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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92: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

凌志军2018-06-13 09:18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凌志军/文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6500元以后,连续15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12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

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18000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并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的利益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150万人,和全中国12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小平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70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元,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小平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48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2000股,很小的一笔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做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柏华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15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9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犹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了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30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排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134%。到那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10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5天涨了100倍再加9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1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30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现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做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7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8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另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另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21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365号”,或者“563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当时20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起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150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苦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10张表,10张表中1个签。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25元的现在100元,原来30元的现在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地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100元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20吧,不都是咱们国家的土地嘛。”“最少80,”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两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又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17.5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著和坚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80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熬不住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500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人们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20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12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涌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

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荫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号,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的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住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10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文军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10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衣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都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可也都是心不在焉的。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到150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着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地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了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混乱因此而发生。

在1992年的8月,人们全都忙着计算有多少“认购表”被私分,而对于造成这场混乱的理由,却忘记去追究了。表面看来,是政府考虑不周导致官吏弄权谋私,继而引发百姓的愤怒,造成劫难。实则却是因为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主义”的力量已无法继续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梦想”。

附:1992大事记

南方谈话

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国足黑色九分钟

1月30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徐根宝领军的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在九分钟内被韩国队攻入三球,被称为“黑色九分钟”。不久,施拉普纳来到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2月1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

南方谈话内容公布

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深圳特区报》特写——《东方风来满眼春》,公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许多重要内容。

股份制企业试点

4月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提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的试点,目前仅限于上海、深圳两市;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的试点,目前限定在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其他地方主要进行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的试点。

卫星发射

8月14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中韩建交

8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本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决定从1992年起在全国分两步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

三大证券公司

9月22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

中共十四大

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做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把取得改革开放14年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炒股

全民炒股从此开始,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

“防左”

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于光远、王蒙、孙长江、吴江、宫达非、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沙叶新、刘心武等,公开批评左派,书海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防左备忘录》。

校园风

《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内地校园歌曲风起云涌,中国歌坛进入新时期。

名牌

路易·威登的第一家专卖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阿玛尼、香奈儿和古奇、CD跟进,专卖国际中高档品牌的国贸商城开业。轩尼诗XO进入中国市场。

“讨个说法”

8月31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首映。女主角秋菊(巩俐主演)的一句话,成为百姓打官司的口头禅。

《编辑部的故事》

由王朔编剧、葛优主演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让国人头一回发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社会上令人烦恼的不正之风也可挖掘出调剂快乐的元素。一年后,英达与梁左又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成为国产情景轻喜剧的高峰。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