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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王雅洁 这是一场关于管资本、国有经济退与进、人力资本的“争锋论剑”。34年后，堪称历史棱镜的莫干山会议首次在北京西山卧佛山庄召开。 

2018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其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局之年。这样的时刻，北京“开讲”莫干山论坛的春天故事，不乏其特殊意味。

此次论坛由莫干山研究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主题为国企改革——探讨新时代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路径。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引领，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4月15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会上如是致辞。他说，它不是务虚，而是务实。正如，会议就“国有资产资本化、国有经济的退与进、人力资本、管理体制、混改的本质、员工持股比例”等核心问题交锋论剑。

会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孔丹指出，莫干山会议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问题，包括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学养”较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还有距离。但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问题导向，从事实出发（为改革建言献策）。他认为，国有企业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生态。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不过是一种情况下的调整。问题在于，要定义国企的真正内涵与外延。

孔丹注意到，深改委第一次会议通过文件《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其中的激励机制，特别提及跟市场走，这都是在逐步突破国企改革的瓶颈问题。他说：“得找到国企改革发展的真问题啊。”

而发现国企改革发展真问题，献计献策，给改革提供思路恰是莫干山会议的一贯主旨。据莫干山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炼介绍，此次参会人员主要由“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代表，和2012年以后新六届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代表”构成。

也许因为有诸如彭森、宋志平（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会长）、孔丹、曹文炼、高尚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等人的莅临，以及莫干山“四君子”之三的悉数到场；或是会议使命本然，这面至今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棱镜再度折射出思想碰撞之光。

这束光来自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常修泽（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李罗力（马洪基金研究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等9位发言代表的观点交汇，以及若干自由发言代表的交流“碰撞”。

诸如，如何管资本？从管企业到管资本，需要怎样的配套深化改革？何谓混合所有制的本质？什么才是国有经济退与进的正确姿势？人力资本如何改？

“国有资产资本化”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经历了不止一轮的嬗变。  

“改革开放40年，国企改革也改了40年，有进步但还没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说。他认为，管资本为主是这一轮改革的亮点和突破口——这需要澄清认识。

演讲主题为《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亦指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这是关于国企改革最重要的举措。

“按照以管企业为主的资产管理体制、监管体制（运营），企业很难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只有实现以管资本为主，才能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张卓元说。

从事过10多年国企国资监督管理工作的罗汉，曾经的身份是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他对“管资本”的改革方向，有着自己的体会：“实际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落实。”

他举例道，比如产权信息，权责便有待进一步明确。再从企业管理者角度看，哪一项权利又是真正属于管理者的？罗汉发问：“我做董事长，做总经理，可以决定什么事情？又要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都尚待明确。”

“漫长的20多年间，实际上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徘徊，改革没有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陈清泰说。

在陈清泰看来，这次国有企业的再改革，其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要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

那么，如何评价“管资本”的改革效果？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提出，衡量国企国资改革是否突破，除了观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变化外，最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是否得到了转换，是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二是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是否都有重大进展，“僵尸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劣势企业是否退出，“有进有退”的机制是否形成。三是国有企业在行业垄断是否被打破，

现在，依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的测算，国有净资本大概50万亿。但在央企的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约120万亿。如此规模的国有资本及资产该如何管呢？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小洪的诘问：今天清泰主任、张卓元老师都讲了管资本不要管生产，这是十三届三中全会的一个贡献，但它为什么推不下去？“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结构性矛盾没解决，使得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不好转向。”

就如何打造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构造国资管理中间层而言，刘纪鹏这样界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在国资委和实体企业之间组建的国有独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特殊形态的法人。特点有四，即国有独资形态、纯粹控股方式，不参与具体经营、追求营利、可由国有独资企业（集团公司）改造而来，也可新设。

刘纪鹏说，具体有三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集团公司等。实施步骤而言，构建三层次国资体系，为经营性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奠定制度性基础；第二步，基于金融资本的特殊性，率先对其进行整合，纳入国资监管体系；第三步，在前两步基础上，将其他行业的国资（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等），只要搞企业化经营，追求营利，就纳入国资统一监管体系。

此外，国家资本如何进入新经济也是一个问题。莫干山论坛发起人“四君子”之一的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黄江南对此有感而发。他说，国家资本要不要进入新经济？它怎么进入新经济？国家目前对新经济不敢长期持有，不妨效仿淡马锡？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杨沐说，像淡马锡的机制就是只管资产，其他的不管。

那么，何谓“四君子”？莫干山会议始作俑者系“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四人；朱、黄二人同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国务院技术中心经济师；当时他俩与翁永曦、王岐山被称为农村政策研究“四君子”，俗称“改革四君子”。34年前的莫干山会议令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并为八十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人曰，“上山”开会成了一种荣耀。

接下来，一言以蔽之。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盛思鑫建议，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需要一些配套化深化改革。国有企业要不要承担政策性的任务，必须有市场化的机制，如果没有机制，软约束、硬约束的问题均难以解决。

“混合所有制在于引入市场机制”

怎样的一个机制呢？这便引出了关于混合所有制本质的思辨。

“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于引入市场机制。”宋志平说。像央企有79%的资产都在上市公司。上完市便是混合所有制了——实际从国有企业的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动力，使之快速发展。

而在高尚全看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社会体制。“要弄清楚混合所有制是2003年中央的文件提出来的，并非现在。”

“其实混合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混合经济亦是通向社会所有制的有效形式。”高尚全认为，其逻辑在于，公司搞了股份制、搞了上市公司，就资本社会化了。而资本社会化不只是资本能力，还要通过上市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因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企业，宏观上包括股份制，公司去上市以增加社会资本，形成社会的因素。

不管怎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的重要举措。”曾多次参加党中央文件、党代会文件起草，包括十八大文件起草的张卓元说。

张卓元认为，混合所有制主要针对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的业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重要指向是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的业务，找到一条通道。因为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已股份制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了，已实现混合所有制。

“现在主要是垄断行业改革比较难推进，许多垄断行业，大国企以自然垄断为名搞行政垄断，不愿意放开其中占越来越大比重的竞争性业务，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张卓元说。

曾参与顶层混改文件制定的发改委体改所所长、党委书记银温泉在现场透露，2017年，自己所在的部门曾派人参与了混改督察，同时包括国企产权保护文件的制订等。基于此，他认为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可以让让地方大胆地试，建立一个容错机制，让地方自主选择推进混改的路径。

张思平则认为，混合所有制要求国有企业布局有进有退。但现在国有企业只进不退，如竞争领域的大量优势企业没有退出来，这几年国有企业扩张的局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马洪基金研究会理事长李罗力直言，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为主以外，其他大量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来是政府说了算还是市场说了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观念要转变。”

李罗力建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观念；此外，在国企改革上分类指导，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资源等重大领域，仍然要以国企、以政府主导，或者国有体制为主；但对于大量竞争领域的国企，则需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退出竞争领域；使其变成一个真正市场导向的机制。

诚然，“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说。在他看来，应加强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约束和促进国企提高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应当遵循市场原则，鼓励竞争，效率优先，而不应设置以谁为主的一个先决条件。

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王小鲁认为，因为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行业存在先天不等同盈利性，像垄断行业有大量的垄断利润，为了减少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行为，应该通过税制改革来减少垄断利润。其如果能够成为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一个现行一步条件。那么，对于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极为有利。

这里，可圈可点的是，王小鲁作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其亦是会前论文评审组组长；他当年从1300多篇论文中选出125篇，可谓从理论至实践的推动者，为堪称中国改革史上重要里程碑的莫山干会议做出不菲贡献。

怎样“突破”

“改革必须有所突破。否则，那些行业怎么增加活力呢？现在讲四力，以前是‘三力，活力，竞争力，控制力’，现在加了‘抗风险能力’；要做到这些，民间资本的介入绝对能够提高效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原会长康义说。

在康义看来，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认识问题，现在分两种情况：完全竞争性行业，就此应该允许双向来混改，持股改革；此外，让民企，民间资本介入诸如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工业事业等行业。

以推动机制改革为发言主题的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说，国企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体制、结构和机制。他建议改变外企、国企、民企的政策待遇顺序，让其均享受国民待遇。其次，要给改革者安全感，能有试错环境。再者，推动机制改革，具体讲就是共享分红。而这也需要突破。

事实上，周放生说，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要改机制。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能否由易到难——先改机制；届时，混改、体制改革等也能成行。换言之，有困难的地方先改机制，再倒逼体制改革。“就像扔一块石头把水搅动，把人搞活，人活了企业才能活。”

无疑，新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本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宋志平看来，现在已进入到一个高科技时代，人力资本成为了企业的重要资本。但过去的分配不含人力资本——未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现在应该考虑这方面。像其曾提及的超额利润分红权。

“为什么华为能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发展那么快，就在于它有分享机制，把人力资本、人的知识、经验、能力等等，也作为了分配。”宋志平说，“如能现金持股的国有企业干部并不多，能否把他们的人力资本、能力等等也参与到一些企业利润的分配中去。”

就此，孔丹指出， 宋志平的建议直指今日国企改革核心，即激励机制。他早年曾在中信推动分润式的激励机制；所谓“分润式”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分利润，而是指与利润挂钩。

孔丹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要突破激励机制（瓶颈），就得找到国企改革发展的真问题，找到解决真问题的路径与方法。

周放生也认为，目前国企考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工资总额管理。在他看来，工资总额管理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下一步的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突破思维桎梏，明晓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可贵。

发改委体改所所长银温泉的体会是，近几年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国企改革方面，改革的目标与动力不足，思想包袱很重，政策协调配套较差。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明确国企的定位。

银温泉认为，以混改为突破口在于如何落实。混改，不是限制股权；不妨改进现有一些僵化、繁琐的规定。另外，完善国有资产的评估和机制；包括还要调整国有资本的战略性布局；再者，让地方自主地选择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式，和地方国企的配置格局。最后推动国资管理体制改革。

“国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国企？”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前主席罗汉这样诘问，他指出，目前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定位不够清晰与具体。资本和企业不是一个概念。

罗汉建议，要细化国有企业的目位定位；要强化目标导向；要把国企政治优势，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站在投资人，以及混改基金视角去看混改的国富资本董事长熊焰则提示，中国没有经历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中国的股权资本太少了。而解决问题的一个战略活棋就是——激活120亿左右的国有资本。目前国有净资本约50万亿。但在央企的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大约120万亿左右。如何把这种资产升级为国有资本——应该是十九大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跨越，不再提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而提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一个词的变化，整个管理思路，考核思路，考核机制，活力都变了。”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一词之差，却道尽国企改革之精髓。其也是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留下的制度改革之辨，包括国企激励机制（人力资本）、管理体制的完善等，何去何从？事在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