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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85:来自南方的“代理市长”

张晶2018-06-04 11:55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张晶/文

正当农村轰轰烈烈开展“大包干”的时候,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决定》为发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这一年,也是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五周年。当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等大胆、果敢、务实,为大批干部卸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包袱,他们提出的全省财政包干等特殊措施,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了一大步。1981年,善于变通的任仲夷主持广东工作,局面更是为之一新。画家李苦禅从北京来到广州,兴奋地对当地官员说,过去大革命时广东是策源地,现在改革开放广东又是策源地。

那时的广东可谓春暖潮涌,在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和探路者的同时,也充当着新文化的潮头,各种观念、思潮在这里会聚、交融,一时为人羡慕、景仰。

广东的改革开放,让正在内地拍摄电影《双雄会》的杨在葆(饰演张献忠)心动不已,他跟剧组里的陈怀皑(导演)、许还山(李自成饰演者)说:“要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题材,该有多棒!”

恰在此时,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欧伟雄北上,带来了话剧《南方的风》。该剧是欧伟雄、杨苗青、姚柱林等人根据白云山制药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起用人才、靠三口大锅起家发展成现代化大企业的真实故事而写成的。广州话剧团将其搬上舞台,好评如潮。1984年国庆期间,剧组应邀到北京演出,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据说,当时演员的台词,不时被台下的热烈掌声所打断。11月6日,《南方的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观看演出并高度评价。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剧组到中南海礼堂演出,通常观众不满三百人的礼堂来了六七百人,习仲勋、陆定一、王兆国、朱穆之等领导以及许多老同志到场观看。习仲勋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大胆地演,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做出更大贡献。”

杨在葆看过《南方的风》以后,也顿觉耳目一新,所有的想法似乎瞬时找到了出口。“这么好的一个题材,我当然不能放过。”他说。而欧伟雄听说杨在葆有将话剧改拍成电影的想法,也极为高兴,力邀杨在葆到广州,亲身感受一下广东的氛围。但那时单程机票要100多元,这让每个月只有885元工资的杨在葆颇为踌躇。对方似乎看出了这点,主动提出由他们负担赴粤的所有费用。于是杨在葆与剧作家马林等一行四人来到广州。

这是杨在葆第一次来广州。他去拜访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欧伟雄的父亲欧初,向这位改革先驱了解广州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做法。欧初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在后来根据《南方的风》改编的电影《代理市长》中,杨在葆扮演的代理市长肖子云,体现的正是欧初这一批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

尽管事先看过剧本,对南方的改革新气象也多有耳闻,但眼前的一切仍然出乎杨在葆的料想。他就住在广州的白云山制药厂。有一次,杨在葆无意中走访了一户普通司机的家。这个司机每个月的薪水有三百多块,比其他厂子工人的收入高出不少,家里面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电饭煲等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过年!”杨在葆当时真是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

杨在葆的家乡是安徽宿县,他自幼生活艰难。20世纪50年代那里修淮河的时候,曾经流传着“收了大河湾,家家烙饼卷鸭蛋”的民谣。“‘烙饼卷鸭蛋’,都把它当做一个歌来唱。”杨在葆对此记忆深刻。这位曾经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关押四年、1976年才第一次穿上毛衣、第一次戴上手表的著名演员,面对如此变化自然感慨万千。他的创作激情不可抑制。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杨在葆导演兼主演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题材的著名电影——《代理市长》也在两个月内全部拍摄完成,创造了另一个“深圳速度”。

在电影中,故事的背景从话剧中的企业上升到一个城市。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代理市长肖子云在公众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大胆革新,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10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调动群众积极性,号召集资。富裕起来的农民响应他的倡议,集资兴建了瀛江公路大桥。白云制药厂厂长则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依靠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工厂的盈利成倍增长。

拍摄过程中,杨在葆遇到一个随团出访的机会。那时候,出国不仅是件荣耀的事,而且单是那500元的置装费,就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在北影那段时间的生活,杨在葆经常是一次买10个馒头串在线绳上悬空挂在宿舍里(怕老鼠来咬),就着榨菜开水来打发三餐。但与他合写剧本的马林回忆说:“当时的杨在葆已经进入创作的亢奋状态了,没有什么能分他的心。”杨在葆一级级请假,甚至请到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那里,才最终得到批准。

1985年,《代理市长》上映,迅速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代理市长热”。有意味的是,1987年10月1日,苏联国家电视台向全苏联播放了这部来自中国的改革电影。杨在葆则凭借着这部影片摘取了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这是杨在葆第二次摘取“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在《代理市长》问世前两年,也曾经出现过一部改革题材的电影——《血,总是热的》,杨在葆在其中饰演一位思维活跃、勇于创新的改革家——凤凰丝绸厂厂长罗心刚。凭借这个角色,他获得了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以及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二十多年过去了,罗心刚在《血,总是热的》一片中结尾那段激情澎湃的演说,杨在葆至今仍能完整背诵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这些话,平时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戏里这些语言正好表达出来了。”以扮演硬汉、英雄著称的杨在葆说,“一个演员要是心里头空,那他的表演准是在装腔作势。”

在《血,总是热的》中,能力超群的年轻设计师申华因为出身原因迟迟转不了正式工。这让杨在葆感慨良多,为此他在后来的《代理市长》中专门加了一句台词,“有本事的王八蛋也比没本事的白痴强”。在杨在葆看来,唯有这样激烈的言辞,才能重新唤醒公众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与尊重。“我们的国家靠知识、靠科技、靠文化才能前进,而不是靠出身。”他说。

现在来看,这部影片更像是《代理市长》的前奏。而在这部姊妹篇中,厂党委书记在深夜里和罗心刚的一次谈话,真切地传达出了那个时代乍暖还寒的气氛。那位“老布尔什维克”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忧虑,他说:“老罗:你想过没有?让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做大之后,他们是不会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的。他们下一步就会利用他们控制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向我们的党提出要求,甚至在党内寻找代理人。”

《代理市长》中的肖子云及其原型们——广东省的第一代改革家群体,就被很多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

广东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孕育繁荣的同时,也背负着各种非议和指责。当时北方一家报纸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广东,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

欧初曾对前去体验生活的杨在葆说:“改革开放,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他和梁湘、范华等人,曾受杨尚昆派遣访问香港。访港回来,由欧初执笔写了一份联名报告,谈如何参照香港的方式,解决电力问题。他们的报告还提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3 000元,两年一换,而珠江三角洲历史上有“自梳女”外出帮佣的传统,可考虑组织人到香港做佣人,具体做法另行研究。

那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在当时都可能是破天荒的举动。“姓资姓社”的争议也自然不可避免。据说,当时有人看到报告十分不满,说:“这是亡国奴思想!”不久,广东开始筹备建设广深高速公路,有人又顾虑:“建了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

欧初回忆说:“当时广州全市的电话总共才几万台,我们提出按沙特阿拉伯的模式,引进外资迅速扩大电话容量,有人却强调保密问题,同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的电话容量增加速度已经足够快了。”

《代理市长》中第一个情节就是“集资建桥”,在现实中,这也确有其事。据欧初回忆,当时广州市中心与番禺距离很近,但被河道隔开,来往交通不便。几位番禺籍的港商何贤(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霍英东等提出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以征收过桥费偿还投资的方案。“以前不是喜欢说‘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吗?”《南方的风》的编剧之一杨苗青说,“这才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一条金桥。”但当时的现实是,修桥铺路全部都由国家包办,因此这一措施出台时,一片反对之声。大桥建成后要收费,一些老人很生气:“我革命了一辈子,为什么还要留下买路钱呢?”有人干脆就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在后来的设计、施工过程中,市政府多面协调,费尽周折,才最终得以确定实施。《代理市长》中对于这一故事的展现,也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代理市长》拍摄完成后,即在当年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公开放映,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观看后,集体起立鼓掌。“那会儿哪有在电影院里鼓掌的。都是看京戏时鼓掌,唱歌时鼓掌。”杨在葆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兴奋不已。

但在不久之后的中南海星期五电影晚会上,《代理市长》的放映却掀起了另一重波澜。当时,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宋任穷等出席观看,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看过之后,一些领导人批评说“这部电影有‘反气’”,直指影片中的一些台词,如“有本事的王八蛋也比没本事的白痴强”、“宁犯天条,不触众怒”等等,建议让主创人员修改,还强调“宁犯天条,不触众怒”这句一定要改。

北影厂的负责人找到杨在葆,传达了上面的意见,这让杨在葆苦恼不已。杨在葆生性耿直,直接找到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问:“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很好,你看了很感动吗?怎么要改?”

杨在葆坚持认为,影片中的台词没有任何更改的必要。他觉得这些经过反复润色的台词才是影片的神来之笔。他敲开马林家的门,向他征询意见,马林也同意他的看法,坚持不对台词做任何修改。两人商量着联名给胡耀邦上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在马林家中,杨在葆摊开一张白纸,抬头竖写“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开诚布公地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您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信写完后,不少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托朋友递给胡耀邦。但不喜欢兜圈子的杨在葆,决定自己直接把信送到中南海,其实当时他连中南海在哪儿都不知道。在《代理市长》中李玉芳扮演者陈丽明(后来成为杨在葆的爱人)的陪同下,杨在葆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到了府右街上的中南海北门,说明来意后又被指点到了西门。可能因为当时杨在葆已经出演过好几部有影响的片子,门口的卫兵远远地就认出了他,冲着他笑。他走过去说,我有封信要递给耀邦同志。卫兵让他到传达室,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听了后说,必须要走邮局这道程序。正僵持不下之时,有个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说:“让他把信留下吧。”杨在葆抬头望了望:“同志,贵姓?”“姓张。”他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

“好多人后来都以为我有什么能量,还都让我帮忙递信。”杨在葆笑着说。当时杨在葆还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投书”之后就回了上海。事情过了一个星期,他以为不会有什么下文了。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长途,说胡耀邦已经在来信上做了亲笔批复,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等三人,让他立即回京。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刺儿,有什么不可以?”

“上面”要求改的那些锋芒毕露的台词,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当年有一期《大众电影》还把这些台词摘录下来,发起了一场讨论。不过有了胡耀邦的明文批示“保驾护航”,这部“有点刺儿”的《代理市长》从广州出发,开始了在全国大巡演的征程。

第一站广州,任仲夷、林若、谢非、吴南生等省委领导集体观看了《代理市长》,市委领导许世杰、朱森林、王宗春等亲自在新华电影院嘉奖这批广东文坛的改革先锋,每人提升一级工资;在天津,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观看了这部影片,大为称赞;到武汉展映的时候,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临时有事,没能与杨在葆谋面。杨在葆还特意给吴官正写了一封信留在那里,吴官正后来回信给他说,从影片中受到很多启发。

影片广泛公映后,大量的观众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而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杨在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如果选举的话,我一定会选你。”这让杨在葆很有成就感。

在《代理市长》中,肖子云在三个月的代理期内,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传统束缚和重重阻力,完成了上任时承诺的十件事中的五件。离任前他特意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这个有点竞选演说味道的记者会上,肖子云主动请缨继续代理三个月市长,以完成自己对群众做出的承诺。

“我们一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自己比以前进步了多少,但对外面的世界关注不够。所以在影片结尾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就举了个日本的例子,‘当年日本并不发达,如今经济上已经走到我们前面’,说明不仅要‘纵向看问题’,更要‘横向看世界’。”杨在葆说。

“代理市长肖子云是泰国华侨,脱去外衣时露出背后的中国版图的文身,这是有什么用意的吧?”记者问道。

“当年那些华侨一腔热忱,希望自己的子女为国效力。当时,我想到了岳飞,想到‘精忠报国’的典故,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手法。”

影片中,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夜,繁星点点,几个人在天台上坐在一起仰望星空。这个情节后来引发了《大众电影》上连续几期的猜想。对此,杨在葆的解释是:“电影里面反映的很多问题,在当时都是没有定论的。这个镜头恰恰说明这一点。邓小平说过,改革没有回头路,但是前方是深渊还是坦途,我们都不知道。”

厂里职工集体跳迪斯科的情景,也是杨在葆后来修改剧本时特意加入的,“在那个时代,跳迪斯科会显得特别有朝气,有活力。那个时候,在领导里面,是根本没有人跳这个舞的,而在片子中我饰演的代理市长却跟着大伙儿一起跳。”

片中一个小伙子问代理市长:“有人说迪斯科是资产阶级的?”“不,这个舞来自民间,和我们中国的秧歌差不多。”代理市长回答说。

也是在1985年,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被有关部门正式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

附:1985大事记

活跃农村经济政策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南极长城考察站

2月20日,我国南极长城考察站建成。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3月2~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做《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又即席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教育体制改革决定

5月15~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5·19”事件

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中国足球队1∶2负于香港队,比赛结束后球迷情绪激动,发生骚乱。这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球迷闹事,称为“5·19”事件。

全面改革

9月18~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举行。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