弥漫的政斗气息，反而充满了节庆的快乐气象。乡绅款待庶民，庶民尊敬乡绅，候选议员的政治纲领一旦跟本区利益抵触，便声望受损。

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一个政治家声称自己是爱国者，首先意味着他热爱本州，其次才是热爱联邦政府。英格兰也同样如此，乡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拿破仑争霸战是三四个世纪以来，不列颠遇到最大的外来威胁，即便到了这个时刻，许多英国人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清教徒的大本营东英吉利地区，地理与外界隔绝，没有征募抗法士兵。这里沼泽裸露，水系丰沛，天高皇帝远，政府力量很难进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才从这里动员到足够的士兵。

在苏塞克斯郡的小镇东格林斯蒂德，治安官调查询问了556个适龄男青年是否愿意战斗，有34个人已经入伍，有169人表示一旦法军真的入侵就会入伍，还有人表示只有法军到了本镇地界才会入伍，其他郡县是否沦陷，跟我们无关。

英国版“闯荡北上广”

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这世上的陌生人毫无交集，永远不会相识。一个住在腹地平原的村英国人，向他卖杂货的摊主，向他传教的牧师都是熟人，一辈子都碰不到几个外人，如果去伦敦打工，他会看到大街上黑压压的，到处是陌生人。他要和陌生的工厂主打交道，和陌生的租客合住，和陌生的路人挤巴士，与陌生人共处一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坐在咖啡店里的文人，观望着街上车水马龙，产生一种在庞杂人群里怅然若失的感受。华兹华斯用“流动的盛宴”一词，描述现代生活的脱序状态，诗人反复采用水流、激浪这些意象，来捕捉城市不断流动的感受。

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诉说道：世上最孤独之事莫过于第一次与伦敦街道的邂逅，他站在往来人流的中心，这些面孔穿梭不停，不与他交谈一词；男男女女匆忙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于陌生人而言却是谜一般的存在……

港台偶像剧里经常有这样的套路桥段，男女主角在地铁站、公园转角处擦身而过，非常凑巧得错过。这一幕绝无可能发生在熟人社会，小城镇里人们同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浪漫又忧愁的“擦身而过”，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特有现象，只有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陌生人之间在物理上会相处一室，在心理上却无限隔绝。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对此颇有感触，尤其是对北漂、沪漂而言，当他们从小镇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市中心，类似陌生疏离的感觉油然而生。戴望舒写《雨巷》，施蛰存写《梅雨之夕》，依凭的都是同一种都市生活情景。

城市的五光十色让文人墨客晕眩，却让学者更加镇定，詹姆斯·弗农敏锐地看到，在浪漫情调的表象下蕴含着危险。来到伦敦，相信一个陌生人是危险的，他很可能是个骗子、扒手。杂志提醒女性出行一定要结伴，不要在商店橱窗、公交车站徘徊，不要回应任何一个陌生男子的招呼。

把几十万陌生人放在一起，安居乐业，这是件难事，只有现代化的组织手段才能应对。在农业社会，相邻的村子经常因为争夺水源、田地互相械斗，《罗密欧与茱丽叶》里两大家族世代为仇的情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阿拉伯有句谚语:我和我的堂兄弟一起对付外人,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对付我的堂兄弟。

假设一个社会成功做到陌生人凝聚起来，那么它将获得巨大的收益。亚当·斯密曾推理：传统式自给自足的家庭，可以自己种田吃饭；但维持一个面包作坊则不同了，需要一个村庄的规模，维持一个面粉厂需要一个城镇，有足够多的消费人口，才能维持一个更高效的经济单位。詹姆斯·弗农抓住这个论点，在书中反复强调，英格兰是第一个突破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国家，富有最早、最成功的城市化经验，因此得以构建陌生人社会。

詹姆斯·弗农反复强调，“人多力量大”，其他现代化因素，新教伦理、科学革命远不如人口来得重要。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持相同看法，他说加速工业革命的不是煤炭，而是人口规模，催生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反过来，更多的劳动力聚集起来，支撑了规模更大的企业。

19世纪后期，兰开斯特郡的纺纱厂，员工平均人数从108人增长至165人，像帝国化学工业、联合利华这些企业巨头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无法想象，一个中世纪社会能存在如此庞大的经济体。

受雇佣的工人大多来自乡村移民，19世纪中叶，伦敦二十岁以上的人，只有一半是本地出生，其他工业化地带（苏格兰中部、南威尔士）四个居民里有一个是外地打工仔。伯明翰的外地人占总人口的41%，比伦敦还要高。1811年，只有伦敦的人口超过10万，而一个世纪后，英国有41座城市达到这个规模。把城市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不出差池，是构建陌生人社会的关键，而恰恰在此，詹姆斯·弗农犯下了关键性错误。

他和黄仁宇犯了同样错误

在华语学界里，跟詹姆斯·弗农观点最接近的是黄仁宇。辉格史学家赞美“英格兰人是自由的民族”，左派声讨“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詹姆斯·弗农觉得民主不民主，一点也不要紧，“陌生人”的聚集组织最重要。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落后，不在于君主专制，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管理效率低下，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万历十五年》的主旨高论，转化成村夫村妇都能听懂的大白话，就是“社会这么乱，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如果父母官掌握了数目字管理，我大明朝不可能完的”。

黄仁宇应该看看当时不列颠的情况，英国同样呈现小政府模式。在欧陆革命的184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力缺乏，13%的市镇几乎不存在警察局。在苏格兰最北部的斯凯岛，只有一个督察，他要走上3000英里，才能巡视完毕。

伦敦这样的大城市稍微好些，具有完善的警察机构，但远远不够控制局势，每900个居民只有一个警察，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平民与警察的比例为600:1，到了1881年，全国警察人数仅为3.2万。碰到大规模骚动事件（例如1926年的工会总罢工），政府还要另外抽调部队，才能压制场面。

英国统治的特色，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控制最大的统治范围。除了警察和邮政局两个机构外，一个普通英国人一辈子几乎碰不到衙门了，詹姆斯·弗农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直到20世纪初仍是小政府，还能治理得井井有条。

答案在于，《权利法案》、人身自由保护令、陪审团制度。英国的司法是公正的，获得民众的信服，英国的政府是良善的，民众不必担心横征暴敛。晚清大使郭嵩焘去了英国后，发现维多利亚女王虽然是个虚君，却仍受臣民的爱戴。他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中国人畏惧君王，只是畏惧其权势，一旦主上暗弱，底下人就起了不臣之心。

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商业化、具备契约精神的陌生人社会，能在专制政体中建立。在近代中国，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是因为这座城市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跟大清朝的腐朽气息绝缘。按照黄仁宇的理论，上海五方杂处，是冒险家的乐园，以龙蛇混杂闻名，完全属于数目字管理的反面教材，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沃土。

任何技术条件下的良政善治，包括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建诸于价值观虚无的基础上。詹姆斯·弗农认为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愚昧专制的英国，能成功步入现代社会。

在探讨英国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里，詹姆斯·弗农并不是最大胆的一位，艾伦·麦克法兰提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英国在13世纪就已经有了现代性的因素。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谈到，英格兰早在1250年已经有了发达的市场，发生了劳动力的流动，土地被当作商品，彻底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确立。表面上看，13世纪的英格兰是乡土社会，实际上蕴含了现代化的种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都是种子自然而然发芽生长的产物。

麦克法兰收集了从14至18世纪每一项幸存史料，进行手工及计算机的处理，其论证之详实，逻辑之缜密，令人叹服。他的著作问世后，英美学界虽然发出了五十多篇论文，但没有一篇能完全驳倒麦克法兰。

而《远方的陌生人》则给读者截然相反的感受，书里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从新闻出版，火车电报的发明，再到人口普查，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没放过。然而你读得越多，会感到越多的困惑，这么多冗余的材料无法支撑陌生人社会的理论。

在部分章节，作者甚至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比如英国家庭的私人性，工业革命刚开始时，44%的家庭都住了一个外人，他/她可能是仆人、家庭教师、远房亲戚，或者是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拿钱交房租的住客。穷人的孩子有7年学徒期，放在师傅家里寄养，到了20世纪孩子才在自家住，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模式才成型，换而言之，19世纪前的英国家庭陌生人比例高，反而显得非常“现代化”了。

总而言之，作者的雄心无法跟他的才华相匹配，他试图用陌生人理论作为一个“万金油”，来解释社会发展，学术功力却捉襟见肘。我们也不能对他求全责备，毕竟现代化是个非常复杂的历程，不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