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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波夫(1906-2002)的“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论”洋溢着天才般的见解与想象力，在后学探讨日本起源时是绝对绕不开的里程碑。他如同一名嗅觉敏锐的侦探，见微知著，手段老练地处理支离破碎的老旧材料，将这些外表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痕迹联系起来，进而指出真凶的身份。就像陈寅恪的“隋唐史论”，并没有使用多少新材料，仅依靠视角的转换，重新审视被人使用过无数遍的旧文献，而发前人所未曾想。

诚然，江上氏的理论绝非无懈可击，他所依赖的基本上都是旁证，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存有逻辑漏洞，因此遭反对者对此的不断抨击。然而他的理论大体上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在目前所有解释日本起源的说法里，是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

而作为一种理论，这已经足够了，毕竟历史并不会自明，材料如果不能被某种范式串联起来，那么就相当于不存在，因为历史材料的生产是可以无穷无尽的。范式的好坏在于能否让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帮助他人产生处理此问题的其他思路，至于具体问题得出结论的对错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论”就是一个好的范式，他对日本早期王朝内亚因素的分析思路，完全可以移植到对中国历史上诸游牧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研究上，许多从儒家/华夏视角看去百思不得其解的制度与行为，回归到内亚本身就能豁然开朗。这套范式尽管在业余读者中可能名声不彰，但在学院里已泛起阵阵涟漪，晚近大陆学者里，如罗新先生《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便依稀可见借鉴江上波夫学说的痕迹。

所谓骑马民族这一概念，并非江上波夫的首创，本是日本学界对西启南俄草原与北高加索山脉，东至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今所谓内亚当中以游牧为主，兼以渔猎、农耕、商贸，拥有突出的军事技术，尤其骑兵技术的各群体的统称。由于地理的缘故，内亚变成了第二个地中海，内部地形平坦，联系紧密，两端彼此看似遥远，由于中间不存在将区域支离破碎化的山地，商队移动反而极其畅通无阻。

周遭又围绕着诸多大型农耕文明，与外界可以自由交流，不像诸夏反而被封锁在东亚一隅。不同于地中海的地方在于内部同质性非常高，因为游牧是大多数骑马民族主要甚至唯一的生存方式，是以从斯基泰到匈奴、突厥、鲜卑，分享着非常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习俗、政治制度乃至宗教风尚，并且千百年来变易甚少。

江上波夫的创见是，他鉴于骑马民族各族群的内部同质性及与农耕民族的显著不同，提出有一支来自内亚的骑马民族曾经征服了日本，成为当今天皇的祖先。而他的切入点基于有关日本古坟时代的考古挖掘发现，江上波夫指出日本弥生后期及古坟前期，与古坟中后期存在巨大的断裂。古坟早期的文物紧密衔接弥生时代，两者可以看出非常明显且自然的过渡，而与古坟中后期的文化又有显著的差异，后者非常突兀地出现，缺乏自然演变的过程，明显是外来人带进，而非内部自发生长的，这与日本弥生时代取代绳文时代是一样的。

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一样，日本古代史的构成是多源而非单一的，最早来到日本的居民构成了日本的无土器与绳文时代，然而他们以狩猎采植为主，尽管在体质和文化上与日后的日本民族存有相续的联系，但却不曾发展出奠定古代日本经济活动基础的稻种业，日本没有野生水稻，也不存在突然的急剧气候变化，引起转向农耕的必要，是起源自长江中下游的百越诸民族，在北方中国人的挤压下，朝外迁徙，其中的一支渡海来到朝鲜半岛，然后登陆北九州，将他们成熟的稻作技术和食用稻米的生活习惯扩散到整个日本，形成了日本的弥生时代。

因此绳文时代与弥生时代的转折也是比较断裂、急剧和外生的，同样不存在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从粗糙到精细，从雏形到完全的演变，稻作技术和围绕水稻种植的生活方式一登场便非常成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这批移民完整地保留了在移出地时形成的习俗，墓葬中的随葬品鲜见马畜，出土的大量铜制剑矛形态笨重，无法胜任武器的职能，反而显溢着巫术性、和平的、非军事的特征，至于弥生时代倭人“黥面文身”诸习俗，更是能与中文文献里对热衷巫术的百越的记载一一相对应。

然而到了古坟时代中后期，陪葬品中出现大量饲养马匹的痕迹，服装样式适合骑马作战，与同时期内亚骑马民族的款式相一致，实用的武器马具出土丰富，早期古坟里浓郁的巫术色彩消失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特征突出的马上王侯的现世征伐。这一时期内亚骑马民族文化进入日本是成体系不带选择的，只能以外来人口武力征服形成弥生时代的倭人来解释。于是《魏略·倭人志》中与越人无异的倭人，在征服王朝的主导下，开始朝唐代文献记载里更有内亚色彩的形态转变。

江上波夫通过中日文献试图还原内亚骑马民族入主日本这一历史过程，作为记录天孙一系征服日本史的最早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尽管体现着平安时代本土化叙事的意志，并以创世神话的形态呈现，有着不小的变形与扭曲。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从神话中拼接历史的剪影，像著名的希腊神话里三代提坦神族权力更替的故事，背后反映的便是迈锡尼文化以后，三波同一起源的骑马民族相继入主希腊的故事。日本创世神话里天津神与国津神系统的对立，熟悉列国神话的人不难联想到北欧神话、印度史诗等故事中相似的叙事，察觉出故事所反映的外来者与土著间的激烈冲突。

将神话语言翻译过来便是公元四世纪初，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期间，有一支起源自东北亚，与扶余、高句丽有亲缘关系（鉴于天孙征服神话与满洲古通古斯民族建国神话叙事上的相似）的骑马民族从朝鲜半岛出发，以半岛南部的任那为基地，在当地倭人助力下跨海登陆北九州筑紫，然后在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从北九州入侵畿内，建立大和国，逐渐征服日本列岛。这与《旧唐书》日本词条里所谓“日本原小国，并倭国之地”的记载相吻合。

而考诸中国古代文献，江上波夫认为，这一骑马民族当出自半岛三韩时代的弁韩一系，曾经对南朝鲜享有广泛统治权的弁韩王室，在三世纪末因为各种影响而衰落，为了打开局面，东山再起，同时因为治下有大量熟悉地理的倭人，于是跨海征服缺乏军备，技术落后的日本岛，并因此而日渐兴盛。

是以在唐帝国挺进半岛以前，日本天皇都是与南朝鲜与日本联合王国的共主。直到大和朝廷因为军事失败，与半岛彻底断绝关系，也就是天智天皇一朝，天皇才真正成为如今意义上的天皇。自此以后，日本的历史叙事发生偏转，大和朝廷被主张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日本的本土王朝，于是有了平安时代《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编纂。

这一行为酷似金雀花王朝在失去诺曼底以后，对王室本土性的反复强调，很可能江上波夫的叙事就是从诺曼征服上获取的灵感。有关日韩共主的部分，推理成分居多，因此争议比较大，尚需更多的证据补充。但有关内亚骑马民族征服的部分证据链就相对清晰完备，说服力比较高，而一旦明白了大和朝廷的内亚起源，也就可以解释天孙或者说天皇一系在建国以后体现的诸多费解特征。

内亚骑马民族多采取二元体制，即以王族为统治中心，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并立不同的管理体制，是以在早期的大和朝廷中存在两大集团：以世职效力朝廷，采邑多在军事征服的现在或曾经的第一线，直属或直接联系朝廷的皇亲大族，属于天津神一系；与王室联姻，封地多在畿内，保持半独立姿态，在征服者到来之前便已定居的土著贵族，即神话里的国津神一系。

由于大和朝廷无力摧毁所有土著，所以妥协联合畿内的土著贵族们，将他们纳入统治集团当中，同时坚持王族掌军，避免大权旁落，警惕被征服者的畔离。日后大和朝廷又在这两大集团外引入了来自大陆的归化人，骑马民族军事发达，但财政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移民来打理，如同粟特人控制突厥人的内务，色目人把持蒙古的朝政。

又比如天皇的继位制度。内亚骑马民族素来神化其首领，大概充满高烈度军事斗争的日常需要一个卡里斯玛型人物来慑服人心，凝聚士气，而一个能领导部族走向胜利，统合万国的领导人又不可能不在竞争中展现出他的卡里斯玛特质。于是君主们被视为具有神性，是天神之子，而神道教中天皇就被视为现人神，是神的后裔，直到《终战协定》以后天皇才放弃了神格。

内亚骑马民族的首领继承并不一定按照亲缘，在未形成大型军事集团以前，往往更多是基于军事民主制，自由民武士间推举最被人信服的勇士。但随着大型军事集团形成，王位被限定于开创者的男性后裔，外人没有权利染指，是以尽管日本历史上天皇地位屡屡落魄，但王位理论上始终在天孙一系手上——毕竟我们不知道隔壁老王是否努力过，而据统计人类男性是有5%的概率会被绿的——包括早年存在的女性天皇，其血统也是出自天孙系中，许多天皇的后妃掌握摄政大权以后，尽管拥有成为女天皇的种种外在条件，由于她们父系为国津神一系，因此最终没有成为女天皇。

最早的天皇继承并不是父死子继，而是按照骑马民族的习惯兄终弟及，这在内亚是合理的，因为军事竞争激烈，幼主难以依靠，需要具有经验的成年男子来统帅，于是前首领的兄弟叔伯便成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王室的所有男子都有王位的宣称权，因为草原山林中暴力冲突猛烈，人均寿命短，大多时候这一问题无关紧要。

随着骑马民族转向农耕定居民族演变，兄终弟及便变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大和朝廷有如此之多围绕王位展开的流血冲突与继承战争，并只发生在天孙一系，他们并没有自外于骑马民族形态变化时的一般规律。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天皇继位后要举行大尝祭，御殿的床上设下八重席，使神裹衾而卧，天皇也裹衾而卧进行一个时辰的斋戒，人们相信这时神灵进入天皇身体，使其复活，成为现世神。无独有偶，内亚诸骑马民族都有相似的仪式，突厥、契丹、北魏、蒙古君主继位时都要被载在黑毡子上旋转，象征神灵与凡人进行了转换，卡尔梅克与吉尔吉斯也有这样的仪式，只是毡子颜色是白的。这些都起源自古老的萨满教仪式，新就职的萨满要被装进一块毡子，使他背着毡子旋转，象征神灵的进入。而降临的神灵，通通都指的是太阳神。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置诸内亚传统才能解释得通的特征，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罗列。江上波夫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将原本看似毫不相关的内亚因素引入日本史研究，而与内亚联系更加紧密的东亚大陆更应该去努力审视内亚是如何塑造东亚，进而明白自己的前生今世。

比如以前读史经常看到史书里说某北方游牧民族乃黄帝之苗裔云云，以为是后人附会给本朝提供统治合法性。但今天转念一想，如果这是真的呢？毕竟最早这么写的是《山海经》，鉴于黄帝神话出自周人系统，而周人源起内亚，内亚游牧民族间又因为地理缘故，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很可能周人在入主东亚以前与同是内亚的匈奴、东胡共享同一种历史想象，这种想象让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同一个祖先，而《山海经》的记载则是古代历史记忆的遗存。甚至这种想象可能发端自万里之外，毕竟现在有很充分的考古证据证明，匈奴和周人就受到了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斯泰基人的深远影响。当然，也可能是战国时候浓郁的历史发明氛围和天下说的登场，促使文人们将周边游牧民族也纳入了同一个历史谱系，这种知识上的整全心理在历史上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