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万广华: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将被动应对和主动出击相结合

张文扬2018-04-06 19:55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文扬  中美贸易战硝烟渐起。美东时间4月5日,华盛顿传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意欲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北京时间4月6日,北京对特朗普这一额外的301条款行动表达了愤怒,表示“将奉陪到底”,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

4月6日,亚洲开发银行学院研究部前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接受了经济观察网的专访。他认为,贸易战不可避免。特朗普当前最迫切的是赢得11月份的议会中期选举,为了保住选民和票仓,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是不会被其轻易放过的。

万广华指出,中国目前的整个策略是“以战求和”。他建议,在今后的应对上,中国应将被动应对和主动出击相结合,化“挑战”为“机遇”。不管是谈判还是迎战,都要以尽早结束摩擦或贸易战为目标,但同时要以将来主导国际事务、长远上构建全新的国际经济贸易政治秩序和全新的国际治理框架做铺垫和准备。

经济观察网:近期,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双方互相征收关税,市场动荡不安。中美贸易战真的不可避免了呢?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万广华:贸易战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且是全球性的。中美贸易战表面上基于美国贸易逆差和特朗普追求“美国第一”的政策目标,其实原因可以追溯到美国国力和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但根本上是全球化使欧美的蓝领阶层表面上似乎受到损害、特朗普等右倾政治家竭力利用这一点为其继续执政和连任创造基础。更为长远地说,贸易战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的一部分。所以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而且会持续,甚至导致全球贸易战,毕竟美国已经逼迫欧洲等国家站队。

经济观察网:中美之间的相互征税目前还没有造成实质性后果,特朗普有可能与中国握手言和吗?

万广华:作为美利坚的第一贸易逆差大国,特朗普是不可能放过这种大做文章的机会。蓝领选民支持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了损害,至少没有得到保护。当然说美国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是错误的,普通老百姓从价廉物美的进口产品受益,精英阶层从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中受益。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美国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蓝领阶层看得到的利益受到了全球化的损害,而精英阶层得到的利益没有与蓝领选民分享。而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得选民把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责任强加在了中国的头上。放过中国就是要特朗普放弃选民,放弃连任的可能性,甚至动摇他继续做总统的基础。

经济观察网:特朗普在这个时间段发动贸易战,最主要的是为了他的中期选举造势吗?

万广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与他宣扬要让美国变得更伟大只是间接关系,更为直接的和根本的是与他个人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众多蓝领选民的支持的,而他已经开始寻求的连任无疑也需要这些人的支持。对特朗普来说,当前最迫切的是赢得11月份的议会中期选举。此次选举非常重要,其中参议院的三分之一席位要更替,众议院的所有席位要重选。他必须拼命保住蓝领票仓。

经济观察网:在与美国进行频繁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万广华:第一,美国自198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包括欧盟取消这个不公正的禁令。第二,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在不断上升,也与不少国家存在逆差,而且这些逆差是中美逆差的来源之一。所以中国在继续扩大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同时,可以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以抗衡美国的逆全球化举动。第三,中国要继续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包括对外产业转移。第四,中国的对外宣传太高调了,招来一些嫉妒猜疑和对中国的阻击。而中国还需要10-30年的时间去低调求发展。第五,中国需要大幅度提升内需,这也是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

经济观察网: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和应对策略上,您有何具体建议?

万广华:中国目前的整个策略是“以战求和”。被动应对和主动出击相结合,化“挑战”为“机遇”。在国际应对上,要充分考虑反制措施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内不同群体的影响,包括就业、收入尤其是对地方选举和大选的影响;要争取关键群体、部门和企业的支持;反制措施不能局限于经济贸易领域,金融教育外交外援等领域的反制措施都需要加以研究考虑。不管是谈判还是迎战,都要以尽早结束摩擦或贸易战为目标,但同时要以将来主导国际事务、长远上构建全新的国际经济贸易政治秩序和全新的国际治理框架做铺垫和准备。

在国内应对上,第一,在不大量增加财政负担、不进行大规模刺激的前提下扩大内需:考虑尽快出台全面市民化政策,让3-5亿农村移民(近3亿农民工+1亿家属+1亿留守儿童老人和家属)在目前居住、工作的城镇安居乐业(不提供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但可以分阶段、有选择地提供),这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内需,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在短期、中期和长期都有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双赢效果);第二,在各省市至城镇一级,根据市民化人口总量,以及将来人口的迁移量,适当增加住房、教育、培训和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上述两个应对策略,可以为国内在中长期调整产业结构、寻找和扩展国外新市场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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