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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93:庄主禹作敏

吴晓波2018-06-14 11:00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吴晓波/文

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

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儿。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

1979年前后,村支书禹作敏想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1981年因宏观混乱出现了第一次治理整顿,各地开始清查社队企业的“乱发展”问题。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12年后,他又因同样的桀骜不驯而陡然陨落。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数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认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禹作敏的这些表演不禁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诞生过义和团的土地。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1月,美国的《纽约时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这个村有4 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 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柏油马路交织其间。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就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政府部长级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他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这个人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君王意识”,他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村民则以公众自尊换取了物质上的富足。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大邱庄采访,路遇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凌志军鼓励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于是,凌志军表示愿意代她去说理,小姑娘却更加恐惧地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凌志军后来很有感慨地写道:“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情绪跃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诱发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作敏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大邱庄极盛时,外来打工的人比村民多三倍,如何管制当然成了一个问题。那些打死人的村民虽然下手重了点,但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大邱庄经济”,他们犯事了,当然要他这个老爷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大邱庄也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万元,然后下令200户养一个罪犯家庭,因为“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 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形?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被认定有窝藏、妨碍公务等嫌疑而被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大邱庄在表面上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作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在恶化,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自从当上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的副会长后,禹作敏与鲁冠球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冠球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作敏,而后者更是大方地送出过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鲁冠球与禹作敏是个性完全不同的两个企业家,禹作敏对鲁冠球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而鲁冠球对禹作敏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鲁作敏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禹大哥”。他在一张便条中写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事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点宽慰。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0年,大邱庄因此案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此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辩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作敏一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1999年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都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上海的《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而之后的新华社则在简短的新闻中称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大邱庄地处天津近郊的静海县,禹作敏出事后,仍然有不少人赶去参观。很多年后,走在这个日渐没落的村庄里,你依然时时处处可以嗅到禹作敏残留不去的气息。此人脸瘦削,肌发黄,满脸沟壑,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一对精明的细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过的大院里,你仿佛觉得他还大咧咧地盘腿坐在里面,旁边搁着一碗散着热气的棒粥,门口蹲着两只虎视眈眈的大狗。

附:1993大事记

万达俱乐部

3月8日,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成立。

国务院机构调整

4月19日,国务院做出有关机构改革的决定,决定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也同时做了调整。

互联网

3月12日,朱镕基副总理主持会议,提出和部署建设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简称金桥工程)。4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召集在京部分网络专家调查了各国的域名体系,提出并确定了中国的域名体系。6月,中国专家们在INET’93会议上利用各种机会重申了中国连入互联网的要求,且就此问题与国际互联网界人士进行商议。8月,李鹏总理批准使用300万美元总理预备费支持启动金桥前期工程建设。12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席。中国与互联网连接在即。

国家公务员

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当年10月1日起实行。

汪辜会谈

4月27~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参与与人权相关会议

4月19~23日,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国家机构会议在悉尼召开,我国第一次派出正式代表出席联合国此类与人权相关的会议。

《废都》

6月,贾平凹所著《废都》出版,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正式印刷48万册,加上各种盗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

六号文件

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六号文件。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体摄影

7月,澳大利亚华人张晓雄在北京举办了男性人体摄影展。旅美女作家闵安琪的《陈冲写真集》在海外发行。

第一本时尚杂志

《时尚》杂志8月创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9月14日,江泽民为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撰写题为《抓紧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的序言,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大家都要自觉地进入这所大学校学习。11月11~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淘金梦

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出国热中开播。

新东方

11月16日,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成立。

分税制

12月1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公司法

12月2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规定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金融体制改革

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主要出版著作有: 《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