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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巨变40年 | 打开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窗口

贾天钰2018-04-20 15:45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过去的40年,激荡而伟大。1978年,中国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掀开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40年时间中,中国完成了从贫瘠到富裕,从禁锢到自由,从崩溃到奇迹重生。而在汽车产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成为了制造业进入现代的先锋。在40年的发展之中,中国汽车产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中国汽车如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将重温这段历史,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以及企业家,将那些难忘的一个个瞬间重现,帮助他们书写完成这部改革开放史,并绘出我们如今的伟大蓝图。

本期我们刊出“中国汽车巨变40年”专题报道第一期,讲述中国汽车产业从1978年到上个世界80年代末的改革故事,并展现上汽乘用车等一些优秀的自主品牌在如今的建设成就,以及丰田等合资品牌在中国的发展新故事。

——编者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贾天钰 张煦 1978年10月,中国刚完成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全面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在这一次访问中,邓小平参观了日本的现代工业,其中包括日产汽车君津工厂。“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近代化。”邓小平说。

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访日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在参观时邓小平一直用心观察对中国有用的事物,脑中思考着中国如何改革开放、中国将来如何富强。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日本大使符浩回忆说,感受到了“他一定要在中国建成同样先进工厂的决心”。

实际上,在邓小平出访日本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有意识的学习日本的造车技术。作为现代制造业综合水平体现的集合体,汽车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规模发展提上日程。史料显示,在1978年,作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商,长春一汽用半年时间对日本11个汽车厂逐一进行对口学习考察,并第一次引进了丰田生产方式。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了在十堰的二汽。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通用方面建议中国最好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

这个建议由当时在二汽工作并参与谈判的李岚清上报给了中央。当时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看过后,在简报中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就是中国“合资企业”的由来。这个批示一下子冲开当时禁锢着中国人的思想禁区,中国汽车业40年改革开放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完全自主,但是在技术等方面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中国汽车工业是在前苏联全面援助下实现,流程、厂房等都由苏联提供。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汽车靠“东拼西凑”纯手工制造。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汽车工业主要是贯彻中央的精神建设三线汽车厂,以中、重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为主,同时发展矿用自卸车。

在此期间,一汽、南汽、上汽、北汽和济汽,5个老厂投入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并承担包建和支援三线汽车厂的任务;而在地方发展汽车工业,几乎全部仿制国产车型;改装车生产向多品种、专业化生产转变,生产厂点近200家。直到1978年,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只有0.5辆,全球排名第140名;而轿车生产更是少得可怜,全国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过5000辆,不足国外一家大公司一天的产量。

走向开放合作的尝试

受到通用来访和邓小平访日的积极影响,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走出国门,邀请外国汽车制造商前来中国,以资本和关键技术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换取经济建设需要的外汇。而机缘巧合的是,由于外汇紧张,也是在1978年上海方面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改造上海轿车厂,年产15万辆,大部分出口赚汇。”在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后,上海即向全世界知名的大汽车厂发出邀请电。

作为典型代表的是周子健在1978年10月的出访,这也是日后对中国汽车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1978年11月,在邓小平访日回归后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准备拜访总部位于这里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当时的中国对国际汽车公司知之甚少,而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认知上,奔驰是当时中国最为熟知的品牌之一。

德国奥迪公司董事马丁·波斯特在回忆录中写到:当周子健抵达德国之后,他发觉大街上的奔驰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而是大量的大众产品。周子健向人打听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才知道了位于狼堡的大众汽车。周子健立即决定带着代表团坐火车奔赴狼堡。抵达狼堡后,代表团徒步从火车站赶往大众汽车总部。周子健通过翻译向当班的警卫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的负责人对话。”

那名警卫面对身穿中山装、徒步到来的中国政府的部长惊讶不已,后来他拨通了负责销售的大众董事维尔纳·施密特博士的电话。这位董事在惊讶之中接待了来自东方的部长。双方的接触从此开始。

当时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要求简单明确,大体来说有五个要点:第一、要有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其次,要在中国建设完整的、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轿车工业体系;第三,能够出口,能够创汇;第四,建设高标准的零部件厂实现本土制造,培育本土企业;第五;必须有技术研发中心,帮助开发自主品牌(即后来所说的“市场换技术”)。

在1978年与德国大众取得联系的后2个月,美国汽车公司(AMC)托人向当时的一机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转达了希望同中国合作生产吉普车的意愿。1979年1月,北京汽车厂同美国汽车就合资经营等问题进行初次接触。这一年,中国还接触了法国雪铁龙、日本丰田和美国通用等。据报道,仅从1978年到1982年间,国内就连续派出数个高级代表团。

中外汽车合资的第一次高峰

1979年2月,北京汽车和美国吉普达成合资意向。1个月后,这份报告得到了当时六位副总理批复“原则同意”。同年3月,通用的决策机构否决了董事长与中国搞合资经营的意向,错失大好机遇。与此同时,大众和雪铁龙在争夺与上海拖汽的合资中,大众以能够依靠自身进行外汇创收、同时承诺不断传授工艺和关键技术的方案胜出。

当时初步的协议是,新合资公司将由原上海拖汽总公司和大众合资成立,合同期25年,年生产15万辆高尔夫等车型。不过,双方的合作并没有一蹴而就。由于大众内部斗争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次石油危机),该项合作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没有终止,但项目缩小,仅剩组装高尔夫3万辆。此后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6年。

三年后的1982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年份。与此同时,汽车作为产业部门一次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汽在启动重型车、轻型车、发动机的大布局之后,为解决中国汽车“缺重少轻,轿车是空白”的畸形产品结构,将轿车生产的尝试提上了日程。1982年6月,邓小平批示“轿车可以合资”。这开启了中国汽车对外开放的新篇章,而中国与外国企业新一轮的谈判开始。

也正是在这一年,哈恩博士成为大众汽车董事长,这个早就看清楚中国在21世纪市场潜力的大众一把手,加速了与中国对合资细节的谈判。哈恩的想法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桥头堡,对抗日本和韩国车企。但在大众之前,美国吉普已经先人一步,1983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合营期为20年,其中北汽股比68.65%,美方为31.35%。

不过,由于当时的体制原因,关于合资的任何进展和谈判都需要上报至中央政府,这使得谈判经历了四年之久。本来,北京吉普合资谈判初期确定要引进美国最先进的CJ系列车型,但经过四年半谈判后,临近生产时CJ已变成快被淘汰的车型。在北京吉普的合资中,有两点突破:第一是在合资公司中研发第二代自主车型,其次是同工同酬。但1984年双方在第二代车的开发中产生了矛盾,此后北汽吉普一直采用CKD方式组装,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这次试验以“虎头蛇尾”的结局收场。

从1983年开始的五年时间中,中国汽车出现了第一次合资的小高潮。1983年中方领导前往意大利进行考察访问,同年依维柯宣布进入中国,而后1985年依维柯开始在南京进行组装。而在1984年发展更为迅猛。该年3月,天津夏利和日本大发合作;同年5月,长安和铃木宣布合作。但这几个都采用的是技术授权的CKD模式,简单粗放。而真正具有代表意义,并开创了中外汽车合资新局面的是紧随其后的上海汽车与大众的合资。

现代汽车工业诞生

1984年10月,上海汽车和德国大众合作成立上汽大众。上汽大众的突破性意义是空前的,其不论是生产设备、管理理念、经营理念还是员工管理、员工培训等都刷新了中国人的认知,随着生产的展开,甚至直接带动了上海港对物流的管理改变。时至今日,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上汽大众工厂建立之初,有不少女员工会在厂房里晒晾衣服,甚至有人偷走工厂的物料也是正常的事。大众带来的培训体系成为了中国整个机械制造业的模板。

上汽大众的成立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汽车工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

大众的进入让有疑虑的汽车企业开始“清醒”。此后的1985年开始,全球各大汽车企业都前来中国寻求合作机会,期间一汽集团和戴姆勒、丰田、日产、雪铁龙等进行了合作商讨,南京与菲亚特-依维柯进行了商谈,广州方面和标致汽车进行商谈,并在1986年成立了广州标致,这是中国第二家合资汽车公司。二汽(今东风汽车)则和福特进行了商谈。而从1986年开始,中国汽车开始蠢蠢欲动,几乎所有的汽车制造厂都想申请轿车批量生产。

不仅仅是汽车整车企业,来自欧洲的零部件企业甚至其他行业的企业也都受到了上汽大众成立的影响。马丁·波斯特这个上汽大众的第一任外方“一把手”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接待访客中度过。”这些前来探听与中国合作情况的企业包括戴姆勒、苏联代表团、南非的部长级访问团、德国机械制造代表团……“所有人都想知道,与中国人合作是怎样的情况。”波斯特回忆说。

整个80年代,是中国汽车产业新生的时代。整个时期中国汽车的配套工业状况和技术水平比欧洲、日本或者美国要落后30年,当时中国所有的配套商都是卡车的,而不是轿车的。很难想象,在上汽大众开始生产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个有能力为桑塔纳配套的企业,哪怕是一个螺丝。在这约10年的时间中,中国汽车打破了体制束缚,改变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理念,开始了奋力直追。

在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编制汽车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份名为“2000年的汽车工业:世界之交的中国汽车议程”主要内容源自中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规划中,中国提出了轿车、乘用车、轻卡、重卡等的发展计划。而在随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中,中央政府启动了汽车类的大项目投资,后者开启了中国汽车行业从过渡期走向做大的发展期。

经济观察报 汽车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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