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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编年史 | 1995:“刁民”的发端

刘溜2018-06-19 09:3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刘溜/文

1995年3月25日,北京隆福商业大厦迎来一位令它头疼的顾客——22岁的青岛小伙子王海。

隆福大厦是北京第一家使用中央空调、第一家采用自动扶梯的商场,在20世纪90年代,它被称为北京商业“四大金刚”之一,是国内贸易部钦定的“中华老字号”和“中华名店”。

在隆福大厦的二楼电信商场,王海的目光扫过包装精美、标价85元一副的日本索尼耳机时,发现耳机的合模缝处有小毛刺。面对如此明显的瑕疵,要在往常,王海早就掉头不顾了,他买东西一向很挑剔,力求完美。然而这次,王海让售货员把耳机从柜台里拿出来,仔细看了看,越看越觉得像假货,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买还是不买,王海犹豫了。万一是真货,买回质量这么次的东西,也太亏了。如果是假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他能够获得一倍的赔偿。

上个月,王海陪表弟来京赴考,闲极无事,一天在书店中翻到一本新出台的《消法》。正在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的王海发现了新《消法》的特别之处——多年来我国民事法律的赔偿原则是损一赔一,而新的《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加倍赔偿。接着他又在北京电视台一个“悬赏打假”的节目中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号召消费者利用《消法》第49条来向售假者索赔。

近半个钟头后,他下了决心,掏出170元买了两副。他安慰自己说,不要紧,反正也就100多元钱。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购假索赔,他觉得这该是件很好玩的事。

接下来他先找消协。消协回复说,要找消协投诉须先到技术监督局做商品鉴定。技监局工作人员说,他们得送耳机到索尼公司鉴定真伪,一般要三个月才出结果。王海要了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地址,决定自己去做鉴定。工作人员很是不解,一再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肯定王海手里的两副耳机是假冒产品,因为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没有这一型号。然而,对方拒绝向个人开具书面证明。

到此时为止,王海两天来的开销,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便获得加倍赔偿的170元,他也还是赔了。

于是王海动员他的表弟大刚再去隆福大厦买了10副假索尼耳机。他本打算和表弟分头到工商局投诉,但他表弟不好意思,怕人笑话,怎么也不肯单独前往。

3月28日,在表弟不情愿的陪同下,王海带着12副耳机和购物发票找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按新《消法》加以赔偿。一个月后,东城区工商局告诉王海,索赔不属于工商局行政范围,只能进行调解。工商局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前两副耳机,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另外同意给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拒绝做出让步,事情僵持着。首次出手并不顺利,然而王海没有打算就此罢手。

5月1日,王海回到青岛老家。他是家中的老大,小时候练过散打,不过他谦虚地说:“功夫一般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父亲在青岛郊区办了一家树脂雕塑产品厂,产品大多销往韩国。1998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直接波及他们家的工厂,导致厂子关门。

王海自1989年初中毕业后便帮家里的厂子打理业务,生意往来中的各种纠纷,使他感到了学习法律的必要。从1992年起,他参加了一个法律函授班。

王海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甚至有些腼腆,他的思维与行事则非常理性。

1995年在青岛的几个月里,他整日思索着向隆福大厦索赔这件事情。《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受《消法》保护。第6条、第9条规定“消费者有监督权”。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那么商家售假算不算欺诈行为?哪些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消费者又如何行使监督权?知假买假再举报算不算监督,可不可以要求加倍赔偿?新《消法》在这些问题上表述模糊,这些模糊之处使得购假索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争议。

不久,《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获悉王海索赔之事,与王海取得了联系。8月4日的《中国消费者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的报道,对王海索赔一事进行了讨论。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力挺王海:“当今假货猖獗肆虐,所以起草《消法》时就考虑到鼓励消费者向贩假者开战。设立加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靠买假货发财。这个消费者很聪明,也很勇敢,应评他为1995年最聪明的消费者。”

报道出来后,《中国消费者报》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和电话,接着又连续发了三期讨论文章,有很多人支持王海,也有人说他是钻法律的空子,一时莫衷一是。

9月1日,《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出台,对《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并列举了15种欺诈行为。

身在山东的王海备受鼓舞。他考虑得很长远,“假货横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欺诈行为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打假会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这是个机会,而且没有太大风险”。他打算从购假索赔入手,进而成立公司,把打假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9月下旬,王海怀着希望和决心,单枪匹马杀回北京。这一次,他将在北京搅起一场打假风暴。

王海确实是最聪明的消费者,他敏锐地摸到了这个时代的软肋。

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统计,1991年全国的产品合格率为80%,1992年和1993年为70%,1994年为698%,1995年为659%。几年间,产品质量急剧下滑,由此造成的假酒中毒、假药夺命、假种子坑农等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发指。

像隆福大厦这样的名店出售假货并不是鲜例。1994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曾派出几路记者跟随工商、技监等部门对全国十大商场进行抽查,几乎没有一个商场没有问题。北京另一家很有名的商场,竟有一整排柜台的商品不合格而被清空。

因此,从1995年9月到11月的50来天里,王海横扫北京十家商场,购假索赔,斩获颇丰,共得到赔偿8 000余元。王海相当精明,除了第一次购假耳机是自己出钱外,之后的所有购假行动他自己再没有出过钱,而是由合作媒体提供资金,或是有朋友愿意出资,获赔后一人一半。他的购假经验是,要去固定的商店或商场,要找能鉴定的产品,还要仔细衡量成本、风险及收益。他说:“购假索赔是一件纯理性的工作,并不复杂。”

索赔过程中,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敌意、蔑视和恐吓。他曾被人揪住衣领威胁:“小子,你把这个当饭吃了是不是?你X的怕不怕有人弄死你呀?”他的BP机上时常出现“马上去八宝山”之类的留言。

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次索赔还算比较顺利,一是因为《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刚刚出台,商家、经营者来不及反应,一时间找不到应对举措,二是媒体的曝光使商家不敢拖延。

11月24日,由中消协和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主办的“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京召开,头戴棒球帽的王海做了名为《我的困惑》的主题发言:“我不但受到了个别执法部门的冷嘲热讽,而且还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指责和反对。我不理解……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与会的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老总激辩“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并称此为“王海现象”。会上有官员呼吁,“千万个王海站出来!”

从11月起,《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北京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纷纷对“王海现象”做了报道。王海成为了热点人物。

也正是在那次座谈会之后,商家们达成了攻守同盟,能不卖就不卖,赔偿能拖就拖。具体应对王海的防范措施是:下发报纸,发放他的照片,并提防类似的购假者。有记者去王海购假索赔过的商场采访,其中一位老总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把他(王海)抓起来了吗?”

12月初,在拖延8个多月后,隆福大厦终于同意向王海加倍赔偿后买的10副耳机,并承诺凡有顾客买到假冒商品,经确认后,都可按《消法》加倍赔偿并奖励100元。

12月2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王海为“中国打假第一人”,并奖励5 000元。

王海声名大振,但其购假索赔之路却更加艰难。1996年年初,广州某电视台邀他去广州打假。他到之前,广东商界便发出“狼来了”、“刁民来了”的警告,并开会研究对策。王海到后,从各大商场买了3万余元假货,众商家达成一致,不仅不赔,连退货也不让,他只好将那几万元的货物寄存在朋友那儿。

他到杭州,到南京,到全国各城市打假,所到之处,商家无不恐慌,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他的照片早就派发到营业员手里。从此,王海戴上墨镜出入公共场合,像名私家侦探。

独自一人对付结成联盟的售假商家,无异于胳膊拧大腿。王海深思熟虑,总结个人打假的局限所在:一是有争议,“争议来自经营者利益集团和一部分纯理论型学者”,争议虽不至于给他带来困扰,但会降低索赔的效率;二是长此下去,跟收益相比,财务风险、人身风险比较大;三是个人打假虽能在流通流域打击售假,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造假,治标不治本。

1996年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赤手空拳的个人打假时代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进入公司化、专业化的打假运作。他的公司主要接受企业委托打假。公司的第一笔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王海跑了十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四十多个售假窝点。

在受雇为企业打假的同时,大海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公益性的打假行动。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于是王海派业务员分赴各地调查,发现一个当年在福建省莆田县秀屿镇街头卖耗子药的家族,与各地上百家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滥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性病诊治”集团,每年从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数千万元的暴利。王海在媒体上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底卫生部下文取缔各地游医。有人估算,此举每年可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

王海屡屡邀请相关执法部门一起打假。他曾协助温州公安局查处了全国最大的造假拉链案件,造假工厂年产假拉链10多亿条;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价值近2 000万元。他还与美国一家负责全球打假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在中国的打假业务。

招人忌恨的王海,也曾遭人陷害,百口莫辩。2000年9月,王海在南宁砸了酒店的桌椅,被带到派出所后又砸坏了派出所的门和玻璃。媒体惊呼,“王海疯了”。其实事出有因。

事发前王海正在西安追查“津成”伪劣电线,并取得了重要证据。这项“津成”伪劣电线的调查是大海公司从1999年就开始着手的一项公益打假行动。这时王海接到南宁一家报社邀请,说有个叫王通的打假人自称是王海的哥哥,请王海过去辨认真假。王海到后,确认是骗子。王海发觉自己上了当,愤怒异常,因一点小事与酒店服务员争吵起来,一怒之下砸了东西。警察叫来南宁那家报社的记者,前一天刚采访过王海的记者竟说,“我不认识他”。一向冷静的王海举动失常,他在大雨中脱光了上衣,并踢坏了派出所的门,直到亲友们赶来把他送入医院。

南宁“发疯”事件使王海一度沮丧,但他没有放弃对“津成”的追查,前后历时四年。2003年,涉嫌偷税漏税、制售伪劣电线的大连“津成”副总经理王铁庄被关进了看守所。

王海有条不紊地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社会活动家。

2000年年底,大海公司开始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不久,京城有名的房地产业律师秦兵找王海合作。王海、秦兵与舒可心组成了三人研究组,帮助业主进行房产维权。

2004年“两会”期间,王海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王海最终落选,但他表示五年后还会参选。他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当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打假12年,他更希望能够影响保护消费者方面的立法。如今的造假水平跟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以前都是些小商小贩小作坊,现在更多是名牌企业造假。欺诈行为更多,一些国外大品牌都搞欺诈”。

然而制度设计与立法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改进。“工商执法仍然是趋利性执法,没有便于监督的制度设计,比如没有举报回执制度,对举报不做回复,这是行政不作为;也没有结果抄送制度,这就给地方保护提供了空间。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立法方面缺乏必要的话语权。”王海说。

2006年6月,“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成立,组织志愿者接受热线投诉,搜集有关欺诈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为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

王海冒出来后,全国各地果然有成百上千个王海站了出来,甚至催生出了打假人这一新兴职业。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二三十人,如湖北的张磊、河北的郭振清、湖南的喻辉、天津的林枫。他们有的独走江湖,有的联手作战,还有的成立调查公司,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当1995年秋天王海在京城频频出招时,后来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二人的刘殿林正身陷维权诉讼中。刘殿林是河北唐山人,他花17万元买了一套住宅,住进去才发现房子离开发商的承诺相距甚远。他联合41家住户将开发商告上法庭,一审败诉。

1996年,王海现象持续升温。此时刘殿林已为地产官司耗去了大量钱财。刘殿林当过六年武警,做过公务员,又下海经商数年,他从王海“双倍索赔”的做法中看到了商机。

他说:“刚开始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一来社会、媒体关注比较多,二是为了利益。到1997年、1998年,向我求助的人很多,他们投诉无门,找到我后,我通常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从此心态上有了细微变化,意识到可以帮别人,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

1996年6月~1998年3月,刘殿林逐渐名震唐山。1998年“3•15”期间,他到北京拜会王海,之后便留在了王海的公司,跟随王海走南闯北,迅速成为业中高手。

他自称为“笑面狼”,性格外向,集“匪气、豪气、霸气”于一身。面对向商家索赔时他笑容可掬,一进门便笑说,“不好意思……”索赔成功后笑着出门,“给您添麻烦了……”即便对方怒了,他也面不改笑地说,“没关系,咱们法庭上见。”

他从来不戴墨镜,他说没必要,怕就别干这行。

1999年夏,刘殿林自立门户,率领一职业打假“狼群”,打遍全国五十多家国有大商场,打击假冒的“资生堂”化妆品。2000年,刘殿林成立广州笑面狼调查公司。他说,身为江湖中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定要忠于客户。他的客户都是雅芳、LG、长城干红等知名企业。

刘殿林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假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不仅要懂法律,熟悉商品,善于辨别假冒品,而且要有策略、技巧、能力,有表达沟通能力、适应承受能力、化解危机能力。

“头脑反应要快,心理承受能力要强。既要懂黑道规矩,知道怎么对付,又要和执法部门合作。调查员就像卧底一样,被人识破怎么办?所以要有化解对方怀疑的能力。”他说,“比如我打掉了某人上千万的商品,人家打电话给我,说过来喝杯酒,我要是不去,就太孙子了,要是去,风险又大,这时怎么应对?”

他的公司招的调查员,一般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武警和特警出身,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侦查技巧。刘殿林手下的这些“小兄弟”,又先后办过七家调查公司。

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素质不一,动机不一,手段不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像郭振清那样不为名利的雷锋式打假人,也有为钱财而敲诈商家的打假人,他们有成有败,有毁有誉。刘殿林一直将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王海尊为老师。大家公认,王海是这个群体的最高峰。

附:1995大事记

孔繁森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4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陈希同案

4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陈希同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并自杀身亡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职的。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1997年8月29日,中央纪委做出决定,开除陈希同党籍。鉴于其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希同犯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利用外资序言

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为李岚清主编的《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一书所作的序言:《总结经验,开创利用外资工作的新局面》。

反贪污大会

10月6~10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联合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是“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来自八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九百多名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专家和教授等参加大会。

江泽民参加联合国大会

10月21~25日,应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24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

降低关税

11月19日,江泽民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江泽民宣布:中国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30%。

新兴实业非法集资案

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对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判决结果,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案犯邓斌在1989年8月~1994年7月担任新兴公司总经理、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期间,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无锡等地大肆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集资总额高达人民币32亿元,涉及12个省、市的368个出资单位和31名个人,造成经济损失12亿余元。涉案的123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理。这起案件是继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余亿元的重大案件后的又一起大案。

下岗

大批国有工矿企业进入了痛苦的挣扎期,“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发生。

“无厘头”

本年拍摄的《大话西游》系列在香港并没有为周星驰赢得多少声誉,但转战内地后,却造成空前而漫长的轰动。他的“无厘头”风格——要么一本正经地去干无聊事,要么嬉皮地去做正经事,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内地年轻人的心。

正版大片

进口分账电影成批进入,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阿甘正传》引人注目。成龙的《红番区》是首部在全球华人区同步上映的贺岁片。

(本文出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编著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一书)

 

专题链接: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197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