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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88:强国梦

仲伟志2018-06-07 09:45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仲伟志/文

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奥运期间,一家媒体开设《奥运金牌猜猜猜》栏目,但几乎没有人猜中。最后,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记者采访他,问: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他说,因为看了《强国梦》以后,觉得是这样。

1988年元旦前,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揣着一部报告文学手稿来到北京。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成为主流,刘宾雁、苏晓康名噪一时。偏居晋东南上党地区文联的赵瑜,此前写过《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时称“晋军猛将异峰突起”。

但这一次,33岁的赵瑜带来的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即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与《河殇》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这是一部讨论中国体育的作品,与此前盛行的“冠军文学”大唱反调,它的主要内容,与《河殇》那个著名的开头颇有渊源:“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赵瑜找到了《当代》杂志社。《当代》杂志主编、副主编与其主办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集体拍板,决定尽早刊登,同时预案三条以防不测:第一,如果国家体委方面打电话就《强国梦》质询,可回以“这是文艺界的事,体育界最好不要干预”;第二,若“上面”有人以个人意见打招呼批评,不予理睬,但记录在案;若“上面”正式以组织名义批评,则集体承担责任。

对《当代》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易的决定。很多年以后,当赵瑜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反复叮嘱我要在文章中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以表感谢,比如章仲锷,比如刘茵,等等。当时,他们异常兴奋却又如履薄冰,整个稿子的审议、编辑、印刷,都处在一种保密状态中,以致到1988年4月《当代》(季刊)在当年的第二期推出《强国梦》之前,国家体委一直被蒙在鼓里。

《强国梦》一出,天下哗然,体育界首当其冲。据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4日报道,当时正在天津比赛的八一体工队队员,闻讯排队抢购《当代》杂志;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强国梦》摘要,校内大量复印《强国梦》原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三十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广播电台予以连播。中国作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而且把《当代》杂志删去的两万余字补回,一次就印了15万册。在其封面登出的数十字摘要中,“中国体育的误区”等字眼赫然在目。

《强国梦》横空出世,体育主管部门极为紧张。事实上,《强国梦》不仅仅是向国家体委的工作挑刺儿,更要命的是,它“泄露”了中国体育史上的诸多疑案与秘密,如乒乓名将韩玉珍在日本比赛期间的自伤问题、中国现役国手服用兴奋剂问题、职业运动队的性质问题,等等。赵瑜是谁?何以如此知根知底?

有关方面很快弄清了赵瑜的底细:1955年出生;70年代入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稍后转入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多次代表晋东南地区或山西省参加比赛,曾获山西省男子公路50公里自行车赛第五名、晋东南地区男子100米蛙泳冠军;后出任晋东南地区男篮教练,并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因喜爱文学,1978年开始在报刊陆续发表小说、散文、电影剧本;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两年后分配到地区文联;“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那个时候,中国竞技体育与电视机行业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在“重大体育比赛”前夕,电视机往往成为商店里的抢手货。女排比赛期间,万人空巷,夺冠之后,北京城彻夜狂欢。在庆祝“胜利”的游行中,激昂、亢奋的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很快传遍中国,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标语式语言。这个口号也成为有关方面后来讨伐赵瑜的撒手锏。

一个长期羸弱的民族,当然无比希望获得强者的荣光。1932年,刘长春作为唯一的中国运动员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无功而返,“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体育”的浩叹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1984年,中国人“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拿到15枚金牌,一时间,全国所有的舆论工具共同演奏出了轰轰烈烈的“欢乐颂”。也就是在此前后,中国体育界决策人提出了一个极为浪漫的口号:在本世纪(20世纪)末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中国一时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但可以率先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这一“体育超前论”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但经官方认可,居然大行其道。在如此导向之下,中国的媒介把体育新闻变成了“金牌新闻”,把体育报道变成了连篇累牍的宣传。体育文学也几乎变成了“金牌文学”。为讴歌运动员夺取金牌的雄心,电影《沙鸥》中的主角——女排运动员沙鸥竟然把刚刚获得的银牌扔进大海,这引起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批评: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什么才是“体育强国”?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界语焉不详,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含义。他们沉迷于与自己的纵向比较和内部竞争中,固守堡垒,不能自拔。出成绩、拿金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于是有人说,赵瑜这小子在体育上没有混出名堂,没有拿过好成绩,于是才撕破脸皮跟体育界唱反调。

那时的中国体育界,不肯面对社会对体育体制提出的变革要求,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一般认为“现有体育体制基本上是好的”,“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最主要经验,也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乐于相信,赵瑜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与指导思想的批评,只是一种典型的酸葡萄心态,狂犬吠日而已。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鏖战正酣。在东欧集团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节节胜利,金牌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国内一派欢欣鼓舞的气象。

一天,还在师专读书的赵瑜到当地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只见众多病人由亲友搀扶着呆立在医院里,而门诊室内竟空无一人。医生到哪里去了?正疑惑间,突然鞭炮声大作,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雀跃欢呼,人丛中打出了“热烈庆祝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巨大横幅。

眼前这一群喜笑颜开、置本职工作于不顾的“白大褂”,与病人们苍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偶然的一幕让赵瑜开始心生疑虑:体育在这些医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开始搜集、查证资料,结果吃了一惊:据统计,中国有3亿体育人口,但每年到医院看病者达25亿人次。这个更为巨大的反差,让他焦虑不安,哀其不幸,如鲠在喉。

3年后,已经担任晋东南地区文联秘书长的赵瑜,终于开始写作《强国梦》。从1987年的秋天开始,他到北京走访了许多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9万字的初稿。他知道自己触及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个多月反复斟酌,才赶赴北京,敲开《当代》杂志社的大门。

赵瑜住进一家招待所修改稿件,元旦也没回山西。恰巧,电视片《河殇》剧组也住在这里。赵瑜熟识苏晓康,就把《强国梦》底稿给苏晓康看。当时苏晓康正为电视片的开场白劳神,几经易稿不能满意,看到《强国梦》,突然一拍大腿:开场白有了!这就是《河殇》那个著名开头的由来。

与《河殇》一样,《强国梦》也被认为是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产物。它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和运动员文化素质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它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强国梦》兜头一盆凉水,大胆否定“上边”的既定方针,尖锐批评那些“为国争光”者的价值理念,实为大逆不道。但在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海《文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认为这是“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是“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是对体育文学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这是极为罕见的。

198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当广大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运动时常忙于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的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唯有更新思维和切实的改革才能使这种‘误区’得以缩小以至消失”,“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报国至诚的表现”。

体育界开始了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修书山西省委,要求对赵瑜做出处置。天津体育学院部分师生则致函并约见《当代》杂志的编辑,要求就《强国梦》中有损天津体院的章节进行书面道歉和更正。《当代》未予理睬。被激怒的天津体院部分行政人员走出校门,直奔《当代》编辑部“讨说法”。

《强国梦》写道,考入天津体院大专班的国家队27名教练员、运动员的成绩根本不及格,“最高者三门加一块58分”。为了证明《强国梦》之失实,来人带来了考生的成绩单,双方对质,才发现这些成绩单比《强国梦》所写更差。来人悻悻而退。

对于《强国梦》所批评的体育界文化素质低下问题,体育界十分敏感。他们给出一组数字辩驳说,1987年全国有23万名教练,85%以上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其中大专达43%(据称1988年已分别是90%和近50%),国家集训队教练大专学历已占70%。全国近两万名优秀运动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也近50%。但如果以上述天津体院事件分析,这个统计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国家体委下属的报纸杂志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体育报》发表《强国非梦,锐意改革》、《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强国梦》。有文章认为,《强国梦》对体育工作——无论是竞技体育、金牌战略、训练体制,还是群众体育、场地建设、体育科研都妄加否定,对广大体育爱好者、运动员、教练员、体育领导干部无不攻击、指责或嘲讽,实在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

不过,体育界也不乏内应者。事实上,赵瑜不仅得到了文艺界和新闻界的鼎力相助,也得到了体育界内部的一些积极配合。

6月18日,有关方面举办《强国梦》讨论会,号称“铁三角”的赵瑜、苏晓康、郑义全部到会。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体育界人士也大摇大摆来到现场,其中有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体育画报》主编杨迎明、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理论副教授卢元镇。曾雪麟只听不说,杨迎明与卢元镇则一起倒戈。杨迎明批评体育界“忘乎所以”,“老虎屁股看不得,更别说摸了”;卢元镇直言体育界是全国“最缺少透明度的部门之一”,“长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卢元镇甚至在会后邀请“铁三角”到国家体委眼皮底下的北京体院作报告,近500师生听讲,以致被体育界斥为“引狼入室”。

眼见不可招架,一些人便搬出了屡试不爽的那一套。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指出,《强国梦》作者把他所认为的种种“弊端”不仅归于“官办体育的僵死体制”——包括“官办的专业队”、“官办的一条龙训练体制”——而且进一步挑明,“我所报告的这一切,中国体育界并不应该负什么太大的责任……遥想当年,中原大饥馑,饿殍遍地,民不聊生,那怨谁?仅仅是河南省委的责任吗?”后来,《中国体育报》还发表文章称,赵瑜写《强国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时,《中国体育报》的总编辑鲁光,也是中国作协会员。有记载说,有一位文艺界人士遇到他,请“老鲁”对“小赵”多加关照,鲁光则报以一丝苦笑。

另据有关记载,在体育部门提供给各大新闻单位的一份说明材料中,曾明确指出:“赵瑜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不写‘强国颂’,只写‘强国梦’?”而在后来伍绍祖主编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中,对《强国梦》有如下结论:“毋庸讳言,《强国梦》等一批报告文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否定。”

让体育界人士尤为气愤的是,赵瑜无视我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把比奥运会小得多的友谊运动会的成绩加在一起,得出奥运会上我国仅得4枚金牌、两亿多中国人才能轮到一块金牌的结论”。当时,中国健儿出征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即,赵瑜之“乌鸦嘴”大放厥词,是何居心?

那份提供给各大新闻单位的材料磨刀霍霍,引用了某位人士的一句话:“等奥运会拿了金牌再说!”

“这件事吵吵嚷嚷到了秋天,热乎劲儿就过去了。出人意料的是,到了9月份,我们的奥运军团真的出事了。”赵瑜回忆说。

1988年9月,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汉城开幕。赛前,由于东欧集团重返奥运,体育部门知道很难再现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总数第四的辉煌,不过仍认为有望夺得10枚金牌,可位列金牌榜第六左右。他们预测,许海峰可以再次打响夺金的第一枪,李宁夺标不在话下,女排冠军非我莫属,乒乓球机会多多,何况还有举重、游泳、跳水,东方不亮西方亮,应有意外之喜。甚至足球也有可能小组出线,坐四望三。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强国梦》的“危言耸听”。

但是最终,中国只得到了5枚金牌,与赵瑜的估计相差无几。李宁、何灼强意外失手,女排惨败于苏联,足球队更是两负一平一球未进,丢人现眼。

一连串失败的消息,使人们再次想起了《强国梦》。赵瑜一下子好像成了先知。先是上海《解放日报》在《解放论坛》上呼吁:那种几乎要把一篇心忧天下的《强国梦》扔到废纸篓里的事,在这次奥运健儿归来之时,再也不要重演了!《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说,“曾一度被一些人诅咒的报告文学《强国梦》,那里面不也含着苦涩的真情、真话、真理的颗粒吗?”

《文学报》在头版发表了述评《想起了〈强国梦〉》。文章写道:“今天看来,赵瑜的这篇报告文学可谓‘有言在先’,并‘不幸而言中’这次奥运会上所暴露的我们体育界体制上的弊端,以及体育界存在的某些官僚主义、宗派色彩和种种不正之风,《强国梦》正是忠言逆耳。这篇文章差点被人们撕碎了,扔到纸篓里去,是有讽刺意味的。如今,‘金牌梦’被无情地粉碎了,而《强国梦》却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强国梦》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体育界一片寂静。

这时,上海的《文汇月刊》找到赵瑜,他们希望赵瑜沿着《强国梦》的思路挖掘中国体育代表团汉城失蹄的深层原因。赵瑜并没有思想准备,他正和郑义闷在山西的宾馆里写作电视片《我们、我们》。这是一部为了弥补《河殇》之不足,从一味倡导走向“蓝色文明”转为向内挖掘“黄色文明”现代价值的电视片,后因时局变迁而“流产”。当时,他只是在电视机前看奥运会,没有去过汉城,只能侧重于分析,而《文汇月刊》又急于发表,所以也写不了太长。他来到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那里距离国家体委很近——边采访边写作,写了3万多字,发表在《文汇月刊》1988年第12期上,题为:《兵败汉城》。

《兵败汉城》可以说是《强国梦》的续篇,开篇便以大量数据将中国儿童与日本儿童的身体素质进行对比,结论是:“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比起1979年那次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赵瑜追问:“体委的职能,到底是领导全民族扎扎实实地开展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呢,还是单搞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们在《兵败汉城》中看到,女排教练李耀先手中既无权,也无威,在政治与体育紧密勾连的关系网中左支右绌,寸步难行;李宁本可以在上届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而今一时失手便被讥为“体操亡子”,以成败论英雄的实用主义思维,严重异化着中国人的体育观念。而美国游泳名将埃文斯才16岁,她是带着家庭作业去汉城的,回国第二天便收拾好奖牌,带着课本去学校上课。那些从汉城归来的中国运动员呢?

10年之后,在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中,我们再次看到体育运动定位错误对科学、对人性、对人类终极关怀原则的反动。那些假借国家利益、集体荣誉之名强加给我们的狭隘理念、权力意志、个人欲望,依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

“金牌本是个好东西,谁不愿意夺取第一呢?我也喜欢看运动员争金牌,这是人类勇于进取的象征。但是,如果金牌反过来成为一种压力,成为人的主宰,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赵瑜说。当时是2007年7月,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400天。

附:1988大事记

住房制度改革

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推开。

私营经济合法化

3月25日~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

风云一号

9月7日,我国发射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

9月26~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确定,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正负电子对撞成功

10月16日,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这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24日,邓小平在视察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 

北京远见传播总裁。曾任《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2009年10月12日离职,发起创建远见传播,投身文化创意产业。远见传播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具投资合作价值的传媒产业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