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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83:破裂的金字塔

凌志军2018-05-31 09:30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凌志军/文

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当它必须做出决定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曾有好几次左右彷徨,仅仅是靠了民间力量,才推着它朝前走出一步。陈春先出人意料地反败为胜,不免意气风发,得寸进尺,打算把那个本来难以为继的“服务部”再行扩张。他们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来一致认为应该更加响亮,便把“海淀区”一笔勾销,添上“华夏”二字。不用说,这是把自己当成整个国家的象征了。

蓝色小屋已经无法容纳更多员工和更大野心,他们在花园路6号找到新的办公地点。这里本来是家标准件厂,属国家所有,现在它关闭了冲压螺丝钉的机床,打开大门,迎接新主人。

新公司属于民营性质。陈春先当时喜欢说,这是“吸取以往的教训,脱开旧机制”。那时候中关村还没有所谓“民营企业”,“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类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出现的,但是我们从当时的文件可知,新公司的主旨已经包含了它的含义。陈春先决定切断公司和政府的瓜葛,唯一的合作伙伴是一家由政府投资的企业——北京市海淀区工业公司,彼此以一纸协议确定关系。文本至今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双方以“甲方”、“乙方”指称,其条款格式同今天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已没有区别。作为“乙方”,工业公司为新公司提供工作场地,同时“借款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新公司则承诺在一年内以收入偿还。

“华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向前赶,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没下来,它便按捺不住,提前诞生了,也不再偷偷摸摸。众人大张旗鼓热闹一番,庆祝长夜过去,曙光升起,新的事业行将开张。很多年以后,纪世瀛还对这个时刻记忆犹新。这么美好的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之后也没有再现。“多好的春天!”他带着几分遐想感叹,“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破裂了。”

的确破裂了!科学家走出中国科学院的高墙深院,扎根在围墙外面的土壤中,孕育出一个新生命。第二天,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忙不迭地把批复签发下来。在中关村数以万计的档案文件中,这是最为简练的一份,里面除了同意创办华夏,一句废话也没有。这样,新生儿就合法了。邮政局给了它一个信箱:“北京8013”;人民银行给了它一个账号:8902-318;标准件厂把自己的总机中继线借给它用,还给它开通一台分机,电话号码:668941-438。331路公共汽车在这里竖着一块站牌——花园路站,每隔15分钟就开过一趟车来。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无论对中关村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如此。花园路6号东去物理所不过300米,处在科学院路和学院路的包围之中。当它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时,就意味着,这个中国科学家的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阻止其内部日益弥漫的离心离德倾向。

天气越来越暖和,任何一个曾在这个春天走进中关村的人,都会感到这块死寂的土地获得了新生。孤坟侧畔,草木返青。野岭下面,柳絮飘舞。一条小河横亘在荒原野岭之间,岸边是农家的水稻和菜田,把一片生机带到很远的地方。白颐路很窄,而且坑洼不平。房屋低矮破败,掩映在大街两侧的钻天杨后面。这些树都是1958年那个火热的年代里种下的,现在又高又大,经过一夜春风,绿染枝头。陈春先不再孤军奋战,因为在他身后已出现一大群狂热的义无反顾的人。他们将和他汇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进金字塔的裂缝。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个人的声望超过了其他角色,尽管他们全都没有善终,但还是留下了一段传说。这两个人是陈庆振和王洪德。

陈庆振目睹陈春先的一系列变故,心痒难熬,于是创办科海公司。他是个脾气随和、绵里藏针的人。他在北京南面3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中长大,196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一直在物理所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那时候他和几位年轻同事合住一间不付房租的小屋,先是担任一些科研任务,后来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科技处。这是一个介于行政和科研之间的岗位,而他的工作中有许多都和科研档案有关。这些档案在当时均属“绝密”,即使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也无从得悉。看来他是深得上级嘉许和信任的那一类青年。这种信任对于一个梦想晋升的青年大有深意,但是他却不能领悟,他沉浸在科研档案中。这些成果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看上去无穷无尽。他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好东西仅仅被锁在档案柜里,供他独自欣赏把玩,此外没有别的用处,不免沮丧。

“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他逢人就说,“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用呢?”

这种情绪由于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陡然强烈起来。他开始向上级呼吁“解放科研档案”,加以利用。然而一年过去,毫无结果。他的喋喋不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叫人既同情又厌烦。1979年,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公开抱怨“推广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从这时起,科学院里人人皆知这小子不肯安分守己,总想“红杏出墙”。他在多年以后有些自嘲地回忆道:“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中的一个伏笔。”

过去三年,陈庆振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陈春先的沉浮。他与陈春先近在咫尺,每天进出同一个大门,所以对于这场冲突的每个细节都能洞悉无遗。然而与陈春先不同,他和上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绝无叛逆动机,眼前又有着一个宝藏一样的科研成果库,所以总想在旧体系内兜售自己的想法。有一段时间,他的努力看上去得到了回应。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一群科学家请到中南海去谈话。这些科学家个个功勋卓著,自视甚高,可是这位党的领袖却告诉他们,“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的“功勋”不能变成可以出卖的商品,那就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番话也许是从陈庆振的呼吁中得到启示,也许只是不谋而合。从当时的记录看,陈庆振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让他失望的不是这个,而是在场的科学家们全都对总书记冷眼相向。他们坚决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家们信誓旦旦地证明,经过多年政治动乱,国家的基础理论科学较之世界先进水平差得更远了。至于所谓市场、商品、利润之类的事,也即“应用”,根本就不该他们来考虑。科学界的想法与中南海的方针不能合拍,这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叫人烦恼。国务院领导发出警告,如果中国科学院不能让自己的成果产生效益,中央政府就将削减科研经费。这让科学院的领导者再也不能置若罔闻,情急之下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促成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这一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陈庆振头上。

这可真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年代。中国科学院一方面默许属下官员压制陈春先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找来陈庆振去做和陈春先如出一辙的事。事情的本质仍然在于,政府直到这时还不相信民间的力量,只相信他们自己。就在陈春先被管惟炎弄得郁闷不堪时,陈庆振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事业。有一段时间,他以为自己比陈春先幸运,可以借助官方资源大展宏图,可是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想法还是过于天真。举出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知道,在旧制度的保护和控制之下去开辟新路,只是痴心妄想:当时陈庆振呼吁技术专家走出高墙深院,到工厂去兜售自己的发明,结果无人出来响应。除了他们本身没有这个愿望和习惯之外,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即制度规定技术人员的“出差补贴”为每天6毛钱,如果有谁住在工厂里超过14天,则6毛钱也需扣除。技术人员本来工资极低,但是只要生活在科学院的大院之中,就无须缴纳房租,又能享受低价的食品供应,可保衣食无虞,一旦走出高墙,马上入不敷出,以致生活的维系都会成为问题。

后来有人谈到陈庆振的这一段生活,说他处处碰壁。这多少有些夸张。事实更像是,在他的面前总有一种力量,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会被这个力量化于无形。这样的日子持续整整一年之后,他终于醒悟过来:倘若不能另觅他途,就永远无法达到目的。1983年春天,陈春先反败为胜,成了人人谈论的英雄。受到鼓励的陈庆振于是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时在1983年5月4日。这一天距离陈春先的“华夏”诞生之日,还不到三周。

在陈庆振满怀豪情地开始自己的新事业时,王洪德的心里正在聚集对旧时代的恨意。从本质上说,王洪德是一个随心所欲、富有激情的人。他喜欢交谊舞,特别喜欢那种小型简陋但却亲密的场合,所以成了朋友举办的家庭舞会上的常客。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就不会是在学术方面前途无量的人。但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组织者、一个头脑活络的经营者、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在朋友中间以疾恶如仇、仗义豪爽而闻名,容易激动,还喜欢在陌生的来访者面前读自己的日记。他是当时中关村里最富有反叛情绪的人。

在和旧时代公开决裂之前,王洪德供职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那时候计算机技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一台具有今天笔记本电脑功能的计算机,在当时要用两层楼房来安置,其大型机柜的组合安装,以及散热和运转,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技术问题。人们在购买一台计算机之前,必须先为它建造一所房子,它叫机房,也叫“鸡窝”。王洪德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场地条件工程师,简单地说就是设计“鸡窝”的。我们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大型计算机的场地设计,都有他的参与。这个职务和这种专业训练使他有机会体验真正市场意义上的客户需求。1981年,当计算所成立一个知青社来解决员工子女的就业时,王洪德成了顾问。他的经营能力很快显露出来。他率领一群毫无专业知识的青年在第一年赚了6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年轻人的工资从27元增加到90元,甚至比他们在计算所里工作多年的父母还要多。

但是就像物理所里弥漫着对陈春先的不信任一样,计算所也开始怀疑王洪德。两个研究所只不过一街之隔,大门对着大门,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转眼就会传到对面。事实上,当陈春先在他的蓝色小屋里迎接一个又一个检查组时,王洪德也在这边接受调查。调查组由海淀区工商局和科学院纪检部门组成,所以听上去更加叫人担心。不过,王洪德相当自信。无论他与陈春先是共谋还是不约而同,有一点两个人的做法如出一辙。王洪德把每月30元的顾问费如数交还。这种放弃自己微薄收入的做法,在那时的改革者中相当普遍,这往往不是出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追求,而是为了对付无端的攻击。

不管怎样,调查组的结论证实了王洪德的清白。他颇有预见性的头脑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救了他,但他不是一个胸怀宽厚之人。这一事件让他多年以来对单位和上级的信任荡然无存,进而觉得消耗自己28年光阴的这个大院子是如此不牢靠。他已人到中年,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出多远,所以决定破釜沉舟。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记者的,但是有一点他却一直没有说明。这就是,小小知青社的成功给他带来巨大希望,让他相信另外一条道路上一定有他想要的东西。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一情节日后在中关村流传甚广,继而被媒体广泛引用,而所有当事人也没有加以否认,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在计算所的一次会议上,王洪德站起来,正色宣布:“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王洪德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走”,就像是在朗诵一首诗。说罢他便离开会议室,把一群张口结舌的人留在身后。

应当说这是那时候最彻底、最明白无误的“叛逆者宣言”,听上去就仿佛是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依照常情来看,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是令人生疑的。我们后来在档案中也没有查到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但是没有人排除这个情节的真实性。中关村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情绪,而王洪德也的确是其中最容易走向极端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当时就在科技人员的感情上掀起巨大波澜,又成为后来辞职风潮的无可争辩的源头。

就时间顺序来说,陈春先和陈庆振全都走在王洪德的前面,但是这两人直到这时还在中国科学院的屋檐下,他们仍然属于物理研究所的人事序列,从政府财政中领取工资。这在当时被一些人叫做“脚踏两条船”。当他们把一只脚踏上新船时,另外一只脚迟迟不肯离开旧船。这让他们在心理上维系着某种平衡,在收入方面可进可退。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局面。可是王洪德不同,他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

我们无法查证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从王洪德的企业创办于1983年8月来看,他离开计算所当在这一年初夏。王洪德后来办的企业名叫“京海”,一度非常兴旺。他本人也在2001年进入“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65位,据说其个人财富此时已达到8亿元。

如果这些可以被看做他的成功,那么后来的事情则又证明了他的失败。因为“裙带关系”的损害以及管理混乱,“京海”日渐衰微,成为那些昙花一现的企业中的一个。这样看来,这个人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的企业的兴衰,而在于他义无反顾地走出科学院的高墙深院。在中关村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上,他的“五走宣言”是震撼人心的一页。不仅如此,王洪德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屡出现的问题:一个中国人,除了对他所服务的机构和上级的忠诚之外,还有没有第二种忠诚?这个问题在当时如若放在科学院里公开辩论,至少有8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会说出完全不同以往的答案。他们全都属于计算所,就在那一天,和王洪德一同离去。

这就是中科院金字塔里孕育出来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些人看上去是一批头脑发热、无事生非的人,但是在那个改革的年代,他们在千百万消沉、无奈而又渴望变化的中国人心中,却逐渐成了英雄。有个记者把王洪德说成是“一个时代雕塑”。如果剔除里面文人的渲染,这个比喻倒是说出了实情,而且也可以用在像王洪德那样的其他人身上。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些“时代的雕塑”全都出现在一片半径不到300米的狭小土地上,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全都籍籍无名,其科学成就也无法和他们的那些同事相比。不过,他们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第一,他们绝不肯把对现状的不满化做无可奈何,他们不仅发牢骚,还有行动。他们喜欢学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腔调说:“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第二,他们能够看到围墙外面正在发生的变化,知道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对未来的预见远远胜过那些科学殿堂里英明睿智的科学家。

附:1983大事记

关于农村经济政策

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

劳动合同制

3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劳动人事部负责人就劳动合同制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实行劳动合同制是用工制度方面一项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改革。

加速发展高等教育

4月28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教育必须先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刻不容缓。

科学卫星

8月19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8月24日中午12时46分,卫星按预定计划准确返回地面。

货币

8月27日,《中国金融》1983年第10期报道,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通知。

审计署

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北京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

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乡政府建设

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争取在1984年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

“银河-I”

11月21日,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