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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90:上交所开锣

张勇2018-06-11 11:18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张勇/文

在许多老上海的记忆里,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是洋派、华丽和摩登的代名词。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公元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是上海开埠以来乃至全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它曾经是上海最豪华的饭店,也是远东最著名的饭店之一。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孔雀厅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作为餐厅的孔雀厅因此终止了对外营业,而孔雀厅的“沉睡”,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觉醒。

“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所”

开放仅仅六年后的1983年,39岁的禹国刚作为中国政府选派的两个代表之一,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

他心里明白,去日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打基础。然而,面对闻讯而来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于自己此行目的的问题,他却出言十分谨慎。

“那个记者问我,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尖锐。所以我回答他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学了不用是白学的’,他后面没有往下再问。他如果再穷追猛打,我真不好说。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敢说学了有用?不敢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对于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股票市场,很多人连想都还不敢想。然而,这种不敢想的东西却即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内地恢复证券交易的动因,要从香港股市说起。正是因为1977年后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经济得到刺激,股市开始大涨。或许是受到香港股市繁荣的启发,内地的证券市场之梦也开始萌动。有香港做参照,中国政府越来越坚定了开放证券市场的决心。

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之前,有价证券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事物。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成为新中国第一种有价证券。但在当时,老百姓只知道国库券是一种能让钱比存银行回报更高的东西。

三年后,股票面世。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 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很快,有价证券的买卖开始出现。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 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 600多家。

而在这期间,一个精明的上海人,由于抓住了各地国库券之间的价差所带来的机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工厂的仓库保管员变成了富翁。他叫杨怀定,更多人称他为“杨百万”。

之后不久,股票交易也随之出现。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至今还挂着一张特别的照片,它被称为“当代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其中“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指的就是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工农业部。

1986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批准静安证券工农业部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开始办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种股票的买卖交易业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成为第一个进行正式股票交易的机构。

上海静安证券工农业部作为中国证券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拉开了证券流通的序幕,为证券交易所最终成立奠定了基础。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

选择上海

1988年9月回国前,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等人在美国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回国后的第五天,高西庆便投入到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工作中。

两个月后,《设想》获得了中南海的肯定。此后,高西庆开始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他很快在参与沪、深交易所的筹建中找回了激情。1990年1月,高西庆等人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虽然沪深两地是同时筹备证券交易所,甚至深圳可能还要更早些,但最终还是上海“抢”了先。

王安在其名为《股爷您上坐》的书中描述道,1989年12月2日,当时朱镕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央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镕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民银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

不过,上海一开始的步伐走得还是非常小心。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上海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在一个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上面怎么反应。结果对于上海方面来说十分理想——北京没有驳回。

这在情理之中,上海有着许多无法替代的天然优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在稳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上海市民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8 179元人民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79年后,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发展,各银行开始分开设立,恢复各自独立的建制,并逐渐开放工商信贷、外汇外贸结算业务。因此,上海的金融环境在改革初期就得到了大力改善。

更重要的是,上海证券市场在1984年首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许多企业在转型为股份制后得以公开向社会集资,促进了资金流通,也培养了一定人气和社会对股票市场的认识。

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人十分希望能尽快成立证券交易所。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朱镕基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很快,具体负责筹建的人找到了。那一年,尉文渊仅仅35岁。当时,很多人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交易所开业,是一次冒险,这对国家如此,对1990年6月29日才接手筹备组的尉文渊来说,更是如此。

尉文渊是上海人,15岁就去新疆当了兵,在连队和泥、打坯、养猪。5年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曹杨电影院打杂,拿个小手电给观众引座等。后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一名小干部。高考时进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读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股份制》。

1986年,31岁的尉文渊担任国家审计署的处长。两年后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尉文渊只好弃官回沪,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

从15岁出去当兵到34岁回家伺候夫人坐月子,尉文渊多半时间都在沪外,走南闯北、风吹雨打,这些经历培养出日后他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时的“生猛”做派。

当时,筹建工作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成堆。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如果是会员制,当年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三家——申银、万国和海通,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第二,交易所的经营品种主要还是想搞股票,但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只有11家,能够上市的只有6家,是不是应该先以经营国债为主?第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第四,管理机构怎样设置?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如管理委员会?这与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应是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的另一个“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元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先是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当时在北京,高西庆等人建立的中国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1990年1月,在召开全国体改会议期间,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来到联办。贺镐圣说,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建立交易所后会对资金外流产生什么影响看法不一,故仍未最后确定交易所起步时的性质。与联办合作筹建交易所的工作,当时看无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先搞上海市地方的统一交易所,基本不吸收外地会员公司,如果是这种做法,则欢迎联办作为顾问参与这项工作;第二种,开始就搞全国性的交易所,并吸收少量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吸收联办的一些设计力量,但基本是以上海市为主搭配班子;第三种可能是获得中央支持,允许放手搞正规化的证券交易所,并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此情况下,就可考虑采取“上联筹”的形式,与联办通力合作,把交易所搞得好一些。

不仅上交所的框架牵扯到现实和长远的矛盾,连名字都关系重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一词的英文译名为“securities”,意为抵押品,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国际上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share”或“stock”。当时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这样解释:“当时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证券多的情况,但也确实怕写成‘stock’上面不批。”

开市锣和股市传说

2004年1月10日,由湘财证券出资设立的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证券博物馆——历道证券博物馆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华能联合大厦开馆揭幕。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担任历道证券博物馆名誉馆长。

在这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面铜锣静静地摆放在博物馆一角,它曾经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锣。当年,尉文渊花了六百多元钱从城隍庙把它买了回来。

1990年12月19日,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致开业词,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

“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它带点沉闷的感觉,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

尉文渊的确是拼了命。短短半年时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应对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尉文渊不仅敲响了开市锣,更敲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宏伟乐章的开篇。

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的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白手起家,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累得多。

开业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里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

当时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现方正科技)、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曾改名华晨集团)、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被称为“老八股”。

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真空电子,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不到3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上海三大券商都在当天露了脸。

虽然至今还有很多人说,股市的成立是为了给国企解困,但看看股市现在的发展就知道,中国股市已经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股市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每天都在关心股市行情。

1990年至今,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从无到有地走过了17年,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

在成立两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拥有全国各地会员171个,上市股票38种,上市股本4436亿元人民币。

1992年12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电脑系统和路透社的综合数据网络正式联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和B股的牌价瞬间即可通过网络向全球传送,成为中国首家联通路透社网络的交易所。

紧跟着上海的步伐,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很快诞生。1991年4月3日,深圳全部股票正式进入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同日,深圳股价指数开始发布。

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带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发展,中国老百姓在经过对股票这一事物的短暂“恐惧”之后,瞬间迸发出集体的狂热,投资意识也从那时候开始出现。

由于不了解股票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初发行股票时,老百姓都不愿意尝试购买,以至于一开始,新股的认购证都需要用摊派的方式才能发行。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一张小小的认购证,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那些传说和故事在围绕着股市飞翔。比如,199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两个小姑娘合伙凑了4 000元钱,在上海购买了66张认购证,几天后,她们就以165万元的价格将这些认购证转手。以此为起点,两个人后来都有了千万元身家。

在上海和深圳,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在不断地刺激着中国百姓投资股票的热情。当时在广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的卢晓媚在日记里这样记着:“上万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这一天,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人,他们现在的名字统称为“股民”。

附:1990大事记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3月20日~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

三国队员登顶珠峰

5月7日,经过近三年的酝酿和筹备,中、苏、美珠穆朗玛和平登山队终于登上珠穆朗玛峰。

第一家麦当劳餐厅

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

黄山成为世界遗产

12月15日,位于中国安徽的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挂牌营业典礼。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时已成交49笔,成交额近600万元。

第一家进入内地的传销公司

美国雅芳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官方认可的传销公司正式登陆广州。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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