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城堡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象征。

【魔法师荣格】

无意识的浮现

荣格认为，天才的创造动力来自他们的无意识，而无意识的显露又导致他们的精神不够正常。这是天才，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天才，为他们的创造力付出的代价。但是否付出，其实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只不过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天赋的载体、寄主，被动地完成他们的任务。

心理学最初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在19世纪晚期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实验科学。意识和无意识原来是哲学的概念。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但至今还没有找到无意识存在的科学证据，就像暗物质和暗能量一样，间接证据是有的，人们一般会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是无意识作用的结果。人们一般也会相信自己的梦具有某种意义——那是无意识的浮现。

“无意识”的概念在欧洲哲学中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前面提到过医生、占星师、练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在1567年的《关于疾病》中提出关于“无意识”的说法。把术士和科学家相提并论在今天是不合适的，但在当时乃至更晚，两者却没有区别。艾萨克·牛顿（1643-1727）就沉迷于练金术；采用几何学论证方式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是一位泛神论者，认为宇宙就是神，而“人的心灵具有神的永恒无限的本质的正确知识”，这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提出的一个命题。这本书以心理学为基础，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

在这本书中，斯宾诺莎还说：“经验也像理性一样明白教导我们，人们相信他们是自由的，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意识着自己的行为，而毫不知道决定他们行为的原因。”这里的“毫不知道”就是对某事是“无意识”的，没有察觉。这也是“无意识”在较早时期的意义。斯宾诺莎说，人们对他们的行为的原因没有意识，与前面的意识相对，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解释正是心理学中无意识的作用方式。

斯宾诺莎隐约感到无意识的存在。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从斯宾诺莎进入哲学。费希特把“自我”设定为一切事物的绝对的出发点，而规定“自我”是“自我意识”。费希特说：“只有彻底改善我的意志，才在我这里对于我的生活与我的使命升起一线新的光芒；如果没有这种改善，不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不论我具备多么突出的精神禀赋，在我之内和在我周围也都不过是一片黑暗。”（《人的使命》第三卷）

意志不是无意识。费希特认为，意志是理性的。他说：“意志本身就是理性。”斯宾诺莎在他之前说过：“意志与理智是同一的。”（《伦理学》第二部分）费希特的“我之内”的黑暗是无意识，不是改善意志或理性而能够照亮的。叔本华把意志解释为，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康德的“自在之物”——这有些近似汉传佛教的“佛性”、王阳明的“良知”，觉悟的固有的种子，有待于被发现，也不是意识的产物。

到了谢林，无意识的概念在哲学中才变得清晰。如同费希特凭借一本论述康德哲学的文章赢得康德的赞赏，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在年轻的时候也凭一本论述费希特哲学的文章得到费希特的承认。谢林在他的早期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中提出“无意识”一词。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来德国学习哲学，在1817年出版的《文学传记》中，柯勒律治把“无意识”一词引进英语。

谢林把无意识归入到理智的范畴之内。自然世界的创造是无意识的活动，无意识上升到自我意识或者理性。谢林的无意识存在于自然之中，不同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被压抑的欲望。自然存在于意识之外，谢林的自然是更高的存在。他说：“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自然哲学观念》）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指出，历史有先验性，人与历史一同出现，只有把人并入自然的规定，人的历史才有先天设计的可能。他说：“与自由相反的东西一定是无意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内在于我的无意识的东西就是不由自主；而有意识的东西则是通过人的意愿内在于我的，必然就在自由中。”他认为，无意识不是人能够掌控的，所以是与自由相反的东西。因为他的自然主义（“自然”是谢林对费希特“自我”的补充）和神秘主义倾向，以及他的大学好友黑格尔的贬低，谢林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

由此可知，在心理学独立之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概念在哲学中已经有了长期和深厚的积累。荣格多次批评弗洛伊德不懂哲学，应当是指责弗洛伊德没有从这些积累中汲取知识，而仅仅限于生理学的范围（当时的生理学还很初级）。

当然，荣格关于意识和无意识的知识来源，要比谢林以降的欧洲哲学更为久远。荣格也并不是像批评者指责的那样不科学。其实，他同样在科学之中获取灵感和支持，只不过主要是从科学的前身：炼金术和星相术。在科学的早期阶段，对精神和物质的探索还没有分裂成两条路径，还处于混沌之中，荣格受到东方思想鼓舞的原因也在于此，他在现代科学之前的“科学”中找到了无意识存在的证据。如果要指出荣格理论中的缺陷，那么，他对无意识作出清晰的陈述和分析应该是其中之一。

科学在今天似乎在回归混沌状态。科学家在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自然的单向作用。这一路径通向哪里，还不确定，还要看今后的发展。

哲学中的无意识

无意识概念的提出，是对意识的极大拓展。把无意识与医学和日常经验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推广的首功在弗洛伊德，其他人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荣格说：“‘无意识’这个词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明。在德国哲学中，康德、莱布尼兹和别的哲学家早就在使用这个词了。”他在《儿童原型心理学》中说：“虽然许多哲学家，如莱布尼兹、康德和谢林，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过人类存在着心理阴影的问题，但有一位医生从他的科学与医学经验中感到，‘无意识’是精神（psyche）的重要基础。他就是C.　G．卡鲁斯，即爱德华·冯·哈特曼追随的权威。”

在回溯无意识的概念史时，荣格提到了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人类理智新论》（1704）中提出“微知觉”，即“感觉不到的知觉”。微知觉是灵魂固有的，可以用来说明主体之间存在上帝的“前定和谐”。固有的微知觉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更接近，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莱布尼兹还提出“统觉”（apperception），自我对客体的总体意识。康德批评莱布尼兹的统觉是经验的，他提出了先验的统觉。统觉中的经验和先验，影响到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分类。

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康德说：“纯粹理性对于先验心灵论、先验宇宙论、最后对于先验神学提供理念。”这句话中的“先验心灵论”（psychologia　rationalis）也可以翻译为“理性心理学”。不过，当时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还没有出现。康德认为，理性是在经验之先的先天判断，因此是先验的。哲学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差别很大，也是不可翻译的（玄奘提出“五不翻”，即有五大类词只用音译），但又不得不翻译。荣格在他的心理学中保留了先验的知识，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其根基既有神秘主义的，也有哲学的，更有他作为心理医生的经验。

在哲学之外，荣格还指出“无意识”概念的一个经验的源头。这是从卡鲁斯的医学开始的源头，到哈特曼又回到哲学。

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1789-1869）和荣格同名，都是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是诗人歌德的朋友，也是德国浪漫时期的一位重要风景画家，有《鸡蛋城堡》等画作。对于荣格，卡鲁斯首先是一位医生。那时的欧洲医学已经走出帕拉塞尔苏斯时期的混沌状态，进入现代医学阶段。卡鲁斯是萨克森国王的御医。为了纪念卡鲁斯，德雷斯顿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卡鲁斯提出的“脊椎动物原型”，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种子，而“原型”也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上文引荣格说“‘无意识’是精神的重要基础”，即为卡鲁斯在《精神：心灵的发展史》（Psyche）（1846）中的论点。Psyche是精神、灵魂，也是“心理学”的词根。

卡鲁斯的追随者中，有出生于柏林的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 （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哈特曼的第一本书是《无意识哲学》（1869年），在德国哲学传统之中论述无意识。至1882年，《无意识哲学》已经出到第九版，显然大受欢迎，哈特曼由此奠定了他的哲学家声誉。

《无意识哲学》第一版六年之后，荣格出生；弗洛伊德的《论无意识》初版于1915年。这两位心理学家都受到哈特曼的影响，也有批评。例如哈特曼认为梦是烦恼的产物。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四章称哈特曼为“悲观哲学家”，因为哈特曼最反对“梦是愿望的达成”——这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第三章之名。

哈特曼的无意识概念是形而上学的，与他的历史哲学联在一起。尼采敏锐地看出无意识的摧毁能力，他说：“如果看到所有的根基都在疯狂无意识的毁灭中分崩离析，并溶于流淌不息的演变之川，如果看到一切创造都被现代人、被这世界之网中的大蜘蛛织进了历史之网，那些道德家、艺术家、圣人、还有政治家都会大伤脑筋的。我们自己却可以高兴一下，就像我们在哲学滑稽表演者闪亮的魔镜之中看到了这一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874）尼采被认为是发现无意识的先驱之一，他看到的是无意识的摧毁能力。

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尼采说：“悲剧神话引导现象世界到其界限，使它否定自己，渴望重新逃回唯一真正的实在的怀抱。”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是注定的，不可避免，无法改变，决定的力量在现象世界的边界之外。根据尼采的说法，抚慰受命运控制之人的“怀抱”是“太一”，其实就是谢林说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同一。古希腊人在狂欢中进入集体无意识，他们的酒神精神创造了艺术。尼采借用瓦格纳歌剧人物之口呼喊：“无意识——最高的狂喜！”

这两句话在荣格那里产生了回响。在1910年2月11日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荣格说：“无穷的狂喜和嬉戏潜伏在我们的宗教之中，等待被引导，回归到它们真正的目的地！”

无意识与历史进程

尼采批评哈特曼把体现上帝意志的无意识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他挖苦说：“爱德华·冯·哈特曼出场了，连同他那著名的无意识哲学，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无意识讽刺哲学。我们很少读到过比哈特曼的书更为好笑的作品、更大的哲学玩笑……世界进程的始终，从意识的最初振动到它最后跃入虚无，连同为它制定的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都是来自那个灵感的聪明之泉，来自无意识。它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烁，要模仿一种对待生活的诚心的严肃，就好像这是一套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样一个体系显示出其创造者是一切时代中第一位的哲学表演者。”（《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这种联系实在不是哈特曼一人之过，他只是“历史进程”之观念的提倡者之一。

在汉语的语境中，“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录，也是后人对前人进行道德审判的根据。在犹太-基督教文明中，“历史”是上帝为人类所作的时间规划，因此有确定的过程和目的；历史哲学是其变形，少有例外。上帝的意志体现在被规定了的历史目的之中，这一观念不限于宗教。例如，谢林说：“作为整体的历史是绝对的不断前进、逐步自我显露的启示。”（《先验唯心论体系》）他的“绝对”被认为是上帝的代名词。

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尼采指出，历史要服务于生活，历史需要行动者。他说：“（哈特曼）把他意识到的悲哀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完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的主宰地位。”

尼采还指出，世界没有预先设定的历史进程；相信历史进程是德国人的习惯，必将带来毁灭。他的预言在20世纪不幸成真。尼采继续把无意识和历史进程放在一起评论：“做一个美妙的实验：拿一架天平，在一端放上哈特曼的‘无意识’，另一端放上他的‘世界进程’。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等重的，因为每一端都有一个邪恶的词——以及一个十足的笑话。”

“历史进程”也许是一个笑话，但无意识不是，尽管其中都隐藏着“邪恶”。

俄罗斯人也相信犹太-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列夫·托尔斯泰也把历史与无意识联系在一起，看到的却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战争与和平》（1869）以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为历史背景，他在小说情节中夹有许多短论。托尔斯泰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不是由拿破仑这样的伟人决定的，他们也不由自主。他们还需要数百万个意志软弱的人来执行命令，而这些人还受到其他无数复杂原因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他说：“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他指出，理性选择以及事后的理性分析与历史事件是冲突的。历史中的人只是工具，不能决定历史。

托尔斯泰说：“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国王也是历史的工具。“不自觉”其实是“无意识”。不过，这样汉译有一些道理：无意识的作用往往不能被察觉，因此，人的言行必然是“不自觉”的，人由此成为无意识的工具。托尔斯泰的结论是：“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战争与和平》第三册第一部）上帝或无意识决定历史，作用方式超出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范围。

托尔斯泰是在欧洲哲学的传统之中讨论历史的，他认为无意识（上帝的变形）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他说：“禁吃智慧树的果子这个戒条，在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有不自觉的行动才能带来结果，而在历史事件中扮演角色的人，永远不懂得历史事件的意义。如果他企图去理解它，也是毫无结果。”（同上，第四册第一部）同样，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以及历史也是不可把握、不可理解的。这是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卡尔·洛维特说，托尔斯泰是“研究人类灵魂的大专家”。对灵魂和历史的洞察，使得托尔斯泰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他用小说的情节支持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历史进程是不可知、不可人为的。他从俄国得出一个结论：参与历史的人只是在制造历史垃圾。他紧接上一段引文说：“当时在俄国发生的事件，越是密切地参预其中的人，就越是不了解它的意义。”这句话超越了那场战争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