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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母亲方芸:希望异地高考梦成真

吴秋婷2018-03-02 21:24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吴秋婷

眼下,方芸一家正在面临着艰难地抉择。

再过一个学期,她的儿子即将小学毕业,现在却不知道去哪里读中学。

90年代末,方芸便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北京谋生,儿子在这座城市出生长大,如果不是因为户口的原因,她仍然希望能将其留在身边,护在羽翼之下。

尽管,北京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外地户籍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但准入门槛之高,且只能允许报考高职院校等附加条件,依然让许多和方芸一样的家庭陷入了苦恼。

如果方芸选择让孩子继续留在北京读完中学,这意味着,她的儿子将在六年后面临报考受限的难题。即使临到关头再回乡高考,也会遭遇“所学”与“所考”不一致的尴尬。

离乡二十年,家中已是人去楼空,若把儿子送回家乡读中学,则无人能够在旁照料。“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北京能够放开异地高考,让孩子继续在自己身边读书、参加高考。”方芸感叹道。

实际上,有此愿望的家庭不在少数。他们都已离家多年,早把他乡作故乡,却在高考户籍制的约束下,不得不让自己的后代与熟悉的城市挥手作别,为了“高考梦”回到陌生的故乡。

高考户籍制

2017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第八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高考户籍制将高考与户籍捆绑,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进行考试与录取。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城市化背景下,高考户籍制正在遭受质疑与冲击。

卫计委着重分析了过去六年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特别是跨省人口流动的特点。《报告》分析,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并且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趋势日益显著,在现居住地出生成长的流动儿童比例也在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不断演进,相比于十年前,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地入学的机会大大提升。在大部分省市,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从“围堵”到“疏导”、从“城市居民利益”向“外来移民权利”视角转化。

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升入大学的最后一道关卡——高考也牵系着城市中千千万万外地户籍家长的心。“实际上,高考户籍制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独特产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将大学入学考试与户籍进行如此紧密、严格的捆绑。高考户籍制适用于静态社会,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常态特征的背景下,这一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希伟认为。

松绑与收紧

2012年,被看作是异地高考政策的破冰之年,各省市在这一年当中,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松绑了高考户籍制度,某些省份甚至完全取消高考户籍制。在这个时期,社会与学界讨论声音不断被放大,中央与地方在解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上更是动作频频。

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千呼万唤之下,各省陆续公布异地高考政策细则,以及政策落地的具体时间表。对比过去几年执行力度,高考户籍制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的进程得以加速。

然而,受到本地外来人口占比、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寡以及高考升学率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各省市在异地高考政策中的放开程度,松绑与收紧态势并不完全相同。

“从放开程度比较,可以将各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京津沪粤地区,相较过去有所进步,但全面放开的难度比较大且进程缓慢;新疆、西藏、海南一类的边疆省份,优质教育资源不丰富,但高考录取率相对较高,异地高考不但没有放开,甚至有收紧的态势;第三类则是剩余的省份,异地高考放开力度较大。”刘希伟总结道。

各省市都对异地高考考生设置的准入门槛一般是以父母的合法工作、居所、社保缴纳年限为主。城市随迁子女若要获得就地报考资格,其父母需要在流入地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合法稳定的收入并缴纳社会保险,考生本身也需要满足当地一段时间的学习经历。

以安徽、江西、山东为代表的外来人口占比较小的省份,往往准入门槛较低。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稠密、高校资源富集的京沪粤等东部地带,开放异地高考的压力较大,准入门槛较高。

以山东为例,从2014年起,凡是在本省高中段有过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本省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然而在上海,异地高考政策,则需要与人才居住证、积分入户相挂钩。

与此同时,各省对异地考生开放的院校类型也不尽相同。近三分之二的省份对符合条件的异地考生实行流入地报考且与本户籍地考生享有同等的录取待遇。而一些人口流入大省,以及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仅放开部分高职或本科院校的异地报考录取工作。

2017年3月,在一本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新公民计划联合编著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开放异地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异地高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却没有全面开放,或者开放门槛较高;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开放异地高考的持续性存疑。

步履维艰

对于是否彻底终结高考户籍制、放开异地高考,社会各界观点不一,而地方政府在放开异地高考后面临的城市管理难题也不容小觑。“放开异地高考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北上广的外地人中,要求放开的呼声大一些。但完全放开的话,会产生本地与外地人口的利益冲突。全面放开异地高考还面临诸多障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刘希伟对经济观察报说道。

刘希伟认为,在现行分省投放高校招生名额的体制下,如果彻底终结高考户籍制,将引起考生“移民”至入学机会丰富的京津沪等地区参加高考,同时还将有一部分考生迅速转移至海南、内蒙古、西藏等分数线较低的省区参加高考,关于高考移民出现的种种问题将在改革落地后大量涌现。

异地高考问题的核心并非是户籍捆绑,而是分省定额录取问题。“在高考户籍制中,户籍实际上只是实现‘分区定额’选才的一项工具。也就是说,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高考问题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要不要实行分省定额录取的招生体制。”刘希伟认为。

分省定额录取是指高校在不同省份分配不同数量的名额进行录取,而非按统一分数线和成绩来录取。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照顾一些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地区,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实现区域间的公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告诉记者,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选拔性考试的千古难题。“在中国这类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如何既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是一个难题。”“有人以为现在的重点大学在各省区录取名额差距巨大,是因为实行招生指标的计划管理所致,但实际上,不进行计划管理,各省区之间的差距将会更大。”刘海峰讲道。

高校在不同省份录取率差距悬殊还与高等院校地方化相关。在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参与高校建设,并且成为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高校因此倾向于在所在省份投放更多的录取名额。北京、上海一类财力雄厚且高等教育资源聚集的地区由此形成高考“洼地”,即一本录取率远高于其他省份。

出于各种现实考虑,政策制定者们更为担心,在地方高考竞争激烈程度不一的前提下,放开高考户籍制度,可能会引起高考移民问题。“即北上广以及新疆、西藏一类的边疆地区放宽异地高考,会产生大量高考移民,后面跟进涌入的人会更多。”刘海峰说道。

2013 年底,“严控特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出台,在此基调下,北上广一线人口聚集地区的异地高考政策需要让位于人口规模管控,这使得本就收紧的异地高考通道进一步变窄。“北上广这类城市的交通、住房、自然资源承受能力有限,在人口控制的前提下不得不提高异地高考的门槛。”刘海峰告诉记者。

基于对城市公共服务管理能力的考量,在异地高考“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地方政府彻底放开异地高考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完全不放开,也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未来北上广地区可以通过设置工作居住年限的方式,将外来常住人口与高考移民人群区分开来,进行渐进式改革,而非成为“铁板”一块。各地情况差距很大,异地高考政策只能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刘海峰说。

经济观察报 要闻部记者
关注教育产业相关领域,擅长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