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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校庆忆沧桑

李大兴2018-05-08 15:40

李大兴

五月四日是北大一百二十年校庆,自然又是一场盛典。我以前写的文章被收入纪念文集,我所属的1980级校友也有一次空前规模的年级聚会,主办人还特意邀我参加。我本来也是想要回去凑一凑热闹的,却因为不小心摔伤了手腕,只好取消行程。这样也好,让我有时间在静静的夜里翻阅故纸,穿行在逝去的时光里。写一篇与记忆和历史相关的文章,或许是最适合我的纪念方式。

小时候家里有两个书柜的书,在文革抄家中竟然没有被抄走,只是书柜上被贴了封条。这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事,据说一个月以后的抄家就没有这么文明了。封条贴了两年多,谁也不敢撕,那很可能是反革命罪行。大约到了1968年下半年,千家万户都忙着送自己的孩子去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看不出还会有人惦记书柜上的封条,于是家兄就把它们撕去了。

不久一家人分别去了农村、五七干校、郊区工厂,六口人分做四处,只留下母亲和我两个人坚守北京城里的家。母亲明白走容易,回来可就难了。无论别人说什么,她从来不为所动,而她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辞去公职,不隶属于任何单位,人事关系早就转到了街道,反倒不似那些在中央部位、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人,需要跟着本单位离开北京。有几年多数时间是母亲和我在家,她不工作,我不上学,成为动荡之秋的两个闲人。

母亲病弱,家里时时飘着熬中药的气味。我在十岁上就买菜、抓药、煮饭,无师自通地“夹塞儿”、“蹭车”,还学会了记账。大约与这些经历有关,我很早就有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幻觉。某种意义上这种幻觉也是一种有益的心理暗示,鼓励我凡事有自己的判断。对人对事,我更多凭直感,从小就口无遮拦地发表意见。有一次我说当时家里熟悉的一个朋友“很虚伪”,闻者都觉得是小孩子信口胡说,因为他是看上去很诚恳的人。后来的事情证明孩子的直感有时候更靠谱。倒是长大以后我渐渐明白,臧否人物需要非常谨慎。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由于人应该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常存谦卑戒惧之心,清醒地看到不是随便谁都有资格判断人与世界的。

因为不上学,我不能完全融入大院里男孩子们的世界,无聊之余,只好翻来覆去读书柜里的书。打开书柜,《红旗飘飘》、《各国概况》、《赤脚医生手册》等书名看上去无害的书,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母亲很谨慎,如果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或内容不合潮流,就会用旧报纸给书包书皮;如果觉得书可能会有问题,她就会再把书用旧报纸包起来,藏在书柜靠后不容易被看到的地方。久而久之,这成了她的习惯,直到晚年,她还经常给书包书皮。

由于父亲的关系,我经常被认为有些家学渊源,其实有的只是这两书柜书。家里的书五花八门,可读性远远大于研究性,因此才能引起少年的兴趣。后来我才明白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少是赠书,另一方面则提示父亲的读书品味颇为芜杂,一点也不艰深。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这自然是因为父亲当年是从研究这一段并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得以进入史学领域的。

从革命者到官员再到学者的转型,既是父亲自己的选择,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五十年代初亟需建立中国革命史学科,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主导者必然是党内知识分子,所以父亲虽然从未接受学术训练,却以党委副书记兼新成立的人大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介入。他的选择得到校长吴玉章的支持,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赏识,几年后他卸去官职,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担任范文澜的副手。

和他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彭明先生,后来出版了大部头的《五四运动史》并以此著称于世。彭明先生虽然也是早年即投身革命,却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屡受打击,母亲在几十年前曾经详细讲过,如今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彭明先生在上中学时曾经被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个“三青团员”的身份阴影从此伴随了他半辈子。彭明先生性格开朗,热爱运动,身体健康,但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说话很小心。父亲较彭明先生长六岁,不仅共事半个多世纪,而且私交佷深。文革中父亲受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亲友同事,自然多半不敢往来,门可罗雀。彭明先生本人的老问题也被翻出来,成了“历史反革命”。他偶尔会骑自行车从西郊人民大学林园到张自忠路来看望父母,一进门就是一阵热情的问候,爽朗的笑声。我印象颇深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登山,那时候西山八大处是很少有人去的,彭明先生不仅常去,而且每去必有诗。他的诗虽然有些打油体,却数量很多,诙谐乐观。这种在逆境中的怡然自得,不是很多人能做到。

最早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连成一体,写出开山之作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周策纵是他那一代学人里的传奇之一,曾经当过两年多蒋介石的秘书,然后辞职留学。在1948年赴美轮船的漫长旅途中,他写了一首《去国》诗:

万乱疮痍欲语谁,

却携红泪赴洋西。

辞官久作支床石,

去国终成失乳儿。

谠议从违牛李外,

史心平实马班知。

吴门倾侧难悬眼,

碧海青天憾岂疑。

周策纵隔海遥望天地翻覆,可以想见,他选择研究五四运动自有一份切身的现世关注。据说他在密西根大学读博的指导教授反对这一选题,因为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学生暴动”,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国,不被认为具有正面意义。周策纵眼中的五四运动,从狭义上看是1919年的政治事件,广义上则是1917年至1921年的文化剧变与思想革命。他融思想史与社会史于一体,考察文化、观念革命与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博士论文甫成即获肯定,后又扩为全景专著,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成为五四研究的早期经典。

周策纵的著作是英文,后在台湾翻译出版。彭明先生也是从五十年代就对五四运动发生兴趣并着手写一些短文,相对倾向于政治史。即使在文革去干校期间,他都带着手稿反复琢磨。经过三十多年努力,终于在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的通论式《五四运动史》。彭明先生恪守主流史学的价值判断,而在史料考证与采集上极用心,功夫十分扎实。他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考据,不仅诉诸史料,只要条件允许,尽力去采访亲历者,实地勘察。比如关于五四游行和火烧赵家楼,他采访过张申府、许德珩等那时还健在的当事人,更亲自沿着游行路线行走多次,手绘出详细的路线图。历史的真实性在于细节,否则再有宏论,也是建在沙滩上的楼阁。彭明先生《五四运动史》得到好评,不在于有新的立论或范式,而在于考证辨析的详实。

他和周策纵虽然很多观点有异,却都是“五四之子”的一代,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顶礼膜拜。父亲也是如此,早年热心于救亡,尔后信奉革命理想,晚年回归五四精神。二十年前的夏天,是我在父亲中风乃至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他并听他长谈。九十年代颇有一些提倡国学,回归传统的主张,时常可以读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微词,对这种倾向父亲很不赞同,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1919年是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爱国救亡,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传统。父亲说他十七岁参加一二·九运动便是为抗日救国、继承五四;他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也一直推崇有加,七十年代主编《中华民国史》时即鼓励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适,后来耿先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学者。

参加一二·九运动是父亲一生的起点,北平是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所以他对曾经是一二·九运动领袖的李昌很尊敬,并且是很好的朋友。七十年代中我经常跟着他去李昌府上。他家离前赵家楼胡同很近,四十多年那里很安静,看上去和1919年的照片相比变化并不大。

另一位一二·九运动领袖刘导生和我家住同一栋楼,我每次见到他都会问候,他身材高大,戴黑框眼镜,大多时面无表情,若有所思。他是北大历史系的老学长,一二·九运动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和父亲一起编撰大型通史几十年的孙思白先生和他是同学,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不过后来去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最终成为学者。九十年代,我在芝加哥结识吴相湘学长,也是他们的同学,也曾在抗日军兴之时投笔从戎,后到台湾大学任教授,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有一段时间,我时不时去看望吴先生,听他讲年轻时的故事。虽然后来路途殊异,他们那一代北大学生以五四传人自诩,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这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古代太学的传统。京师大学堂从成立之初就有太学的影子,只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改变为一家新型大学。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后人所说的北大传统。在这几层意义上,以五月四日为校庆也是其来有自。

两甲子也是大庆,所谓又一次还历之年。今年是戊戌年,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在当年的戊戌变法中诞生的,也是变法失败后唯一没有被废除的举措。京师大学堂能够侥幸存活下来,未尝不是历史的偶然。慈禧要灭的是通过变法夺她权力的帝党,不威胁其统治的新政,倒也没必要一律斩尽杀绝。她最大的特点是极强的权力欲,她没有太多知识,但是十分实用,只要对自己有利,谁都可以利用。她并不是食古不化的守旧派,恰恰相反,洋务运动大多数时候是在她的支持下展开的。然而当感觉变法危及到她在幕后的掌控,激进派如谭嗣同更是在策划兵变时,她就先下手为强,软禁光绪,处死戊戌六君子,重新临朝称制。此后直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两年里,慈禧倚重守旧派,保守排外,甚至于想要利用义和团对外国宣战。

京师大学堂在这样的风云变幻中自然难有起色,八国联军入侵后又被停办两年,1902年12月17日才重新开学,这一天后来被当成北大的校庆。半个世纪后的五十年代初,校庆日被改为五月四日,自然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同时也是要表明革命成功之后北大的新生。大多数学校都是以其成立日,或者校史上某个极重要节点为校庆日,而北大以五月四日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日子为校庆,倒也折射出北大与历史的紧密关联。

在改过校庆日的1952年,北大从城里的沙滩搬到了原本是燕京大学的燕园,现在的校园和校庆都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如今不要说外人,连相当多的学生和校友也对这些变迁缺少了解。

这也正常,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大多数人向前看,追求成功与财富;城市风貌,生活日常变化巨大,不太久的往昔都已显得十分遥远。认真关注历史是需要闲暇的,试图了解历史是需要思考的,如果生活得匆匆忙忙,对历史的了解多半来自教科书、畅销书、电视剧,往往就会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何况我们生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不同时期的历史叙述有巨大差异,叙述本身往往就反映出时代的局限性。

比如说,许多人虽然并不清楚胡适的生平与思想,却都听说过他的一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胡适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他的原话是关于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在论:“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五十年代冯友兰先生批判胡适的文章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此后以讹传讹,就演变成了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连我自己都以为胡适说过这句话,由此可见流言的力量。不过我觉得更令人惊悚的是,我时常看到有人对这句话深为赞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否定,用流行的话语讲,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母亲用报纸包了书皮或者干脆包起来的书里,有大量的《文史资料选辑》,如果我记得不错,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革前整理出版了55辑《文史资料选辑》,各省也出版了若干辑冠有省名的选辑。父亲因为曾经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兼职过一段时间,就收了不少。与《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系列恰成对比,《文史资料选辑》都是旧社会过来人的回忆,其中不乏1959年以后陆续释放的战犯写的回忆录,如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这些文章生动真切,不乏戏剧性的情节,还有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比起教科书都好看不知多少倍,不知不觉之中引领我走入历史。

由于不是从一些固定的观点开始,我对历史的兴趣始终有一些像读侦探小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关注的是过程与真相。在我看来,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像一本精彩的侦探小说,不时让读者或震惊或思索。

父亲领衔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直静静躺在书柜里,他虽然在文革时因为此书被批判,但抄家的人并没有把书抄走。说来惭愧,这部在大学里做了几十年教科书的著作,我虽然翻过几次,却至今也不曾仔细通读。倒是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都读过不止一遍。那时的著作难免有许多定性的叙述,我不知道是看不懂还是觉得不够有趣,往往是每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不看,只挑中间的叙事部分读。老一辈史学家的著作有其时代痕迹,但叙事里的史学功力、文字功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后来学史逐渐明白,预设价值判断乃至视角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史学的目的是求真,尽力接近与重构曾经发生的事件、人物与场景。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有意无意之间的预设审视与修正的过程,而不是去证明某种预设。

由于具有天然正义性,尽管历经世事变迁,五四运动一直是显学。不过周策纵和彭明两位前贤的煌煌巨著至今还是里程碑式的存在,虽然侧重不同,但是各自的史事钩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学的拷问,在许多历史场景与细节上有筚路蓝缕之功。这本身也说明虽然所见可能不同,但历史是曾经真实发生的。二位先生的立论和观点受到后学的商榷乃至于质疑,本是学术上再正常不过的。我年轻时也曾经对父辈有很多疑问与批判,中年以后才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与局限,需要“同情之理解”,历史的目光。

新文化运动始自北大,更一直以北大为中心。周策纵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确实是文化与思想上一次追新求变的爆发、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各式各样的思想混杂并存、不分高下的时期,如一道短暂的彩虹。彭明先生则强调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不反传统文化,这固然有良苦用心的一面,但也是看到了多元性,“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主张而已。二位先生都强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体性,的确,新文化的勃兴、新思潮的传布急剧扩大了大学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五四运动得以在当时和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成为近代史节点的主要原因。

不过,我以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不直接相关,也谈不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虽然二者人物有重合,如蔡元培、傅斯年。新文化运动是可上溯到晚清、继承梁启超“新民”运动、历时经年的思想文化事件,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则是一突发事件,其原动力与基调是爱国主义。它的诉求充满悲愤,若寻找其中的思想,与民族主义还有关系,似未涉及德先生赛先生。五四运动的精神导师,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于运动发生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梁启超的进步系,蔡元培虽亦在其中,但他似未直接参与。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成功结果,更加极大提升了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就连“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普及,据说都在“五四运动”充斥当时报章之后。

五月的天空是美好的,蓝天白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芝加哥。微信上不断传来校友们在燕园参加各种校庆活动的欢乐影像,今年的校庆似乎特别热闹,一派升平气象。我想起参加百年校庆时的种种,二十年如白驹过隙。一个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些在照片上似乎很遥远的时空,其实还绵延在我们的记忆里。前年春天,我去看望已经高龄96岁的李昌夫人冯兰瑞伯母,也是我阔别40年后重访少年时熟悉的院落。告别出来后,看见不怎么宽的胡同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停着,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变化。

历史确实是需要身在现场去体会的,从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喜欢宅在地下室,对文字之外的世界不够敏感的人,既使从事历史研究,也会有很多缺失。不过有些时空,不经意之间留下来,足见其实是印象深刻。大约1973年,父亲带我去看一位老友。这位老友文革前在中宣部任职,文革里,中宣部成了“阎王殿”,他也被打成小阎王之一,整得他七荤八素。父亲和他是多年未见,两人都有点激动。我记得那是一栋筒子楼,屋顶很高,灯光昏黄。踏上归途后,父亲突然告诉我,这里曾经是北大教工宿舍。后来我还到过这里,也经常路过沙滩一带,然而在感觉上却无法把这一带和北大联系起来,尽管有时可以看到或者听说,这里是陈独秀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张中行的故居等。1952年北大搬到燕园以后,沙滩校舍先改为北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后成为中宣部机关和宿舍的一部分。如今的北大,在物理上已经等同于未名湖。

物理上的迁徙,既重要也不重要,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它的精神传统。所以许多校友印象最深的纪念文集,还是1988年九十年校庆的那一本。里面文章也未必每篇多好,但是书名令人难忘。那本薄薄的《精神的魅力》伴我多年,跟着我搬过许多次家,搬着搬着我就找不到了。这是为写这篇文章我才又想起这本书,翻箱倒柜了很久,终于又找了出来。

是的,最重要的,是精神的魅力。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