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文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真理藏在井底，深不可测，很少希望掘出来”。在那黑暗幽深的地底，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挖掘。当然，挖掘是艰难、漫长的，好比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很难轻易找到真理的方向。

奥尔罕·帕慕克对“井”的热情世所罕有。曾经，他将自己的写作与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画上等号。意思是说，真正的文学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角力。离群索居的作家面对空无一物的白纸，以简单的文字还原复杂的人性。如何把握飘忽不定的灵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经年累月的坚持。就像挖井。看似随意地在空地上画个圈，独自下到人性的幽微之处，耐着性子、忍着寂寞，一点点往纵深里凿下去，直到眼见着清澈的泉水从井底徐徐冒出，才算大功告成。于是，从他放弃绘画、建筑，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那一天起，帕慕克就有了双重身份：他是作家，也是职业挖井人。

在前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帕慕克用他的全部热情塑造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小贩。40年间，不管政局如何动荡，麦夫鲁特始终如一地穿行在城市中，见证它的改变。两年后，《红发女人》问世，同样延续帕慕克对市井人生的观察。创作源自一段往事：1988年，帕慕克36岁，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尚有一段时日，在创作《黑书》的间隙，他结识了一对挖井师徒，交谈中，他深深迷恋于眼前这门即将消失的手艺，更不忘对现实里卑微的“同行”投去关注的一瞥。

这是两位挖井人的初相见，注定了30年后的再相逢。《红发女人》正是这样一部小说。故事始于1986年。父亲阿肯失踪后，16岁少年杰姆·切利克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赚钱考大学，暑假期间他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到伊斯坦布尔郊外小镇恩格然开凿水井，其间偶遇高个子、红头发的成年女人居尔吉汗。就像纳博科夫小说《爱达或爱欲》里，14岁的凡与爱达相遇的那一幕，居尔吉汗以一句“我认识你，知道你”，拉近了她与少年之间的距离。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牵动着少男情窦初开的心。于是，继《纯真博物馆》之后，帕慕克再次开启了他的“纯爱”模式。倘若顺着这样的路子写下去，势必会衍生出一段超越年龄、消弭见地的忘年恋。偏偏，帕慕克志不在此。

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像候鸟一样在大陆与大陆之间穿梭，不能也不敢有丝毫停留；另一种立足原乡，哪怕看尽了世间繁华，也不忘家乡的落寞。帕慕克属于后一种。世人皆知他有着最深切的“伊斯坦布尔情结”。这座城市赋予了他的身份，定义了他的写作，更给了他希望和慰藉。这位“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也以相同的热情反哺他的城市，尽其所能去书写、探索那隐藏在现实之下的种种可能。在他的小说里，永远有一个孤独的男人，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失神地张望四周的风景，喃喃地吟唱忧伤的曲调。

表面上，《红发女人》讲的是“为人父与为人子的隐秘”。但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他写的还是那个在古老与现代之间寻找自我的伊斯坦布尔。最初，俄狄浦斯情结左右着故事。父亲离开了儿子，命运又把他过去的恋人居尔吉汗推给了儿子。紧接着，满口念叨着《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的挖井师傅马哈茂德粉墨登场，填补了失踪父亲留下的真空。

马哈茂德的专制独断，似乎把所有人带回了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奥斯曼时代。其后，一场意外来临的事故终结了他的指令，他独自一人被困于漆黑的井底，生死不明。仿佛要让故事停留在俄狄浦斯的宿命（弑父娶母）中，帕慕克让我们见识了西方式的残酷：马哈茂德的受伤是土耳其化的“弑父”；杰姆对居尔吉汗的迷恋，则是活生生的“娶母”。然而，《红发女人》又是东方的。帕慕克用看似无意的一笔轻轻扭转了本该盖棺定论的结局。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杰姆才知道父亲并未失踪、师傅也没有丧命。

于是有了《列王纪》。与弑父的俄狄浦斯相反，菲尔多西的史诗载有一个父亲杀死儿子的故事。战场上，英雄鲁斯塔姆拔剑杀死了从未谋面的亲生儿子苏赫拉布。为了走出子杀父-父杀子的恶性循环，杰姆与妻子选择了不生育。不过，就像约翰·奥哈拉在小说《相约萨马拉》里写的一样：死神在巴格达等着你，就算逃到了萨马拉，也是没用的。毕竟，没有人能逃避命运的掌控。

30年后，一封迟来的信件掀起波澜，杰姆与居尔吉汗所生的儿子恩维尔浮出水面。父子重逢之时，亦是悲剧上演之日。索福克勒斯的预言终于在反转又反转之后，以最具东方气质的方式展现而出。最终，杰姆死于恩维尔之手，他的葬身之地正是当年他和师傅一手一脚掘出的那口井。

就这样，3代人的命运与同一口井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初见马哈茂德，杰姆认定他就是“儒勒·凡尔纳小说里穿越地心的人物”。马哈茂德也把自己从事20来年的挖井活计当作神秘的事。这是一条幽暗的秘密通路，连接“地下世界、亡者之界和地之深处与天堂、地狱不曾遗忘的角落”，通向熠熠发光的地下宫殿。那里有迷人的美女、美味的食物。可是，井底并不真的那么美好。只要静下心来，细细倾听，就能听到“宫殿”深处隐隐约约回响着女人悲泣的声音。这是“红发女人”。她的美源自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画笔，她的美却不属于土耳其。她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里最亲近的3个男人相继被命运打败，只能在儿子身边哀哀哭泣。她的哭声就像马哈茂德说的一样，“跟电视上女播音员一般无二”。

小说写到这里，似乎是传统战胜了现代。回到现实，却没有真正的赢家。横跨亚欧大陆的土耳其注定要活在夹缝中，“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在漫长的演变中，伊斯坦布尔被一切两半：一个是“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的废都，在弥漫着“呼愁”的空气中渐渐被遗忘；另一个则尾随浩浩荡荡的西进大军，等待着被西方世界承认、接纳。当下时代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土耳其却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仿佛遭遇海难的船只，这个国家急着甩掉所有无用、累赘的包袱。从此，远离了奥斯曼传统，忘记了菲尔多西，更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又将去往何方”。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国家和杰姆、恩维尔一样，都是没有父亲、没有前生、没有后路的孤儿。

帕慕克自诩“乐观的西化者”，总是“相信一切都会沿着轨迹循序渐进”。然而，现实并不比想象更“乐观”。菲尔多西曾说，“正如对待无父之子那样，没人会对无子之父敞开爱抚的怀抱。”他没有说错。至少，土耳其的欧洲父亲并不愿意让这个跟在自己身后费力追赶的东方儿子轻而易举得偿所愿。这就像一种悖论。欧洲充满无穷无尽的魅力，它是梦想，是希望，代表未来。然而很多时候，欧洲又是一个幽灵，总让人心生畏惧，“它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也是一种危险。它是将来——但从来不是记忆”。

那么，记忆的深井到底装着什么？当然是“呼愁”。每一个西方旅客初到贵地，都对笼罩在这座城市上方的忧郁气质印象深刻。在回忆录《伊斯坦布尔》里，帕慕克满含深意地提到福楼拜。1850年10月，这位现代主义的开山之祖经由开罗、耶路撒冷、黎巴嫩，抵达伊斯坦布尔。像所有沉迷于细节的作家一样，神秘的东方情调让他昏昏欲睡，空洞的鹳鸟巢、黑海刮来的西伯利亚寒风、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倒让他精神大振。尤其是遍布全城的墓碑，更叫他难以割舍。然而，时间总在改变着伊斯坦布尔。所有旧日的遗迹：奥斯曼帝国的荣耀、古老的王书、黑色的碑石，连同土耳其传统文化，最终都成了遥远时代的记忆，无可奈何地走入衰落，“就像死者本身在记忆中慢慢消失，亦随着岁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夜之间，那些曾经塑造了土耳其记忆和自身灵魂的城垣、堡垒、清真寺、宣礼塔，那些旧时的花园、房屋、街巷，甚至沿袭千年的传统技艺，都统统消失不见。好比传说中的怪兽“利维坦”，急剧扩张的伊斯坦布尔无情地吞噬着周边小镇，将它们纳入自己怀中，化作它的一部分。《红发女人》里有这样一幕。在离开马哈茂德20年后，已是建筑师的杰姆在去往德黑兰的飞机上无不忧伤地望向小镇恩格然，意外地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他年少时的精神乐土，“它们已经成为浩瀚的街道、房屋、屋顶、清真寺和工厂海洋的一部分。在恩格然生活的新一代将会说自己生活在伊斯坦布尔。”

这是深井里的土耳其，一切均让位于幽暗与忧愁。所有的失败、损失、伤感、贫困，所有的生命、快乐、幸福，皆化成不能掘出的真相，被装到了井底。曾经“穿越地心”的勇士，如今只能被忧伤吞噬。可是，如果以为帕慕克只是坐在井底、百无聊赖地望向天空，那就错了。《红发女人》里，他借杰姆之口说出了他的雄心：“假使我是作家，也会想写这样应有尽有的百科似的东西。这部全书里，所见所闻无所不包，每个细节都被精心描绘，有时其中所蕴含的人性的东西让我激动、感慨，有时又充满惊奇和迷茫”。

这不是夸大其辞，现实里的帕慕克真的就写出了这样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然而，碎片的时代从不产生宏大的史诗，世俗的年代更不会有伟大的英雄。于是，他的世俗英雄只能披上世俗的外衣，以世俗的姿态，辗转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中，讲述着世俗的传说，传递着世俗的忧愁。从停靠在金角湾的船舶，到名为“纯真”的博物馆；从街头小贩的声声叫卖，到挖井师傅的阵阵敲击，伊斯坦布尔化为千万个碎片，镜像一般反照出现实的虚无。这种虚无，来自这座城市，又归于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