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陈季冰/文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作出过一个高调的承诺，他答应把当年法国从非洲掠夺的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非洲国家。这位长袖善舞的新生代明星级政治家显然是把这一承诺当作重建法国与昔日殖民地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他当时说，“欧洲殖民活动的罪恶是不容置疑的……（但）这段历史需要翻篇。”

如同他之前在欧洲和国际问题上的许多言论一样，马克龙的这番表态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共鸣——不用说，在非洲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他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而在欧洲和西方精英阶层，这无疑是一种“政治正确”，主流社会很难表示反对。

当然，这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新主意，以前早就有西方政客谈及过，尽管大多语焉不详。因此，人们或许以为马克龙那些话也像以往那些政客那样，就是随口一说而已，很快就会再一次不了了之。

出人意料的是，仅仅数月后，马克龙跟进了他的诺言。他任命一位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费尔瓦恩·萨尔，Felwine　Sarr）和一位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为独立专家，让他们负责起草一份关于如何执行归还非洲文物的建议报告。

这令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和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负责人陷入了巨大的焦虑。

当马克龙宣称非洲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欧洲博物馆的囚徒”时，他无疑站上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也给其他与此相关的人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压力——如果法国真的这样做了，其他国家或许不得不跟随其后。

但归还劫掠文物，真的像马克龙说得那么美好吗？

一

仅从道德层面来看，马克龙充满善意的承诺似乎是不容辩驳的。

没有人会认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抢掠来的财富不应当物归原主。既然如此，100多年前欧洲大国从世界其他地区掠夺来的文物和艺术品有什么理由不归还呢？这里的逻辑不证自明。

正因为如此，要求当年的西方殖民者归还珍贵文物的呼声几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希腊政府一直在争取收回帕台农神庙浮雕，埃及政府一直在争取收回娜芙蒂蒂胸像……对于这种混合着民族屈辱和义愤的呼声，中国读者大概也不会觉得陌生。

也因为如此，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乃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大量藏品，长期以来一直充满了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西方在价值观和实力方面的双重衰落，从世界各地发出来的这一呼声如今越发难以抵抗了。马克龙的高调许诺可以被视作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历史潮流的主动顺应，正如他说的，这段罪恶历史现在应该翻过去了。

然而，只要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真实历史，我们便会立刻发现，试图站在今日的“普世价值”立场上，诉诸政治手段来翻过历史这一页，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它还非常有可能激起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

首先，也是在宏观的原则层面，正确界定这些“沾满鲜血的”珍贵文物的归属国，恐怕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那么一目了然。

民族国家体系如今已经被当成一种天经地义的世界秩序，但这只是当今世界的镜像。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确成形较早，一般认为源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然而推及整个世界，这种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雏形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正式确立，大量的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甚至是在二战后才形成的。这意味着，当年欧洲人在许多地方抢掠之时，当下存在于那里的“国家”还压根不存在。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非洲和中东，许多现代国家本身就是欧洲殖民者“建构”出来的。伊拉克这个国家便是英国人搞出来的，约旦差不多也是……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生活在巴格达和安曼的阿拉伯人大概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原来是伊拉克人和约旦人！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马克龙好心地想要把卢浮宫里的某件藏品物归原主，他可能会找不到真正的原主人。更有可能的是，他将不得不立刻面对三四个（甚至更多）声称对它拥有“主权”的国家的声索，而且它们的理由听起来都十分充分。

假设卢浮宫里藏有一件1850年时从圣城耶路撒冷抢掠来的艺术品，当马克龙提出“归还”以后——

以色列政府会认为，这件艺术品属于自己，因为它认为这里现在是以色列的国土。

不过，不巧的是，这是一件具有浓厚伊斯兰风格的艺术品。于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会认为，它属于自己，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比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更拥有索取它的正当权利。况且，对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它与以色列也存在争议。

不过，又一个不巧是，这件艺术品上书写着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土耳其语。于是土耳其政府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属于自己，土耳其的理由不仅是它上面刻有土耳其文字，还因为185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神圣领土。

此外，叙利亚或约旦也可能对这件文物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它们发现这件艺术品的创作者当时生活在大马士革，而且1850年的时候，现在的巴勒斯坦一带归奥斯曼帝国派驻叙利亚的总督管辖，而当时的叙利亚与约旦连在一起，难以分割……

好了，现在马克龙究竟应当把这件宝贵的艺术品“归还”给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土耳其还是叙利亚、甚至约旦？

每一个人大概都会依据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偏向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让其他人产生强烈不满；进一步还可以肯定的是，围绕这件文物的“归还”问题，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叙利亚、约旦这些原本就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一定会产生新的严重纷争。马克龙提出“归还”文物是为了讨好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想因此挨本国老百姓的骂，不管它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件文物。

相对而言，在布基纳法索之类原来没有国家的原始蛮荒之地，马克龙的善意稍稍容易得到安顿一些，但大概也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意外。因为直至今日，非洲许多地方的基本认同单位依然是部落，而不是国家。这些部落当然不会是按国境线分布的，但这些非洲文物的部落文化色彩一定是鲜明的……换句话说，昔日殖民者慷慨的“归还”，也许会引发不同部落以及它们所在国家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

二

原则层面的问题不好办，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更加难办。

先看看文物“归还”的原主，即接收国的情况——

一个绕不开的沉重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些珍贵艺术品重返自己的“祖国”后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

众所周知，珍贵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妥善维护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光靠对外展出和社会赞助得来的经费根本不足以填补文物维护所需要的资金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世界上几乎不可能有博物馆能够靠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来正常维持的原因。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别说是非洲，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都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的维护标准。这就是说，一旦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政治正确”地回归自己的故乡之后，它们中的不少也许很快就会因保存不善而遭受损毁。

马克龙倒是想到了这一点，他说，法国将为“归还”文物设定一些“附加条件”。不幸地是，这种貌似负责任的态度被一些更加激进的左派人士抨击为“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拖着一根昔日殖民主义者的尾巴。在马克龙宣布了他的主张后，美国加州一位名叫西尔维斯特·奥库诺杜·奥贝希（Sylvester　Okwunodu　Ogbechie）的著名艺术史学家就对媒体说，“认为法国对一个地方是否达到安全地保管这些艺术品的条件拥有最终话语权，是傲慢的错误”。去年，她还对德国一家报纸表示，“我想知道每件艺术品沾了多少鲜血。”

按照这种逻辑，马克龙的政治目标便是不可能达到的。他试图左右逢源，但结果很可能左右不讨好。

这还仅仅是最正常的情况，第三世界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差别远不只是缺钱和缺技术，还有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和政治治理的失败。

就以非洲国家为例，战乱和军人政变之类是家常便饭。就算一个国家眼下看似有能力从法国那里将过去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风风光光地迎接回来，也许没过几年，在一场军人发动的政权更迭中，它们就会陷入毁于一旦的危险。在争权夺利、兵荒马乱的时刻，很少人会为这些老古董去拼命。至少政客和武夫不会，而他们恰是最有力量的。

当然，还要将政治的腐败和治理的混乱考虑进去，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现实状况。文物和艺术品都值很多钱，国际犯罪集团也时刻虎视眈眈地盯着它们。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担忧的法治状况和社会监督水平，它们的各级官员们监守自盗的风险是不能不防的。退一步说，即便这类贪腐犯罪行为不是常见的，那么因为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导致的人为的文物保存不善和破坏，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在少数极端情况下，人们或许还要担心系统性的有意识破坏。中国发生过文革“破四旧”那样的惨剧，塔利班和ISIS也以宗教名义故意破坏过许多已经流传和保存了1000多年的无价的历史珍宝，它们认为那是亵神的“偶像崇拜”……

因此，总的来看，这些文物和艺术品存放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要比让它们“物归原主”令世人放心得多。更甚一步，允许我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当年要不是法国殖民者从布基纳法索“抢夺”来了这些艺术品，并把它们存放在卢浮宫里，留在布基纳法索的它们，如今很有可能早就湮灭无闻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的敦煌莫高窟吧，情况是不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那些知名博物馆希望保留世界各地藏品的主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它们是超越时空、超越民族、超越政治的人类共同文明遗产，重要的不是它们“属于”谁，而是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它们、欣赏它们……

除此之外，文物和艺术品不仅有欣赏价值，还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西方大型博物馆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物质遗产有条理地陈列在一起，对于参观者、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会产生十分有益的激发和启迪。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个西非文化研究者花上半年时间走遍西非各国，他所能亲眼目睹的古代西非文物，大概还不如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呆上两天的多。如果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西非陈列室都清空了，每件藏品都“政治正确”地回到自己的西非故乡，那么我们这位可怜的西非文化研究者就不再会享有这样的便利了。

更何况，那些西非国家政府如愿从法国收回了这些文物后，并不见得会像卢浮宫那样公开对外展示。今后，没有一定的特权许可，我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三

再来看看这些文物的归还国的情况。

马克龙所说的这些从非洲“劫掠”来的文物目前绝大多数都存放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内，然而，如何判定一件来自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物或艺术品究竟是不是“抢掠”来的，也不是人们以为得那么简单。

在不少情况下，目前西方博物馆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藏品可以说是正当获得的，或至少有相当大的正当性。这又包含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西方殖民者当年从那些殖民地的当局或民间购买来的；虽说它们当初的市场价格有被“低估”的可能，但只要不是强买强卖，这显然不在“抢掠”之列。

第二种则更加复杂一些。19世纪中叶以后，甚至直到20世纪初，大批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和冒险家前往非洲和东方，从事各种发掘和发现工作，其中亦不乏比较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他们与当时当地的政府签订协议，分享“发现物”，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大批出土自中东和东方的文物就是这样被带往欧洲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协议”经常含有胁迫和利诱的成分，是一种“不平等条约”。这也的确不能说不是事实，大量证据表明，许多西方殖民者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掠夺殖民地资源——不仅仅是文化艺术品，还包括自然资源——的丑陋动机，而且背后往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背书。当年心系希腊民族解放事业的英国诗人拜伦不是义正辞严地说了吗？帕台农神庙的浮雕属于雅典，无论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原名托马斯·布鲁斯，英国外交官，曾掠走雅典帕台农神庙的精美大理石浮雕；他的儿子小额尔金，原名詹姆斯·布鲁斯，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英国对华全权专使。）与当时统治希腊的奥斯曼帝国当权者达成了什么协议。

然而，这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高度政治化的论断，现实的操作很难依它而行。不管怎么说，西方的考古学者、探险家和挖掘者是在这些文物发掘上投入了巨大的金钱和人力资源的，没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些无价的人类文化财富没准至今还默默地躺在黄土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它们应当无差别地统统“归还”给它们的祖国，既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正确态度，也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即便是铁证如山的“掠夺物”，如今让那些西方博物馆无偿地“归还”给它们的祖国，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法律障碍。

虽然西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目前保存着的许多藏品，的确是从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抢夺来的，但抢夺这些文物和艺术品的并不是博物馆和美术馆自己，它们可不是军队。一般情况下，它们的藏品也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一件文物的最初“来源”不干净，并不等于博物馆获得它的过程也是罪恶的。假设一个英法联军的士兵在圆明园盗抢了一幅清宫藏的珍贵字画，一个八国联军的将军在故宫偷窃了一件清宫藏的精美瓷器，他们回到欧洲后就将这些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了，150年来几经曲折转手，最后被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买下来并收藏……这幅字画和这件官窑瓷器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强盗的赃物”，但这笔账能记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头上吗？

对于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这样英国和法国政府办的国有博物馆，事情还好办些。例如，马克龙如果要让卢浮宫向布基纳法索归还属于它的文物，只要将卢浮宫账面上的这笔政府财产一笔勾销即可。

然而，西方国家还存在大量属于私人或民间组织的博物馆，它们或许也藏有不少在马克龙看来应当“归还”给非洲国家的文物。一旦要求它们这么做，那就意味着政府应当至少给予它们经济上的补偿。这会立刻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如何对它们进行估价？我们都知道，帕台农神庙的浮雕是无价之宝，它的独一无二性使之不可能像一辆生产于1935年的阿斯顿·马丁牌老爷车一样，获得一个比较公允的市场定价。

第二，万一这些私人博物馆不买政府的账，不肯归还，又当如何？西方国家的法律都严格地保护私有产权，这甚至是它们最重要的宪政基石之一，即便政府也没有权力以任何理由没收合法的私人财产……

因此，厘清这些应当“归还”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所有权，并非总是可能做到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归还”的善举就注定不可能收获什么好结果。

我们还可以猜得到，马克龙政府为了要将那些散落在文物“归还”给非洲而作出的经济补偿，如果作为经济援助直接发放给那些非洲国家，多半会更受它们的政府欢迎。

四

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如果把视野拉得更宽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到今日西方国家在处理许多国际问题时很容易犯的常见错误——

首先，它经常毫无根据地假设，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现实状况同西方社会是相同的，或至少是很接近的；其次，它还经常倾向于把当今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加诸几个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上。

但真实的世界远不是同质化的。从横向看，世界各地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从纵向看，各地区在发展阶段上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西方人以这种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和过往历史，虽然是充满善意的，但却是不切实际、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中东推翻一个独裁政权并不能带来预期中的自由民主，相反还很有可能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创造肥沃土壤。

应该说，过往的那段殖民历史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洗刷不干净“原罪”。而且，就像聪明的马克龙已经看到的那样，它还会成为西方社会面对世界和面向未来时的沉重包袱。

然而，如果看不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中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对它们进行简单的道德化处理，那么，更多的善意非但不会收获任何期望中的美好结果，还很可能造成更多复杂的新问题。这种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思维方式，也许正是西方在许多棘手的国际事务上屡屡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