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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雷颐/文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在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时，却几乎无日不对外交涉。清政府于是乎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这种最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之所以说“重要”，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重要的对外交涉；之所以说“奇葩”，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中国“外交”，却只能与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满足了清廷自认为自己依然是“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28年，一直担任此职。这28年间，职务规定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中国近代，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记者采访政要，而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的史料，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然另开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大进一步。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是表面的理由，实质是日本打败中国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因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使清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俄国则想趁机迅速扩大在中国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这才是李鸿章访俄的实质内容。

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却只到过日本，但那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他的首次出国，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他的此次出国，更值得重视和研究。

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乘法国公司船只，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再乘专列前往彼德堡。

到彼德堡后，他与深受沙皇信赖、对俄国外交有实际影响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2000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的确，维特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因此不仅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此事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已是当时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可能就“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