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宇宙公路上的高速航员》

1982年5月，科塔萨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摄影师卡罗·邓洛普开着他们的红色大众房车驶上从巴黎通往马赛的南方高速公路，进行一场临时起意的探险：整个旅途不下高速，只在65个休息站停留，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沿途的见闻与经历。出发前，两人互相看看对方，充满能量地握了握手，异口同声地说道：“探险同伴！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出发驶向我们的终点！”虽然两人都是迷路专家，科塔萨尔坦言要是最后发现自己去了东方高速公路也是丝毫不稀奇的，“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启程，谁还能阻挡我们呢？”

他们带着打字机和照相机，像科考队一样如实记录下每天不同时刻的温度，每餐饭的内容，每个休息站的陈设，每一次房车停下面朝的方向。卡罗的镜头里，两人披着雨衣躲避突如其来的降水，树林之间拉起绳子晾晒衣服，粗暴地把牛仔裤剪短以抵抗炎热……书中所载最是平常却又都蒙上一层现实之外的色彩。除了两人互称“狼”与“小熊”，他们的红色大众也获得了来自神话的昵称，成为瓦格纳歌剧中的“小龙”。整本书读下来，真是最令人艳羡的伴侣关系，从生活到智识层面的陪伴与沟通，全然相配的幽默感。却也恰恰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早早知晓结局的后人，我几乎不敢翻到全书的尾声。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共同旅行。甚至这本两个人共同开始的书，最后也只留下科塔萨尔一个人结束它。探险结束后不久卡罗罹患恶疾，于同年秋天去世。在后记中，科塔萨尔写道：“我看着她开始她独自的旅途，去往我已无法陪伴她的地方，11月2日，她离开我，像一丝水线从我手中滑走。我独自完成这个故事。小熊，我知道，如果是我先于你离开，你也会做同样的事。你的手与我的手一起写下最后这些句子，痛苦不能、也永远不会强过你教会我去活的生命，正如我们在这场探险中展现的那样。我的旅途必须停在这里了，而你还在继续，驾驶着我们的小龙，继续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前行。”

最后一页，是卡罗第一段婚姻中诞生的儿子斯蒂芬·赫伯特所画的插画：苍茫云海间通向无尽与永恒的高速公路上方，长着翅膀的小房车，阳光耀眼。

2.《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克里斯》

1984年2月一个浸透雨水的早晨，胡里奥·科塔萨尔落葬巴黎蒙巴萨公墓，流亡巴塞罗那的阿根廷诗人克里斯蒂娜·佩雷·罗西没有出席葬礼。她拒绝接受他也会死的事实，宁愿只记得他活着的样子，年轻，健康，常在旅途中，有时带着一点忧愁（科塔萨尔曾对她说：“谁没有在某个秋天的傍晚六点钟、在巴黎、巴塞罗那、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特维的奥的某条街上，感受到一点忧愁呢？”）。

第一次见面，克里斯蒂娜脑海里冒出一个名词：“长腿叔叔”，不由得问科塔萨尔有没有读过韦伯斯的那本儿童文学，对方回答道：“当然读过。不过，你弄错了，这可不是腿，这是高跷！”有一年克里斯蒂娜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只手缝的绿色玩偶，随包裹附上的短笺上科塔萨尔写道：“一群流亡中的智利朋友建立了一个克罗诺皮奥俱乐部，给我寄了一打这种小玩偶。别被吓到：多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它很可爱。你想过克罗诺皮奥是绿色的吗？”——自科塔萨尔在《克罗诺皮奥与法玛人的故事》中创造了这种好似米罗抽象画中人物的“漂浮的，潮湿的，圆形的绿色家伙”，全世界的不羁、随性、醉心文学艺术的灵魂都找到了自己的名号。

在科塔萨尔去世三十年后的2014年，克里斯蒂娜·佩雷·罗西出版了《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克里斯》，第一次将数十年前这两位阿根廷作家在欧陆相识之后共处的十年中发生的往事一一记录，回忆、通信、编年与隔越生死的对话拼贴成这段“充满爱意的友谊”。而我格外喜欢在巴黎初相识之后科塔萨尔写给克里斯蒂娜的第一封信末尾那句话：“让我做中世纪挂毯里从贵妇手中饮水的独角兽，依凭它自己的方式，平静而愉快。”

3.《恋爱中的奥登》

1973年9月28日晚，威·休·奥登结束在维也纳的诗歌朗读会，谢绝了晚宴邀请，回到阿尔滕伯格霍夫酒店休息。第二天清早九点，他三十四年的伴侣切斯特·卡尔门依照他前晚的嘱咐敲他房门试图唤醒他，无人应答，这位对二十世纪最有归属感的英语诗人已在睡梦中故去。10月4日，奥登下葬于奥地利小镇科斯特腾教堂背后的墓园。那个十月的下午，——切斯特的继母、奥登多年的朋友桃乐丝·法尔南写道——“切斯特突然明白他再也不是任何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他在过去三十四年里把奥登的投入与感情当作理所应得，发现自己再也没有这一切了。尽管有那么多朋友和情人，他却在此生第一次孑然一身了。”

许多研究者和传记作者都曾试图记录和解读过奥登与切斯特的关系，桃乐丝的这句描述却带给我不同于其他的悲伤。她作为旁观者亲历了这个从安徒生童话变成格林童话的爱情故事，跟着她编年史般的记录，奥登的读者们也有机会遭遇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背后的起承转合。

最初的相遇是如有神启的瞬间，一位离开岌岌可危的欧洲越洋而来的英国诗人，讲座观众席里一个年轻的金发美国大学生，如奥登在《预言家》一诗中所写，在他儿时读过的各种大部头书籍里，爱都是它们从不大声说出的单词，直到多年以后意识到，它们都是“你存在的证据”，遇见之后，爱情的面目清晰，这张脸再也不会回到书中，投向对方的目光也再不会全无用途地落空。两年后，奥登遭遇背叛，第一次体会到如被魔鬼侵袭的暴怒，平静下来之后却从中悟得“圣爱”与“人爱”相统一的奥义。

那是他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却也是一种清楚的认知：不想过没有对方存在的人生。他写下后来流传甚广的《爱得更多的一个》：“如果爱意不能相等，/让爱得更多的一个是我”。从那时起直到奥登去世，他和切斯特始终保持着伴侣关系，无关对方不时带回的希腊或者意大利情人。

1974年5月，切斯特写信给他的父亲：“威斯坦斯后我崩溃了。我失去了我的标准。”次年1月，比奥登小十三岁的切斯特·卡尔门病逝于希腊，安葬在雅典的犹太人公墓。

4.《身份的记号》

2017年6月，西班牙文坛失去了战后最伟大的声音之一，塞万提斯奖得主胡安·戈伊蒂索罗逝世于摩洛哥。第二天，我找出他“胡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身份的记号》，距离上次读它已经过去四年，读完最后一幕掩卷的瞬间，我想，这本书依旧是我心中最好的书写内战记忆与流亡心理的战后小说。

内战后被迫流亡法国的纪录片导演回到仍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巴塞罗那想要拍摄一部作品，随着项目的进行，他不得不面对已经掩埋在深处的个人与集体记忆，恍然发现只有找回并正视这些记忆，才能真正找到可以自我认同的身份记号。然而，在那个努力遗忘内战三年中所有的丑陋与暴烈，呈现一派经济平稳、人心祥和之势的战后西班牙，这一切谈何容易。他开始走访儿时记忆中曾目睹过屠杀、焚烧、抢掠的地点，试图复原和记录历史。全书末尾，主人公站在巴塞罗那著名景点蒙特塞拉山的最高处，望着旁边多种语言的“出口”提示，直到这些代表“出口”的单词漩涡一般吞没他。这座城市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而他，面对这么多提示，却没有出口，找不到出口。

1966年，这本书像许多流亡作家的作品一样首先在墨西哥出版，英文版于1969年出版，而它第一次在西班牙本土面世要等到佛朗哥去世后的1976年。

5.《反面的爱》

2017年是马德里“同志骄傲大游行”40周年，此前击败柏林、洛杉矶等候选城市成为这一年“世界骄傲节”的主办城市可谓实至名归。春天的时候整座城市就已经挂上印有“爱你所爱，马德里爱你”的宣传标语，临近夏天，市中心更是有许多行人交通灯从往常的一个绿色或红色小人换成了两个手拉手的女性或男性小人，而且在骄傲节结束之后也没有再换回去，保持至今。

40年前，马德里第一届骄傲游行的时候，西班牙刚刚从39年的独裁阴影中摆脱出来，有一个15岁的男孩，刚刚确定自己喜欢同性，“我审判自己，惊恐不已，发誓永远不让人知道”。40年后，已经成长为作家的路易斯盖·马丁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反面的爱》。在小说的封底，他写道：“2006年，我在150位宾客面前和一个男人举行结婚仪式，在场的有我的发小、同学、同事，以及我所有的家人。29年里，我经历了和卡夫卡的主人公相反的变形：我终于不再是一只甲虫，而是一点一点变成了人。”

这本小说记录的就是这个反向“变形”、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从厌恶、慌张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过程。初读之下，它总让我想起自年少时代至今一直喜欢的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的《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和英国作家詹内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与《既然能正常为何要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之下，相似的挣扎与成长：五十年代躲在阁楼上写日记、被军人背景的父亲吓到瑟瑟发抖的美国男孩；六十年代被母亲关在家中“驱魔”、被置于教堂祭坛上受众人嘲弄的英国女孩；七十年代每天去马德里艺术协会的图书馆里想偶遇暗恋对象却不敢上前说话的西班牙少年……那是无数曾经有过孤独的童年、因为任何原因被孤立过、欺凌过的人都能迅速认出并与之共鸣的成长经历。

2005年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二个通过同性婚姻法令的国家，在西班牙国家电台制作的节目“佛朗哥时期的同性恋群体”末尾，我们能听到婚姻法令通过后第一场同志婚礼的现场录音，神父在仪式最后说：“我要把聂鲁达的诗送给你们：夺走我的面包，夺走我的空气，但是不要夺走你的微笑，不要夺走玫瑰”——从曾经的牢狱之灾电击之苦，到今天全欧最健全相关法规，最盛大骄傲游行，曾经被视为怪物的甲虫变回了人，除了自己，再没有人能夺走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