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中国戏剧史》中的记述，在中国的一些乡村里，有“英雄祠”、“义祠”，每到七月中元、十月下元，村民们齐刷刷地聚在英雄灵位前，准备繁复的仪式，演出戏曲，安抚亡灵。这种大费周章的举动，多也缘于村民的恐惧。他们担心，那些人为了全村的性命而死，也眷恋人间，其魂魄会不会再来，嫉妒这里的太平生活。而英雄灵牌虽然威严，但英雄或许也曾为鸡鸣狗盗之徒；只是因为在一次与邻村的械斗之中，英勇也罢，无辜也罢，他们把生命的终结点划在这一小块战场上。

有时候，两村毗邻，一条浅溪横亘在它们之间，这一边的村民被领袖鼓动，死死地相信，此流域自古以来都属于他们，彼岸的人不得在此分得一瓢饮。而那一边也强硬如斯，械斗就很难避免了。两边的勇士相向挥舞刀棒，猛烈往前；一位大汉可以拎住小孩的脖子，一阵风似的将小孩扔进河里，让他一路直奔黄泉。那小孩的魂魄也就领到了义祠的入住证。

两方相杀，是两方集体意志的绝杀。个人能力弱小，得选好自己的一方，若孤立地活着，可被一场小小的天灾所吞噬，大不如猛兽巨狮。若一群人都安然地相信受着同一姓氏祖宗的护佑，代代人同处在这方圆之地，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照应，也能一致对外。大而言之，若更多的人相信他们能追到共同的文化信仰源头，那就能心连心地团聚在一起，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严守这片国家的疆界。

七十年前，1948年5月18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表示中东的这一小片土地自古属于他们，其他人理应从此撤走。他们的这种信仰受到阻碍。就在这一年中，共有6373人在独立战争中身亡。战事结束，阵亡的战斗者还能得到“英雄”的称号，在纪念馆中也有他们的身影。

就在这一年，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出生在英国一个犹太家庭，尽管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太看重这个身份。而单纯的年轻人最易受鼓动，誓为某种主义或者学说献身，他便曾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跟着坚信那片土地不可侵犯。1967年，他还不及二十岁，朝圣于以色列，“六日战争”前就已在某复国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就在自个儿的地盘上，托尼见识了自家人的另一面。在并肩战斗的犹太同志之间，彼此固然帮扶，闲暇时候，也可笑声盈盈。但当以色列人对敌人显露出残暴，也若当年纳粹那样的嗜血，年轻的托尼便难以招架了。当1969年他再度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和他曾经的战友们都视他为以色列的局外人。毕竟是书生，哪管人家屠刀之下的红利！

几十年后，这位曾经的局内人再次“反水”，不知激怒了多少昔日的同志。2003年10月，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另求他途》一文。拿朱特自个儿的话来说，此乃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了“两族一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建国已有半个多世纪，和平的远景依然没有出现。为了减少“英雄”的出现频率，为了让彼此的仇恨愈加稀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为何不能消弭彼此的间隔，合为一国。朱特也算了一笔经济账，假如清除掉巴以之间隔离的铁网，不知要省多少钱。文章发表后的一周内，《纽约书评》编辑部共收到上千封关乎此文的读者来信。一时间，他似成为了犹太同胞们一致的敌人，“反犹”的标签也被人贴在了脑门上。

朱特的这份提案，就好像是一位白衣书生告诉那群正在械斗的人：你们别再为了那条河争斗，共用一河可以让你们彼此减少多少血泪，别让那些年轻人早早躺进棺材，登上英雄榜；那条河不单单属于谁，你们的祖先无意间寻到这片宝地的时候，这河水不知已经流淌了多少年；还听说，你们两家的祖先也都是结拜兄弟。秀才书生追求和谐，却往往在与嗜血者的如意算盘相搏。

以至于还有人去突破所谓的美国自由。到了2006年，朱特早已被以色列认定为民族国家的叛徒。此年10月，离《另求他途》一文发表正好三年，朱特准备在纽约参加波兰大使馆的活动，要公开发表讲演。但是，这次讲演却硬生生地被波兰大使叫停。大使馆后来回应，迫于压力，波兰不敢丝毫开罪于以色列。朱特虽然惨遭查禁，在人生最末阶段，仍念兹在兹于以色列的问题和未来。他尚未完稿的《还要做什么》也正是对此的延伸，最终收入到他的《事实改变之后》一书中。

相比较于朱特，大佬伍迪·艾伦就展示出了“犹太人智慧”。伍迪·艾伦也属犹太血统，但当有人问到他的宗教信仰时，他明确表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他甚至说，很小时候便已感到，宗教无聊、无趣、野蛮，由此便不可能亲近犹太教——这可是他们一族主体思想之所在。那么，犹太的身份感在他那儿应该难以清晰。不过，就在前些年，他又表示，虽然不爱出远门，还得计划去一趟耶路撒冷，还要到韩国一趟——那是他现任夫人的故国。他也谴责中东的恐怖主义，还说以色列受尽了他们的欺凌。有人说，在曼哈顿的Broadway，布满了影视圈的精英，而他们可多为犹太人啊。伍迪·艾伦漫步于此时，想到了怎样的利益均衡？他常常拿知识分子开涮，莫非有感于朱特这样的人太不知变通？

当一些知识人试图站在利益团体之外时，他们左右不靠，倒希望化左右仇敌为友，结果却招来了无尽的敌人。他们识得大道理，为天下苍生计；有时在自家人眼中，书生误事，终究为敌所用，其结局远非“添乱”二字所能涵括。《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也曾轰动一时，还受到朱特的支持。作者表明，以色列的代理机构在美国作祟，使美国政府将他们视为了自己人，要与他们一道抗击穆斯林国家。本拉登如在敌营中遇见故知，非引此书观点来支撑抗击美帝的言论。此举害得此书作者不得不及时站出，立即划清界限。2004年，朱特还以《无根的世界主义者》（The　Rootless　Cosmopolitan）为题，纪念他的同道爱德华·赛义德。这个评价也能用之于他。

世间无耐何其多。那么，当村舍里“义祠”还能凝聚全体精神，其中的英烈鬼魂又还能散发神力的时候，也且别抱怨单薄的白衣书生，指责他们被委命撰写了招魂的文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