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汀

“也许我从这个时期获得的最持久影响，是艾略特的散文，全都被约翰·海沃德收集和精选在一册小小的紫色企鹅丛书里，那独特的浅紫色恰如其分地使人想起一名告解神父的圣带……”谢默斯·希尼在谈论T.S.艾略特给他的影响时，用了一个比喻。

确实如希尼所说，对于习诗者来说，这种精神传递是宗教性的。也许，在那时他就已经明白，有朝一日自己的文章也会用这种方式结集。开篇这句话，正是来自《希尼三十年文选》中文译本里的一篇。在英文原文中，希尼将书名称为“Finders　Keepers”，他说这是来自游乐场的片语，中文语意为“谁先找到，就归谁保管”。现在，我希望能够同样地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却感到犹豫，也许我只能遵循希尼的提示，去寻找其中的财富。

我一向更愿意持欧洲人或古代中国人的看法，仅仅把文学划为韵文和散文两种体裁。韵文的形式，要求它必须收束自己，就像顺着两道堤岸前行的河流。散文虽然也有堤岸，但它更像是一面湖泊。在现代诗歌领域，大家都知道，最好的诗人往往同时也是最好的批评家。因此，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一件事情。

在《希尼三十年文选》中，所有文章被分成了三辑。作为读者，我其实最为在意第一辑中的文章，希尼说它们有自传性或主题性的倾向。在一本总结性的文集中，诗人当然必须首先谈论自己的童年，全书以《摩斯巴恩》开篇，这个地名是希尼的出生地。他念出希腊单词“奥姆法洛斯”，它的意思是肚脐，也就是说，对希尼而言这里当然就是世界的中心。成为一个小男孩之后，他曾“脱光衣服，露出白皙的乡村皮肤，浸泡在一个苔穴里”，之后再爬出来，“重新穿好，裹着一身湿衣服回家，散发着腐殖土和死水塘的味道”，——“有点像受了启蒙”。

希尼在第二篇文章里谈到了“启蒙”的后续。他后来写了诗作《沼泽地》，在那儿，他掘出了“那头伟大的爱尔兰驯鹿的骨骼”。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他将自己的这种生命情感称为“民族意识”，它连接起了记忆和沼泽地。

诗作《挖掘》一向被认为是希尼的代表作，他追溯道，“挖掘”的比喻来源于童年的上学路途中人们所说的谚语，而写作本身，“无非是允许这枚智慧的花蕾脱落”。希尼接着下定义：写一首诗，是为了“平息一次兴奋和命名一次经验，同时在语言中赋予那兴奋和经验一次小小的永动”。他举了自己的诗《占卜者》作为例子，“占杖猛地一动，准确地抽搐，／泉水突然通过绿榛树／播放它的秘密频道”。当然，那经验同样源于童年：“我永远记得在我们的花园里挖掘黑土并在表面下一英尺处找到一层白沙时的快乐”。作为诗人的希尼，既是“挖掘者”，又是“占卜者”。

“启蒙”同样出现在希尼成长的房子里。那是厨房中的水泥地板，作为一个只有两三岁大的甚至依然在睡围床的婴儿，希尼第一次体验到了“它在我脚下的冰冷和光滑”。“我永远不会忘记暖皮肤与冷地板的接触……它就像一种知识被你领会了。”后来，这种知识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于希尼的生命中。少年时代，他曾踩着踏脚石越过家乡的界河。这踏脚石后来又导向了诗作《界标》：“当我站在中央那块踏脚石上／我是中流里马背上最后一个郡主／仍在谈判，在他同辈的听力范围内。”这种界标，于是联系上了希尼自身体内的集体潜意识，联系上了北爱尔兰作为英格兰殖民地的民族历史，并且被希尼用来指涉当代北爱尔兰人的政治处境。

我开始认识到，政治关怀正是希尼诗学体系中重要的问题意识。在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中期，希尼亲身经历了北爱尔兰的“动乱”，“效忠英国或效忠爱尔兰的问题，演变成了可称为内战的严重复杂问题”。如果不对照这本散文集的话，希尼诗集中的某些篇目，确实难于被中国语境里的读者理解。进入到本书的第二辑，在谈北爱尔兰当代诗歌的文章里，希尼特意谈论同代人德里克·马洪的一首诗作，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蘑菇意象，“在砖石屋的滴淌中低语着他们的不圆满和种种困惑的希望”。希尼认为，这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政府的缝隙之间的蘑菇，尽管这种寓言解读方式也约束了这首诗。无论如何，“诗人被夹在政治与超越之间拉扯”。

在另一篇论述爱尔兰诗人与英国之关系的文章中，希尼给出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就是“贯穿他者”，在一个文化和历史事件层层叠积的区域（具体地说，它既被称作乌尔斯特，又被称为英属北爱尔兰），你必须承认并悦纳“杂异”，公正地对待自己体内的各种本能意识、各种文化来源。“必须越过政治，进入诗歌本身”。在这一背景下，希尼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翻译成现代英语，以期重构一种更加包容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也将中世纪的爱尔兰语史诗《斯威尼的疯狂》翻译成英语。在翻译《斯威尼的疯狂》之时，希尼有过“对爱尔兰语灌木丛的密切视察”，最终，这些思索促使他写出了组诗《斯威尼再生》，而“‘斯威尼’与‘希尼’不客气地押上了韵”。

伴随这种意识，作为一位“说英语的爱尔兰作家”，希尼在这本书中缓缓铺开了自己的诗歌视野。除了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研读的T.S.艾略特之外，最好的榜样当然是爱尔兰人叶芝。在谈论叶芝诗歌中的“最后之事”时，希尼引用了叶芝的诗作《人与回声》，他注意到全诗结束时，“哀鸣”（crying　out）与“思想”（thought）押韵。他找到了这样一种意识：“通过心灵那积极的努力与自然暴力和历史暴力的蹂躏对立起来”。

在《叶芝作为榜样？》和《写作的地点》两篇文章中，希尼同样提到叶芝的晚期写作。在前者中，希尼引用了叶芝的诗《库丘林得到安慰》作为结尾，尽管希尼的行文语调客观、冷静，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曾在课堂上为学生朗诵过这首作品，一边读一边流下眼泪。《写作的地点》文中则引用叶芝的最后一首诗作，尽管在那首诗中死者傲然直立，但希尼察觉到了叶芝的麦克白式悲剧。他在此辨认出了——包括叶芝和自己在内的所有诗人的宿命：他们所坚守的事物终极价值，终究无法抵抗怀疑的力量。

也许希尼在谈论其他诗歌问题的时候，也是以上述沉重的基调为基础。《舌头的管辖》和《诗歌的纠正》（作为代表性的文章，它们曾是他早前两本散文集的书名）两篇文章，也集中论述了他的“诗歌-伦理”观念。引起我注意的，有他摘抄的一个来自西蒙娜·薇依的句子：“如果我们知道社会不平衡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尽我们所能去加重天平上较轻的那一端……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平衡的概念，并随时准备跑到另一端，如同正义——‘那个从征服者阵营跑出来的逃犯’。”希尼示意，这也应该是诗歌所起到的作用。

在第二辑和第三辑中，希尼继续谈论了众多欧美现代诗人。由于语言的亲缘性，其中大部分是当代英美诗人：菲利普·拉金、W.H.奥登、罗伯特·洛厄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埃德温·缪亚、狄兰·托马斯、伊丽莎白·毕肖普、特德·休斯……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国读者，我在阅读中获知了一例新的文学常识。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和毕肖普的“失去的本领并不难掌握”这两首诗，本来已是我熟悉并且喜爱的诗作；但是直到阅读希尼的评论，我才知道，它们都属于维拉内拉诗体，一种起源于法国的两韵十九行诗体。于是我继续检索资料，知道希尼自己同样写过这一诗体——《为周年纪念而作的维拉内拉诗》，收录在同样是近期出版的《开垦地：诗选1966-1996》当中，译者同样是黄灿然先生。另一位翻译家海岸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王尔德、奥登、西尔维娅·普拉斯都曾写过维拉内拉诗，甚至我国当代诗人张枣也曾挑战过这一诗体，他的诗作是《维昂内尔：追忆似水年华》。

此外，希尼还谈论了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曼德尔施塔姆、卡尔维诺、布罗茨基、米沃什等非英语诗人和作家。和先前的那些作家一起，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优美的文艺地图。但事实上，全书最令我有所收获的，仍然还是在希尼谈论自我和乌尔斯特本土经验的那一部分。也许凝聚一切的力量，始终存在于它的源头——也如希尼引用的那句法国作家加斯东·巴什拉尔：“什么是我们最初痛苦的源头？……它存在于我们犹豫、不愿说出来这个事实。它开始于我们在自己内心积累沉默事物的那一刻。”

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希尼诗歌的读者，在他的全部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山楂灯笼》。在阅读希尼的散文集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位与自己所在的政治语境联结得如此之紧密的诗人。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立场是温和而坚定的，并不偏激，却有沉痛。现在我当然想到，自己今天所置身的北京，同样是各种现时光线、各种历史阴影的交汇之处。

带着相似的忧虑，我想继续引用希尼谈论北爱尔兰的话语作为结尾：“这说的是，需要活着并被知晓，需要个性，需要在上帝和世界眼里被承认，而它的音乐是大提琴的和思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