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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斐: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

闫斐2018-04-20 19:43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闫斐/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高质量发展摆在了重要位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之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全面总结基础上的重大判断与决策,高质量发展理念既是确保未来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既体现了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具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也表明为应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所具有的信心、智慧和远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四十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不足2.5%上升至15%,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上升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率超过8%,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对外经济方面,1978,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2017年增加到27.8万亿元(约4.1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5.3万亿元,进口12.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近15%。截止201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约3.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全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就接近150亿美元,正逐步由资本净输入国向资本净输出国转变。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围绕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制度创新与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通过使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降低了企业经营的外部成本,改善了营商环境,继而推动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二是对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历史机遇的成功把握,通过将引进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要素、广阔的市场相结合,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同时,使中国劳动力要素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及对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持续不断的学习、消化、吸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的溢出;三是全国范围内包括交通、通信等整体基础设施投资数量的大幅提升和质量的显著改善,通过降低物流成本、信息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四是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规模的显著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显著提高,对科技研发的高度重视和持续不断加大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全面提升,极大地发掘了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

然而,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投资+出口”支撑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转型势在必行。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相当于日本的2倍多,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15%;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超过88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英、法、德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意大利的三分之一,世界排名在70位上下。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易对私人投资造成不同程度的“挤出”,其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近年来持续攀升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掣肘;出口方面,金融危机后,受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外需长期不振,而国内“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交织,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从而使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制造业陷入困境,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第二,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梯度与产业区域分布不均,高精尖行业产能不足与“三高”行业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长期并存,技术创新推动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直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才首次突破50%,与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60~80%的水平尚存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40%,又显著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0~30%的平均水平。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3%,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依然接近30%,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仅略高于20%,单位GDP能耗约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六倍。2017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尽管达到了1.75万亿,占GDP的比重略仅高于2%,但与韩国和日本分别超过4%和3%、美国接近3%的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中国每百万人中有研发人员1200人,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平均近5000人的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中国单位GDP(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4kg,约相当于韩国的2.5倍、美国的4倍、日本的6倍、英国的8倍、法国的12倍、瑞士的22倍。2017年,中国开办一家新企业所需的平均时间为23天,是发达国家的2~4倍,政府公共部门服务效率和营商环境改善空间巨大。

第三,经济发展与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相匹配,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有限。2015年,中国教育投入经费占GDP比重1.8%,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的3%和韩国的4%。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尚有约5%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水源,仅有约65%的人口能够使用到清洁的卫生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普遍接近100%的水平相去甚远。中国健康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分别仅为6%和11%,与发达国家平均10%和18%的水平相比,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长期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2017年,中国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60%,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全国的比重更是从13%下降到5%;2017年,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的十分之一。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约60%,但户籍城市化率略仅高于40%,远低于发达国家80%~90%的平均水平,仅大致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5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接近;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还有近六亿人长期生活在农村,有超过一亿长期生活中在城市的人口由于户籍等原因,长期无法充分、公平地享有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仅拥有约5%的社会总财富,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超过30%的社会总财富;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0.467,已连续第十五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不仅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初0.2左右的水平,也高于除美国外全球主要发达国家0.3左右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在经历了“七连降”之后于2015年重现反弹势头,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仅为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不足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的十分之一,当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依然超过3000万,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的问题依然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概率依然偏高。

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的提高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整体规模大而不强、粗放式高增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发展不平衡、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成本高昂等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继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更加均衡、民生更加改善、全面、均衡、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新起点上,只有通过不断加大和提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水平,才能解决好当前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与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第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科学防范、有效化解可能引发重大系统性风险过程中,运用前瞻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思维,重点关注包括房地产、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资产价格异动和发展可持续性,做足预案、未雨绸缪;第二,通过改革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与发展转型。继续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发掘和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继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型;第三,通过全面、均衡、协调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以全面落实农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以雄安新区、上海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为突破口,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尝试,探索和总结新时代促进区域一体化、城乡协同发展、对外开放的最优化路径,在推动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平,促进更广泛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通过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自贸协定(FTA)的同时,积极推动包括亚太自贸区(FTAAP)、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在内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作者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泛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