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7岁时，在一部电影中露了一面。影片中，他只说了一句话：“真走运，那儿就一个站岗的，咱们把他们都炸上天！”然后就被德国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

这部二战题材的电影名字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曾经风靡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不过，人们只记住了那些帅气的游击队战士与主题歌的美妙旋律，而对于电影导演西巴·克尔瓦瓦茨则毫无印象。

当然，这个只露了一脸的男孩就更无从被人记起了。

10年后，当年的男孩以自己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成为当时南斯拉夫共和国一颗闪亮的艺术之星。此后，他的《爸爸出差时》、《地下》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棕榈奖。时至今日，库斯图里卡仍是国际影坛上的活跃人物。在中国，他更拥有大量粉丝。

2011年，库斯图里卡出版了自传性作品《我身在历史何处》，去年底，该书中文版问世。这部400余页的书记录了这位国际大导演成长、从艺的历程，既贯穿着对已经消逝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哀惋情调，也饱含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或许带有偏见，却不失为一部真诚、复杂而迷人的个人回忆录作品。

“两面人”的后代

库斯图里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出生于南联盟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波斯尼亚共和国的首府萨拉热窝，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朝奥地利大公开枪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就在他出生的小房子后面的沃伊沃达·斯泰帕路上。

库斯图里卡的父亲穆拉·库斯图里卡是当年的游击战士，南联盟的政府高官，用当下的流行语说，可谓是一个“两面人”。他说得一口流利而没有口音的英语，读过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喜欢俄国歌曲。但他对最高领袖铁托极不买账。他对南斯拉夫的诸多社会现象都深为不满，常常对南斯拉夫的劣质建筑发出冷嘲热讽，认为在近代史上再没有比强制劳动更糟的做法，他慨叹“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医生、律师都住别墅，而在咱们国家却恰恰相反，律师和医生在摩天大楼里满满发霉。”他并预言，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将风云巨变，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在库斯图里卡父亲的周围，是一帮在当时有独立思考勇气与能力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常常到库斯图里卡家中高谈阔论，抨击时政。《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西巴·克尔瓦瓦茨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将库斯图里卡领进电影艺术的门槛，还是后者爱情技巧的启蒙教师，他告诉库斯图里卡，“你得像女人为做千层酥揉面时那样揉女人的胸。”

库斯图里卡深爱自己的父母，更充满尊敬。在回忆录中，父母都得到了令人难忘的描写，特别是父亲这一角色，对库斯图里卡可谓影响至巨。

库斯图里卡的父亲堪称标准的政治动物，属于那种把漏雨的屋顶抛到脑后根本不去修理，却在讨论世界的不公的政治控。他能半夜三更带着一身酒气，叫醒库斯图里卡的母亲桑卡，告诉她纳赛尔跟苏联人翻了脸，站到美国人一边了，为此他认为全球平衡已经岌岌可危！而库斯图里卡的母亲，此时只是把丈夫看成一个装满白葡萄酒的橡木桶并加以训斥。她绝不会把小人物对大历史的担心放在心上。

库斯图里卡完美继承了父亲关心政治的基因，也继承了对南斯拉夫政治与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铁托时代的个人崇拜、揭发告密现象充满鄙视与憎恶。在他的描写中，铁托简直能跟萨拉热窝戈鲁莎路上的交通信号牌相比了：到处都是，十步一个。南斯拉夫的服务员更是一种凶险的物种，她们和警察一样，算得上是特权阶级，不仅上班时间要比平常人短得多，而且几乎都是政府的眼线。她们基本上都嫁给了警察，哪怕她们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局领工资的职员，仍然愿意单纯作为爱好者提供一些信息。

不过，毕竟身属特权阶层的一分子，库斯图里卡是南斯拉夫社会结构的受益者。小时候，他常常去萨拉热窝的警察之家看电影，在那里，他能看到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史蒂夫·李维斯主演的《大力士》更是看过不下十一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南斯拉夫，有对异端思想的压制，但并不像一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那般封闭。当时的萨拉热窝，年轻人紧紧跟随西方年轻人的步伐，高声抗议世界的不公，大学生们开始仿效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组织各种抗议活动。而所有年轻人都梦想拥有美式的布鲁克斯跑鞋。“全世界都在进步，我们也躲不开进步的潮流，李维斯、可口可乐、摇滚，一样不少。”彼时的库斯图里卡，对世界充满进步主义的乐观想法。

在这样的环境中，政治不正确的库氏父子，不但得以幸存，还能获得成功。同时，也让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面对南斯拉夫的解体充满复杂、矛盾的态度。

电影界的索尔仁尼琴

1981年，库斯图里卡拍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影片在萨拉热窝街头取景，描写了萨拉热窝青年人的欢愉与苦闷，获威尼斯电影节处女作金狮奖。库斯图里卡回忆，该片令萨拉热窝热人最高兴的，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悲剧，他们父亲、母亲的模样，他们的生活处境自此将被全世界人知晓。这也是一部描写时间之伟力的作品。“通过这部电影，时间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就像一场暴风雨后，大海将吞噬的东西重新抛回大堤岸上去那样——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尖锐和新奇的角度下重新展现在他们面前。”库斯图里卡这样写道。

库斯图里卡的第二部作品《爸爸出差时》表现出了更锐利的批判锋芒。影片描写一个男子因情人不小心泄露了二人间的谈话，而被关押到一个岛上，一关数年。片中对政治与伦理间的关系也有批判性的观照，主人公妻子的哥哥是个专政机关干部，六亲不认，不过影片最后，人性最终被唤醒，这架铁面专政机器终于散发出人的温度。

尽管对南斯拉夫时期的社会充满批判，但对南斯拉夫的解体，库斯图里卡却怀抱一腔哀惋之情，并在很大程度上，把解体的账算到西方国家头上，采取不依不饶的批判立场。

库斯图里卡认为，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尽管存在种种社会弊端，但毕竟让南斯拉夫保持了半个多时纪的和平。铁托时期，还造就了南斯拉夫的繁荣，让南斯拉夫存在着一个不小的中产阶层，南斯拉夫人享受着不低于西欧的生活水准，南斯拉夫的文化、体育和科学也有着傲人的成就。因此，对南斯拉夫的消失，库斯图里卡可谓痛心疾首。南斯拉夫消失的199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两件同样让库斯图里卡忧伤的事件。

在库斯图里卡看来，法国是摧毁南斯拉夫的帮凶，德国更心怀叵测，而对于美国，他更抱持索尔仁尼琴式的批判立场。

像索尔仁尼琴一样，库斯图里卡带着近乎流亡的心态来到美国。尽管他认为，自己最终选择离开萨拉热窝去美国，并非政治原因，而只是“我钟爱的着装已显得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但他同时又说，那些勇敢无畏的波斯尼亚人刚有点成就，就得马上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而通常情况下都是政治原因导致的，萨拉热窝就像一个三流的足球俱乐部，最有才能的球员在那里都待不长。不仅仅因为糟糕的物质条件，更是因为关于人生狭隘的视野，因为让民粹政治肆意横行的地方主义。

在著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的介绍下，1992年，库斯图里卡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替福尔曼的教职，担任电影学教授。这一走，与萨拉热窝遂成永别。

一如索尔仁尼琴，库斯图里卡很快对美国社会产生“不适”之感。美国，这个许多人眼中灯塔般的存在，在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他眼中却极速褪色。

在库斯图里卡看来，纽约是一座充满了地狱般能量的城市。他走在纽约的街道上，每看一眼身边林立的高大建筑，深深的绝望感就狠狠地袭来。他认为，美国大都市像极了一场露天展览，展出的是各种各样新型的建筑材料，跟欧洲人所说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美国人是消费主义的元凶，他们创造了一种遍及全球的商品。面对如此多的产品和诱惑，人类变得无所适从。在以前，人们要做的是向上帝祈祷，注视着天空和圣像屏；而现在，他们就像见到盐桶的奶牛一样冲向商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波黑内战的军事干预，尤其让库斯图里卡耿耿于怀。“他们虽然以低价卖给我们商品，但当他们对我们进行轰炸的时候，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让我们无法再对他们怀有好感。”他更以挖苦的口气说，美国人的轰炸已成为全世界最为盛大的节目，当美国人又开始筹划新一次轰炸，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开始警惕地等待着那一声巨响。

库斯图里卡还用与自由主义批判极权主义相似的视角来批评北约对波黑内战的军事干预：为了达到极高的科学和文化程度，人类踩着经济战争受害者和殉难者的尸体一步一步朝天堂爬。这是大写的历史进程中附带的损失！但问题是：爬上死人堆成的阶梯最后能得到的东西，果真值得承受这么多苦难吗？

对于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场残酷的战争，库斯图里卡有很多精警的评论。他说，战争不是世界末日，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最赚钱的事业。他说，战争期间，自己死盯着各国电视台播送的所有节目，发现对同样一件事情有无数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于是终于明白了，希特勒的残酷政策最后之所以没能成功，只是因为缺少电视。如果他有自己的电视台，就没人能战胜他了！他认为电视新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正是这些新闻把谎言变成了真相。到处都充斥着不成比例的现实与虚构。他发现，所有人都在说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所有人！战争刚刚开始5天，电视台上就曝光了死亡人数已超过25万的数据！

既憎恶独裁与极权主义，又不满资本主义带来的消费主义狂潮，对西方文明持怀疑立场，来自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与来自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可谓异曲同工。

精神之父伊沃·安德里奇

如果只有对他者的怨恨与批判，而没有对自身所属社会的严厉反思，库斯图里卡就不配被称为伟大的导演，而只是一介普通愤青了。

他对波斯尼亚的自我审判同样无情，而所用的武器，主要是前南斯拉夫获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作品与思想。不难看出，库斯图里卡奉伊沃·安德里奇为精神之父。

伊沃·安德里奇是克罗地亚人，但选择了做塞尔维亚人。他曾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员，这个组织策划了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的行动，但安德里奇并没参与这一行动。

因为杰出的文学成就，安德里奇堪称南斯拉夫王国的大使，但铁托并不喜欢他，不过，铁托也没跟安德里奇过不去，且还给他在文学领域留足了空间。在库斯图里卡眼中，在南斯拉夫，安德里奇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巴尔干地区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安德里奇曾经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他很早就预言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巴尔干半岛上的悲剧。库斯图里卡还认为，铁托的塞尔维亚政策埋下了日后的祸根，而没有“我们”做同谋，铁托的这些政策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安德里奇曾经这样描述萨拉热窝的早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他的公寓里醒来。他是被钟声吵醒的，先是东正教堂的钟声，然后是天主教堂的，最后是清真寺旁边的钟楼传出的刺耳的钟声。这样东西方交融的和谐场景，是库斯图里卡所热爱的隐藏于萨拉热窝日常生活中的美，它同塞塔利斯特咖啡馆一道，曾温暖了萨拉热窝所有的街区，而战争让这一切不复存在。战争中，安德里奇的纪念碑也被人推倒。

当时的波黑民选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认为，安德里奇的文学作品里充满了仇恨，安德里奇就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奴才。库斯图里卡据此判定，伊泽特贝戈维奇不能是自己的总统。原因是，不是因为没有谁能凭借仇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总统那样子诟病自己的英雄。

库斯图里卡命定中就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