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焜先生有观的记忆与阅读

一

人生中吊诡的事情之一是，影响你的人，你往往并不熟悉，

当然反之也成立。进而言之，曾经以为熟悉的人，后来才发现你并不了解。比如张遵骝先生，我少年时隔三差五就去他家，书架上哪本书摆在什么位置都很清楚，私下里连外号都取过，然而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对他的前半生几乎一无所知。

陈焜先生我根本谈不上熟悉，也就一点都不知道他的家世，然而他关于20世纪西方文学的介绍文章和讲演，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得以认识陈焜先生，是在教育部大院胡沙先生家，哪一年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陈焜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才子，但并不知道他的专攻术业所在。我也忘记胡沙先生和陈焜先生因何熟稔，只知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陈焜先生想必是听胡沙先生说过他和我父母当时就已近30年的交情，因此从第一次见面待我就很亲切。不过我记忆里这一生也没有见过他几次，现在还能想起的就是上大学前不久，去他家里拜访，请教他要不要考北大西语系的事，在这一次或者前后，听他给我讲什么是意识流文学，寥寥数语，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我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倾心，是出于自己的阅读，并非因为别人的教诲，然而陈焜先生是第一个告诉我与之有关的系统知识并对其精妙给出简明扼要的诠释的人。从1979年开始，我在《世界文学》、《文艺报》等刊物上时不时看到陈焜先生的文章，篇篇精彩，从他的文章里我知道了《尤利西斯》、《第22条军规》、《赫索格》等经典。事实上，他1981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是1949年后第一部介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专著，用现在流行话语讲，有筚路蓝缕之功。如果考虑到1980年代出国门还是刚刚开了一道缝，就可以明白陈焜先生著作的启蒙意义不止于文学。大概与此有关吧，据说他1983年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到批判但不了了之，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国，从此销声匿迹。30多年后，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也很少有人读过《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我在网上搜索“陈焜”，唯一有内容的是一篇2011年的新浪博客文章《夜路上的灯光——记相遇陈焜先生》，作者傅杰女士是云南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学生。她记述了和陈焜先生文与人的相逢经历。文章里还记录了几位当今著名学者对陈焜先生的评价，比如学者崔卫平说：“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琨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历史学家雷颐、作家止庵合著的《三十年的私人阅读史》则指出：“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文学批评家张颐武对陈焜先生尤为推崇：“陈琨为我们打开了第一个窗口。我当时尤其迷恋陈琨的风格，一种完全突破了我们习惯的写作方式的新的中文表述的策略。……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那本《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是我自己青春岁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后我读过许许多多比陈琨有名得多的人物的著作，也知道陈琨的分析方法其实自有其来源，但那个开端是永远难忘的。”

陈焜先生就这样像一道彗星掠过北方的天空，然后静静隐居在美国东部。傅杰女士2003年专程去拜访过他，这两年我偶尔听说他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去拜访。不久前胡沙先生的公子，也是王小波生前好友胡贝发来已经85岁的陈焜先生伉俪照片，自然与1980年有很多不同了。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去看看他老人家，却一直没有行动，只是托朋友带了一本刚刚出版的书呈上。

二

周末胡贝送来一篇陈焜先生写的文章《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的日子》。我第一次知道陈焜先生的伯父竟然是进入这个世纪以后大名鼎鼎的罗稷南，而且他少年时就去投奔伯父，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罗稷南的名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却在本世纪初因为周海婴的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而忽然著名。据周海婴讲，1957年伟大领袖到上海接见罗稷南，罗稷南问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得到的回答是，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这段回忆一出现，引起相当的轰动与争议，主要是关于回答的内容。我其实对于回答并不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认为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做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什么。七十年代初批判林彪时不也是说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吗？我倒是因此事记住了罗稷南，在“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胆量的。

当时我就去查了一下罗稷南的生平，原来这位生于1898年的罗老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毕业的学长，思想受到李大钊影响。他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职，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流亡关外。1930年代初，他担任19路军蔡廷锴将军秘书，1934年19路军在福建起事反蒋时，他曾赴中央苏区谈判联合，受到毛泽东招待。19路军失败后，他流亡上海，转行做翻译家，用唐·吉诃德的坐骑之译名为笔名，从此以罗稷南名于世。抗战期间他栖居孤岛上海以翻译为生，翻译了《马克思传》等。抗战胜利后奔走民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他精通俄文、英文，译有爱伦堡的《暴风雨》、《第九浪》，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书，30年代还和周扬共同翻译了《安娜·卡列尼娜》。

这次读到陈焜先生的文章，进而检索有关文章，才知道原来罗稷南和夫人倪琳都是资深地下工作者。陈焜先生在文中写道：“伯母1964年就因病去世了。她去世18年以后,1982年，我接到一位叫张以谦的先生来信，说伯母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问我：‘倪琳同志生前组织关系有没有恢复？她有没有工作？在何单位？’又说‘此段党史资料极为重要，涉及全党全国。我们遵中央纪委韩光同志面谕，正在收集此一史料。’”

楚图南和罗稷南是云南老乡，长子楚庄2003年写过一篇《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指出楚图南和年龄相仿的罗稷南从在北平上大学时起就有很深的友谊，上世纪30年代楚庄还短期寄居罗家。《楚图南文选》（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里有好几处提到罗稷南“和我一起从北京回昆明的还有北大毕业的陈小航（他后来笔名叫罗稷南，曾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第三国际解散后，从事翻译工作……”并且有一条关于陈小航的注释：“陈小航即罗稷南，著名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梅林的《马克思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爱伦堡的《暴风雨》。早年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职，并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陈焜先生称楚庄为“楚老”，虽然他仅仅比楚庄年少四岁：“2003年4月28日，楚老的弟弟泽涵告诉我，他父亲说过，你伯母以前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的负责人，是伯父的上级。”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是前苏联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佐尔格创立的，佐尔格1933年被派往日本，1941年，曾经成功预测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不会北上夹击苏联，而是南进。

现在好像还没有史料能够确认罗稷南夫妇是中共党员，我读到倪虹光先生文章《我的姑父罗稷南》说罗稷南在北京大学时就入党，不知何所本。从陈焜先生的文章看，他们后来不是或者不再被承认是党员的可能性更高。倪琳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参加街道居民小组政治学习。这让我想起早年经常听说的葛佩琦，做了十多年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军队官拜少将，然而由于单线联系人失踪，归队后不被承认是党员，被分配到人民大学任教。葛佩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他的出狱有一些戏剧性：1975年释放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时，他被当做战犯释放。1980年代初，葛佩琦终于被平反。

陈焜先生1945年到上海投奔伯父，目睹他和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马叙伦一起办《民主》杂志。“有一次我给我在成都的小学国文老师丁传愚写信提到他们，丁老师说他羡慕得不得了。他们都是中国的民主斗士，也都是他很尊敬的大学问家。‘民主斗士’这个词我就是这样从丁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的。”那一段日子生活很清苦，进入1950年代，“伯父有了大笔的稿费，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总觉得伯父的处境和身份态度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革命终于胜利了。但是,1949年的胜利好像完全不是那时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继续而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当年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民主斗士现在好像都不过只是一些需要当心不能说错话的局外人。那些‘民主斗士’们现在被称为民主人士。”

罗稷南私下里对陈焜先生表达了对潘汉年、杨帆案、对王元化等人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不以为然。潘汉年当年是中共和19路军谈判代表，罗稷南自然熟悉。倪琳的弟弟自1930年代就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护送潘汉年出入中央苏区，因潘杨一案受牵连，后被调离上海市公安局。

或许就是因为对新时代的不适应和心中的这些困惑，早在1920年代初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曾经多年是地下工作者、党的同路人的罗稷南才会发出鲁迅活着会怎样之问。在1957年夏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罗稷南很幸运，他并没有因此挨整，反而据说因为受到接见而免于被打成右派。不过到了文革，他还是在劫难逃，据倪虹光文章记述：“‘文革’刚开始，姑父就被戴上了‘中国的爱伦堡’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后来以70岁的高龄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批斗和再教育。直到发现他身患癌症，才被批准回上海治病，此时他已经是肺癌晚期。”

罗稷南1971年逝世，享年73岁。

三

据说钱钟书曾经说过“现在，许多青年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围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样的。其实，你吃了鸡蛋，何必一定要看鸡呢?”年轻时我很赞同钱钟书先生，只关注鸡下的蛋，而不关注下蛋的鸡。如今我渐渐懂得，读作品自然是基本，了解作者却也同样重要。对作者的理解与对作品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改变原有的理解。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听完陈焜先生的讲演，佩服得不得了，前年在文章里曾经写过：“陈焜先生是南方人，身材不高，文质彬彬，说话吐字清晰，声音不大但是气息悠长。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从文本分析开始，先把作品的一段翻译得很漂亮，说得很清楚，进而论及整个作品乃至作家与流派。”然而当时我就没有想过，陈焜先生有怎样的人生经历，何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发生兴趣？如今想来，这种问题意识的欠缺，或许使我当年对陈焜先生文章的理解是很浮表的，更多是关于一种新知的兴奋。

读陈焜先生文章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父亲原来是早期中共烈士。陈绍韩（少航）是罗稷南（陈小航）之弟，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陈焜先生说是朱任军长时陈绍韩任师参谋长，而倪虹光先生说他是作战科上校参谋)第三军源自滇军，首任军长朱培德是出自云南讲武堂的名将。1935年陈绍韩在苏州被捕，陈焜先生听母亲讲，朱培德对她说，绍韩文武全才，人才难得，他要以身家性命相救。然而几天朱培德就派人传话说不能救，并要她尽快带孩子离开苏州。不过朱培德当时在军中序列仅次于何应钦，历任参谋总长等要职，是否真出力营救似可存疑。陈绍韩不久被处死，此后据陈焜先生文：“我们家中没有挂一张父亲的照片，我们在生活中不能说到他，世界上好像从没有过他这个人，即使到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伯父和我都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承认我的父亲，也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承认过他……父亲只是深深地留在我们心中不能触动的静默里。”

是的，几十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陈焜先生显然也不想让人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他不希冀烈士子弟这个光环，但是父亲的死、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的生活还是深深影响着他。他上中学没有多久就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上的麦伦中学是一家教会学校，1950年代为纪念黄继光改名继光中学。这家学校的教会代表白约翰每每出面保护学生，拦住了想要进学校搜捕的军警，后来更立起了一张盖着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汤恩伯大印的牌子，写着“此系外人财产，国军一律不得侵犯”。

陈焜先生自幼热爱音乐，所以17岁就参加文工团去北京，等于正式参加了革命。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是几年后的事，应该是调干生吧。他曾在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后随冯至先生到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学术秘书。陈焜先生说他“以不忘父亲志激励自己”，却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就挨整，文革中自不待言。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焜先生曾被借调到《红旗》参与拨乱反正，担任文教组的实际负责人。

虽然“根红苗正”，虽然据谭家健教授回忆：“精明能干，理论修养、文字水平、分析概括能力和待人处世经验，均属一流”，陈焜先生却能潜心于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现代西方文学研究，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这恐怕不仅仅因为他的学识、能力与努力，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和他的独特家世与经历有关。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是可以适用在很多层面的。我少年时听陈焜先生聊天，只是佩服他的才气，却全然不明白文学上的认知与识见多半是和一个人的阅历有关系的。文学中的荒诞性，往往需要经历生活中的荒谬与苦难才能够体会。

十年浩劫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从不同的角度开始思索何以美好词语下可能隐藏着残酷，理想主义可能走向丑陋的收场。

上世纪70年代末，卡夫卡、加缪、萨特等名字在精神上带给人们巨大冲击是其来有自的。我想陈焜先生当年是把他对现实的思索放在研究之中的。应该有不少人是通过陈焜先生的文章，第一次听说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梅勒和索尔·贝娄这些名字的，我也是其中之一。1980年，他在北大讲演，朗读了他自己翻译的尤利西斯当中没有标点符号的一节，虽然是译文，却让人清晰的感受到文字中陌生而有些荒芜的美。

那时爱尔兰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如此遥远，但是有些意象通过文字印入记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对我来说，写作是一次怀念，也是走进一个时空模糊世界的过程。能够有时出离此刻和身体所处空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而且离得越远，往往越能透视时间的深度。穿过几行文字看见少年时的陈焜先生，在上海襄阳公园里和他的伯父一边散步，一边背诗。那是很美的诗句，他终生未忘：

柳絮池塘香入梦

梨花庭院冷侵衣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