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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86:那一场诗的急风暴雨

徐敬亚2018-06-05 09:3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徐敬亚/文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的“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族精神复活中,一年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 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压抑而巨大的力量。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两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的地位并没有彻底放弃,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77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质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备感虚弱。而只有77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儿。

一种莫名的愤懑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悄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递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声情并茂、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强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77、78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大面积兴起。

1979年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刘晓波、白光、兰亚明),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利被突然获得。全国各省市的大学院校,不谋而合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带来了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之后,小人物们也纷纷登场。在各大学校园,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超越领导的本事,曾经令这些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唯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领袖们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常常令年轻人奋笔疾书。

历史选择的速度实在惊人。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无法考证。我只是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除了作为朋友,我可能是他在吉林大学的联系人,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是通联部长吧),他可能同时与20个徐敬亚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的信,他们邀请我校共商大事: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14所院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代表吉林大学参会。

9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与一张代表合影。那张照片拍摄得好,黑白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肃,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林大学负责的期数,不是第三期,就是第四期。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结社史与出版史。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由于我现在手里没有创刊号原件,只记得诗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长诗。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诗和《赤子心》的发刊辞《心之歌》,还有我们诗社兰亚明的诗《片瓦集》。创刊号对吉大诗社的看重,让我们高兴了很久。

《这一代》创刊号全国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林大学由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

1979年秋凉时,我突然接到张桦的通知:《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我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装订,缺少1/3印张。这也是我拿到的唯一一本《这一代》。吉大所订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同学所交征订费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还。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上方是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有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是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临时以钢板油印数百字说明: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是: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

13所院校创办的社团刊物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范大学《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范大学《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当年于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35所:兰州大学《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范大学《渭水》、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北京师范大学《求索》、武汉师范学院《枫林》、中央民族学院《百花》、广州师范学院《春草》、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贵阳师范学院《烛光》、徐州师范学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范学院《青年》、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范大学《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范学院《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芳草》等。

实际社团数量应不止200个。除上述之外,仅在我略熟悉的东北,东北师范大学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师范学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师范学院《新叶》,这些均不在当年统计之内。哈尔滨师范大学有潘洗尘,黑龙江大学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社1979年年末鼎盛时成员超过百人。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之交,百废待兴。

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之间抽象萌发,而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只无米可煮的铁锅,清水不仅可瞬间溢满,而且轻易翻滚。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了全社会。当年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编辑周期一度异常频繁)。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夭折。著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和辅导这些青年诗人,并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压抑。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因果。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

而例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刊物中,有一本京城的民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的最高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家油印本的民间青年文学杂志。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今天的病人食指,没有方含,没有多多……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80年代诗歌的急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剧家……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年代,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十足的理由。

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唯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

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这就好比听了邓丽君的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

这又好比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发生过。

一种急切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三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77级,之后陆续传遍了吉大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刘念春,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九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至1979年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典型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青春诗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了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的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唯一的聚会。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在同一学校,也并不认识。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像“SAR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我多年没使用这个“文革”味道的词了)一个又一个躁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争夺。

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都在北京,那么80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90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出版业,并由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由万夏与杨黎合作,并由杨黎操盘,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怀念式专集《灿烂》,“追认烈士”般地填补了80年代诗歌的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80年代跃然纸上。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主义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这个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的组织建制,由对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诗歌的混战……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杨黎在回忆中写道:

我在一天的晚上(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我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10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

1.改组诗协领导班子

2.尽快使诗协合法化

3.创办刊物

……三天之后,我们得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可爱的诗人!为了得到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寒风中的热忱。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全部的码洋。

在80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特别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应该哭,昨天却是笑。那就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万夏回忆说:当时(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我在复习,因为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有可能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突然有人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的。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去,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

1983年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厉的社会考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的另一种声音,以数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时代再次来临了。

1985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汹涌而出。

天下诗人英雄会: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去年《南方都市报》的通栏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的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这样回忆:80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合诗会有几百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在风起云涌中,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唯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唯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幸或不幸地抓住了。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信: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得到公众和社会认同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立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到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7个整版。请注意: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为了扩大影响,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唯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

1986年9月30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版面的大展预告,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5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数从3万份升至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后来该报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退回了私人订户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却是那样有力量,那样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10年。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80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展示:在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在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青春宣泄方式,也是一次对秩序的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民族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能超过它的规模与持续时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中年厨师、一位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我和北岛、王小妮说:“80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这话对,还是不对。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附:1986大事记

精神文明建设

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七五”计划

3月25日~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国申请关贸总协定地位

4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出恢复中国在“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澳门问题首轮谈判

6月30日~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第一轮谈判。

劳动制度改革

9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对劳动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开始实行合同制;(2)企业招收工人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3)企业可以辞退违纪职工;(4)对职工实行待业保险。

股份制改革

12月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2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