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文

2017年，延续去年的整体格局，在出版领域似乎谈不上有惊天动地的变化，有时甚至可以说略显沉闷，尤其是在是深度出版领域，过于喧哗的声音拒绝了深度思考。历史图书或者是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却有不俗的表现，好书有应接不暇之感。

世界史的奔流

2017年，国外世界史作品的大量涌现，无疑代表了这个趋势。此中，既有严肃的史学研究，亦不乏较为通俗的普及读物。

与此前的历史写作不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区、国家的历史，而是将人类史视为宇宙历史的一段插曲，尝试重新定位人类在宇宙演化进程中的历史坐标。其《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召唤史前史与人类史的互通，将人类的历史置于生物圈甚至整个宇宙的历史之中，在当下学术和知识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试图打破学科界限，提供统合性的新知识，讲述了从宇宙大爆炸至今，宇宙、地球、生命、人类的“大历史”。在人类愈发自我中心主义化的今天，将眼光放大到绝地天通的历史境界，或许可以避免井底观天。

正如《海洋与文明》一书推荐语所言，“尽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但历史叙述却一直是陆地中心论的。作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水域，带领读者通过海洋来纵观历史”，著名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跳出陆地中心的视角，讲述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进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海洋在塑造自身文明的同时，以其无声的壮阔，也在塑造着人类的文明史。林肯·佩恩“出色的问题意识、优雅的文笔和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使得这本巨著尽管体大思精，但读来又丝丝入扣，这是一部海洋的知识史，也当得起知识的海洋。

正是针对人类的自我陶醉与生态迷局，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聚焦20世纪，认为这一时段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程度、规模与速度均为人类史上首见，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亚马孙雨林的退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伦敦的空气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将全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探索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改造，运用医学、生物学、气候学、农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于环境变迁做了很好的勾勒。作者“警告我们必须谨慎，并采取行动，以免全球社会以比我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逐渐逼近生态门槛”。

我们生存的环境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其实我们对于知识的认识也在不断演变，如何提供一个系统化的认识，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这些新角度也改写了我们的历史观。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于欧洲知识系统的变迁做了深入浅出的梳理，横跨了从1450年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到维基百科兴起之间的知识社会史。他侧重探讨多重条件下的知识。从现代之前的印刷出版的知识，到信息大爆炸时代的知识，以及各种知识之间交流、协商的过程。不仅关注个人，也展示了知识传播的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网络。本书延续彼得·伯克一贯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通过其努力，读者对于早期现代知识系统化、社会化、制度化的环境与机制可以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则质疑此前欧洲中心主义语境中的文艺复兴，通过梳理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脉络，他认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相近时期也有相当规模的文艺复兴，并且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在宗教、艺术、医学等多个领域有着密切互动。作者近年对于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其视角更加多元，提示我们关注自身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互动。

此前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历史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讨论，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格罗斯《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1941年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些都源于他们日常生活极为熟悉的邻居。波兰在“二战”期间损失惨重，作为波兰裔的作者却以绵密的证据，强烈的画面感，揭开了作为大国竞争与世界大战受害者的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一个灰暗的面相，在波兰开启了一轮自我反省。不过，正如托尼·朱特所言，“《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我们必须警惕人性与民族内部潜在的危险，对于此前的历史书写必须有更加审慎的维度，那种刻意消解历史丰富性的做法，无疑会导致我们选择性失明。

族群研究方兴未艾

性别、族群与宗教是近几十年西方学术前沿的话题，国内则在族群研究方面对此作了重要的回应，涌现出不少重要的著作，其中既有学术的推动，更有思想的交锋。

青年学者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于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如此宏大的话题，作者处理得游刃有余，对于西学的消化也颇为到位。

黄兴涛教授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引入概念史的视角，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这一探索既回应了西方史学研究的问题，又对于避免史学碎片化做出了示范。一百多年张之洞曾感叹,“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一认知，移之于族群研究，仍旧值得再三致意，本书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本身。

姚大力的《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在其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国史上的族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以及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作者对于西方的“中国认同”研究做了较深入的追踪，并以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做了驳正，认为应该正视与发掘中国族群认识和国家观念的丰富性。

与姚大力类似，钟焓具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其《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对世界著名内亚史研究学者波西和傅礼初、丹尼斯·塞诺等的论著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解读，梳理内亚研究的脉络。其中所处理的话题，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北亚、阿尔泰，又有方法论层面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等分野，还有日本西域研究的新动向。其中对于西方“新清史”的回应有着正本清源的企图心，让人眼前一亮。作为一部“内亚”研究学术史，显示了作者精湛的功力，如果后续从史书进入历史，相信也会取得硕果。

近代中国的再发现

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也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难点，最近新的历史叙述让人看到不少痛点，给平淡的历史研究增添了不少亮色。

海关是一个让近代中国人爱恨交织的产物，她既是列强欺凌中国的最好标志，又成为中国境内廉洁高效的治理范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新知识与新制度。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对于海关做了深入的讨论，认为，近代海关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支持了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方德万平实的研究，或许可以消解海关作为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阴影，让我们可以更平和而理性地面对这段历史。

王汎森教授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基于他数十年的研究心得，结合一些个案，展示了他对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集中思考。他以为，历史上的思想总是有一种互相交织的因缘在，思想涌现的前后左右，往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要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思想家，应当充分考虑思想形成的社会因子与思想传播的复杂性，试图探讨一种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强调“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本书的前半部与近代中国思想中“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一重大主题相关，着力于“思想与生活”互动。另一部分则聚焦“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研究方向与入手处。

韩策是近些年近代史学界的新秀，其《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属于厚积薄发之作，关注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与命运。本书既分析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流风余韵，绵延甚久，回眸这一批杰出士人的际遇，对于王朝时代的建制与更迭可以有更多深入的体会。

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聚焦近代历史上的“失语者”，关注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透过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问题的考察，挖掘这些读书人当时生活、行动与心境的互动。

近代其实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如何走进这段历史的深处，进而又走出历史的迷局，一直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这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思动力。

个体记忆的复活

个体记忆的萎缩是一件极为可怜的事情，因为这预示着学者有可能沦为知识动物，那些尝试重建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努力，尽管艰难，却包含着浓密的光辉，足以穿透那些陈陈相依的谎言与迷雾。

青年学者徐前进的《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复活了卢梭的个体记忆。卢梭作为复杂的多面体，既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时代的人，也是科学、迷信与伦理边界上的孤独者。生前在变形，死后又幻化。作者将卢梭视作现代解释学里的变形体，爬梳其故事在历史大时刻的不同版本，在那个知识体系分裂，理想无力改观现实，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生存理性交叠的时代，从普遍的破碎感里生长的理想既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一七六六年的卢梭”的生活史与思想史交织起来，成为一个包含诸多可能性的起点。本书所收集到的手稿档案和一手材料足以傲视群伦，有心人通过此书，无疑可以加深对于法国大革命与卢梭思想的理解，并找到其中的痛点。

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记者、汉学家费正清入门弟子白修德的个人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书，丰富而传奇的经历，充沛而生动的文笔，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中国、美国、欧洲各国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独具慧眼的思考。其中在中国抗战前线与陪都重庆的经历读来让人格外亲切，其灵光一闪的评论，无疑道破了不少历史的天机。

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太一样，是一部用脚步丈量出的行脚录，文笔格外精彩。自北京健德门出发，罗新沿古代辇路，徒步穿越北京、河北，进入内蒙，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他自问：“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或许这一次旅行，也仅仅是推进了一点，然而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关键在于研究者个体的践行，这既包括头脑的思考，更需要顾炎武一样的行游，文献是死的，人是活的，鲜活的历史现场配得上我们的徒步之旅。

梁漱溟后人梁培宽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还原了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相对于梁先生的思想，书信那种古老的文体能让人更细腻地感受到思想的跃动，其中不同世代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少老问题新问题纠葛一处，提示我们书信集的世界还远远未能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