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正统性的哈布斯堡人

美好年代是旧世界最后的辉煌。1901年当世界终于迈入20世纪，老欧洲就被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所充斥。1901年是霍亨索伦王朝加冕称王二百周年，和欧洲的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万国来朝般的葬礼。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隆重的葬礼上九王并驾。1913年，德意志民族大会战一百周年，德国民众捐款修筑的莱比锡纪念柱正式揭幕，这是德意志帝国权势和辉煌的巅峰，为了记录这一天，帝国还动用了刚刚成熟的电影拍摄技术。沙皇俄国同样不甘落后，1913年这个帝国庆祝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三百周年，新世纪的开端花团锦簇。

相比英、德、俄，另一个帝国却显得非常低调，这就是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1905年这个王朝举行了玛丽亚·特蕾莎骑士团一百五十周年庆典，庆典给美泉宫留下两幅尺寸巨大的油画，但在规模上完全不能跟其他帝国相比。20世纪初当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分别迎来二百、三百周年庆典时，哈布斯堡王朝却早在1882年就已经庆祝过自家统治奥地利六百周年了。如果按照这个王朝第一次登上皇位开始计算，还能追溯到更久远的1273年。

哈布斯堡人也许很低调，但谦逊并不是一种帝王的美德。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卫克安把一个关于君王的理想形象的深刻讨论掩盖在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叙述性作品背后。哈布斯堡人的形象是这本书的真正主题，而哈布斯堡人七百年的历史则赋予这个主题以血肉。

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一再重申“正统原则”，他主张正统性是君主制的基础，正统性赋予君王以合法性，得到了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赞同。但梅特涅的赞同是策略性的，因为塔列朗的原则支持了奥地利保住萨克森王国的主张。如果让梅特涅从精神上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表态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弗兰茨皇帝，作为一个哈布斯堡人，皇帝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正统原则或许是法国、普鲁士、巴伐利亚王国、或者领土正被联军占领的萨克森王国的王权的基础，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却并不依赖于“正统原则”。在这个家族漫长的历史上，哈布斯堡人可以和各种新生事物妥协甚至合作，向任何心怀不满的阶层让步。其他王朝需要正统性，而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超越了正统性。这是这个家族在几个世纪里对自身形象的持续塑造决定的。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过很多国家，但王朝的根在高地德意志，一个“德意志君王”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皇帝，被后人敬仰的王朝开创者鲁道夫一世曾经着意塑造过的形象。也正是“德意志君王”这个身份使这个家族走上了和其他各个王朝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世纪欧洲的主要君主国中，除了英格兰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了毫无争议的世袭君主制外，法兰西和德意志都或多或少的保留了日耳曼人君主选举制度的遗风。在法国，加罗林王朝原本已经实现了王位世袭，但是卡佩王朝为了夺取王位重新强调了君主选举制的传统。从巴黎伯爵厄德到于格·卡佩，卡佩王朝的国王们以贵族领袖和习惯法的捍卫者的形象出现，通过王位选举赋予自己以不同于加罗林王朝的血统所赋予的合法性。

随着加罗林王朝的衰退，它对卡佩王朝统治的威胁消失，君主选举制对卡佩王朝的意义就迅速下降。卡佩王朝的最初几代君主通过生前选举保证了王位在家族内的传承，这种传承很快就被赋予了加罗林式的世袭君主制色彩。原本作为贵族领袖的卡佩王朝，抛弃了自己的这种“革命形象”，转而以加罗林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在圣丹尼斯修道院里的国王陵墓里卡佩王朝的国王通过彩绘玻璃和塑像，被塑造成加罗林王朝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作为王位竞争者，甚至革命者的一面完全被抹杀了。

哈布斯堡人不承认运气

在德意志，君主的选举制顽强地保持了下来，从911年选举康拉德一世，到1806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虽然很多王朝通过一系列的生前选举客观上实现了王位在家族内部的延续，但德意志君主每次试图建立世袭君主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1196年，斯陶芬王朝的亨利六世皇帝试图建立世袭制的时候，德意志诸侯仅仅同意选举他的儿子为罗马人的国王，选举为国王就意味着一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世就可以直接加冕为皇帝，这就是用生前选举满足了皇帝家族世袭的意图，但不肯在制度上放弃选举权，君主选举的制度仍然得到了坚定的捍卫。随着斯陶芬王朝的崩溃，德意志君主的自由选举制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崛起的选侯等级在独霸君主选举权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独霸帝国的优势地位。与强势的选侯相比，当选的皇帝很多时候显得软弱无力。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君主。鲁道夫在他的邻居，尤其是苏黎世主教或者斯特拉斯堡主教的眼中，是一个凶猛强横的强盗伯爵。但在选举他为君王的选侯们眼中则不过是一个高地德意志的小小领主。在欧洲的统治者家族中间，哈布斯堡人在19世纪以自己门第的悠久和高贵而自豪。但在鲁道夫一世的时代，他们的门第实在无足轻重，在13世纪能够高傲地俯视过或者足以俯视哈布斯堡人的家族还有很多，这些家族延续到21世纪的也大有人在。

正如卫克安在《哈布斯堡王朝》中所说，哈布斯堡人的崛起和他们的整个早期历史都给旁观者留下“好运气”的印象。1273年正是因为运气，鲁道夫一世由于实力薄弱无法对选侯们的权势构成威胁，侥幸当选为皇帝，5年后又是基于运气，他战胜并杀死了强大的对手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为自己的家族赢得了奥地利这片广阔的领土，此后奥地利一直是这个家族的核心领土。从1273年鲁道夫一世当选，到1438年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当选，一百六十年里这个王朝只有两个人当选，统治时间总共不到三十年。

相比哈布斯堡，这一个多世纪里真正的赢家是卢森堡王朝，这个下洛林的伯爵家族和哈布斯堡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意外的当选皇帝，同是在皇帝任期内为自己夺取了东部的广阔领土，但是这个家族却成功地让皇位在自己家族内传承。在他们事业的顶峰，波希米亚、匈牙利两个王国的王位和勃兰登堡选侯的头衔都被这个家族所夺取。如果不是哈布斯堡人和这个家族联姻，尤其是这个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成为了卢森堡王朝最后的皇帝希格斯蒙德的女婿，那么哈布斯堡王朝根本没有机会东山再起。1437年希格斯蒙德皇帝的死让阿尔布雷希特登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个王国的王位，并在1438年当选为皇帝，从此开始了哈布斯堡王朝长期独霸皇位的历史。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联姻和运气是这个王朝的典型形象，但哈布斯堡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哈布斯堡人不承认运气，这是哈布斯堡人一再塑造自身形象的神圣性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的崛起是必然的，是自身使命的体现。哈布斯堡人认为鲁道夫一世的当选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不是运气，更不是人世间选侯的抉择。这个王朝几百年来所追求的就是让所有人都接受哈布斯堡人这种天选之人的形象。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选举制君主国，但皇帝是上帝选择的，上帝已经选择了这个家族，所以选举一个哈布斯堡人是选侯们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信念在这个王朝无缘皇位的一百多年里也没有丝毫懈怠。他们诉诸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从建筑到雕塑，从油画到彩绘玻璃，从祭坛画到祈祷书上的密写画像，从在罗马兵营遗迹上修建家族墓地修道院，到维也纳、因斯布鲁克、马德里郊外的宏大教堂和宫殿，这个家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留下印记，一以贯之地宣传自己的神圣性。

被时代覆盖的哈布斯堡人

哈布斯堡的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郊外兴建了华丽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宫殿的中心位置是一座教堂，安葬着这个家族的历代君王，在教堂的巨大祭坛前，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等身铜像跪倒在祭坛前，即使在死后依然标榜着自己的基督徒美德。而路易十四模仿埃斯科里亚尔宫兴建的凡尔赛宫的核心却是国王的寝宫，每天早晨整个宫廷的人们来到国王的寝宫参加国王的“起床式”，就像马德里宫廷的贵族们跟在国王身后去教堂参加晨祷。路易十四自己在漫长生涯的末期陷于厌倦和痛苦，亲人相继死去和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让这位太阳王失去了光和热，晚年的他抛弃了年轻时代的开明和宽容，全身心的投入到宗教信仰之中，甚至和自己私生子的乳母秘密结婚，这种事在欧洲宫廷当中是难以想象的，在哈布斯堡人中间更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世袭君主制的法国，只要国王愿意，他实际上就高踞于一切评判标准之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符合基督教理想的君王，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追求，却不是必须。

也正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是选举制君主国，虽然哈布斯堡王朝通过一系列的生前选举，在几个世纪里实现了对皇位的垄断，但这个王朝却不能在塑造自身神圣性方面表现出丝毫懈怠，留下的一切事物都为这个目标服务，而最大的宣传者就是这些哈布斯堡人自己。

1308年被侄子刺死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皇帝被塑造为殉道者，1386年利奥波德三世公爵率领着压倒性优势去镇压反抗的瑞士山民，却选择站在阵线的最前方英勇战死，死后马上也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这种在生命与崇高之间毫不犹豫的选择成为哈布斯堡人的传统。15世纪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生追逐骑士的浪漫和历险，甚至亲自撰写《珍贵的恩赐》和《白色的国王》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15世纪骑士理想的化身。18世纪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在国家被入侵之际，策马登上普雷斯堡的加冕山丘，向四方挥舞宝剑的形象被广泛传播，她有生之年都扮演着各民族的慈母、捍卫祖国的英雄的形象。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则破除陋习与迷信，成为伟大的改革者、呼吁宽容与和解的宝座上的人类之友，这两个人留给历史的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形象，不如说是理性时代和启蒙理想中开明君主的形象。

这种用生命去追求血统所赋予的理想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这些哈布斯堡人的个人形象都被他们时代的理想覆盖了，因此而显得千差万别。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个文艺复兴的皇帝，一个游侠骑士，追求帝王的辉煌和华丽。他的孙子查理五世在这条道路上沿着他的道路前进，追求无远弗届的普世帝国理想。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统治着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是日不落帝国的君主，但却只穿黑色的外衣，这些千差万别的君王形象之下，哈布斯堡人的个人形象仿佛永远被掩盖在一层帝王的薄纱之下，模糊不清。

近代的典型事例就是弗兰茨·约瑟夫。这位英俊的皇帝是一个哈布斯堡的皇帝，是他治下十几个民族的人民的皇帝，这个身份和所要承担的责任压倒并窒息了弗兰茨·约瑟夫的个人形象。当作为皇室和首都维也纳人民和解的标志的维也纳大歌剧院遭到普遍恶评的时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自己也随口表示这座建筑是“建筑上的柯尼希-格雷兹会战”（1866年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里奥地利军队惨败于普鲁士军队之手）。皇帝的评论压垮了建筑的设计者，两位设计师之中一个撇下怀孕的妻子上吊自杀，另一位则很快病死。建筑师的死让皇帝深为震惊，从此对任何建筑物都用同一句话加以评论“很好，朕很满意！”这位皇帝的人生已经被他的帝国所支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他的帝国融为一体，正如书中引用的库恩·海德瓦里伯爵的话“如果你想研究这位皇帝，你必须研究最后这六十年的帝国历史”。

欧洲其他王朝依靠宗教所赋予的正统性统治，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的时候，他是说他已经通过正统性掌握了整个国家。而当哈布斯堡人说类似的话的时候，正确的理解是他们通过对自身血统的神圣性的追求已经和他们的国家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登上皇位的哈布斯堡人都背负着这种血统所赋予的历史性的重担。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卫克安引用了登上墨西哥皇位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最后的话，当这位渡过大洋成为墨西哥皇帝的哈布斯堡大公即将被革命者处死时，面对行刑队高喊“我这个阶层和血统的人为上帝所造，是为了造福万国或是为万国牺牲”。

哈布斯堡人的理想

塔列朗的正统原则主张，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来自上帝。正如迈斯特所说“凡其源头消失在历史的丛林中的，我们就认为它来自上帝”。但这种解释只能从形式和历史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正统原则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则完全没有触及。而这正是哈布斯堡人不同于其他世袭王朝的另一个特点。其他王朝从形式和历史的角度理解君主制，而只有哈布斯堡人把握住了君主制的精神主体那就是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罗马帝国的普世理想。

这个家族拥有的国王、大公、伯爵、王子的头衔赋予他们统治和追求理想的权势与力量，而那个理想则来自他们最珍贵的一个头衔——皇帝！始终不渝的奥古斯都！这个头衔把哈布斯堡融入伟大的罗马帝国的传统。

1848年以后从维也纳流亡伦敦的帝国宰相梅特涅，和英国人谈到他的理想时，赞美了那个正在熄灭的罗马人的拉丁文明之火。这火焰的光芒，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理想的光芒：普世帝国和普世皇权的理想的光芒，用有力的、公正的统治，把整个世界都照耀在帝国的光明之下。这种罗马人的理想在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桥梁传入日耳曼民族中。日耳曼人的君主继承了这个理想，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皇帝的宫廷神父证明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同源，而哈布斯堡人视自己为斯陶芬王朝的继承者。

所以哈布斯堡对人民的统治并不是依赖于某个具体的阶级的支持，几个世纪中他们统治着在种族、语言、信仰和利益上千差万别的各个民族，传统的君主制度（建立在贵族、或容克地主、或者少数强有力的人的支持下的君主制）并不适合这个大君主国。在王朝的历史上，正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普遍的公正和仁慈”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

帝国的皇权不是为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服务的，来自上帝的权力并不是为了给少数人谋福祉，他们应该造福于整个帝国。在这种哈布斯堡式的帝国理想里，每一个人民都应该效忠于皇帝，而皇帝则效忠于上帝。为了追求这样的理想，哈布斯堡人曾试图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在查理五世手中，这个家族缔造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也是在这个皇帝的手中，家族的世界皇权之梦蒙受了最惨痛的失败。随着查理五世的退位，哈布斯堡王朝分割为德意志和西班牙两系，并且在18世纪初相继绝嗣，但哈布斯堡人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终结。在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历史上，神圣传统得以延续，这个家族传统的神秘莫测的帝王般的微笑被保留了下来。

在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继位前，哈布斯堡人已经把德意志各领地和波希米亚置于维也纳的直接统治之下，但匈牙利依然保持着独立性。在玛丽亚·特蕾莎继位之初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里，匈牙利人扮演了保卫女王的骑士的角色，匈牙利人是哈布斯堡人的英雄。所以玛丽亚·特蕾莎不愿去触动匈牙利人的特权。但这种特权本身并不能造福于整个匈牙利人，反成了匈牙利贵族谋取权势和财富的工具。所以玛丽亚·特蕾莎死后，她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不愿接受“斯蒂芬王冠”的加冕，以免受到加冕誓言的约束，并采取断然措施对匈牙利的弊端加以改革。这样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哈布斯堡人并没有停下脚步，把匈牙利纳入统一的大君主国的最后尝试发生在1848年，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镇压了匈牙利人的起义，废除了匈牙利王国的议会和宪法，把整个匈牙利置于维也纳的直接统治之下。虽然匈牙利贵族痛恨这样的直接统治，但是匈牙利王国土地上人民的负担却变轻了，1848年的革命者所试图实现的平等纳税，被“专制的帝国”实现了。

哈布斯堡理想是中世纪普世皇权几经流转，并与哈布斯堡人对自身血统所赋予的崇高使命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理想的最坚定的鼓吹者是在《哈布斯堡王朝》一书末尾登场的作家约瑟夫·罗特。在他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以及续作《帝王的陵墓》中，这个来自遥远的帝国边陲的犹太人热烈的赞颂着哈布斯堡王朝，并把它视为自己的心灵寄托。而哈布斯堡人对这一理想说的却并不多，对这位忠诚却酗酒的犹太人，（1938年约瑟夫·罗特曾经自告奋勇手持奥托大公的亲笔信去会见奥地利的许士尼格，劝说他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让位给奥托大公从而避免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奥托大公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非常严厉地向罗特高喊“罗特！我作为你的皇帝命令你停止喝酒！”。因为在这个王朝的人眼中，这样的语言是唯一符合君王形象的，哈布斯堡人从来都不缺乏别人的忠诚，因为他们觉得人们效忠他们，就像他们自己效忠哈布斯堡理想一样，是理所当然的。

九十多岁的奥托大公，一个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哈布斯堡人，穿着朴素的外衣带着大眼镜微笑着向人们致意，领子上别着欧洲最古老的勋章金羊毛骑士团的勋章，这个形象本身就是对哈布斯堡理想的极好诠释。总有一天束缚着人们的民族的、血统的、语言的和文化的界限都会被突破，只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理想来自每个人的内心，而哈布斯堡人认为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来自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