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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大国的同病相怜

安梁2018-07-19 17:2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安梁/文 清末民初,文坛曾流传一桩笑谈,讥讽王文韶的迂腐。王文勤公久官枢府,素称顽固。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国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依例呈报军机处。文勤阅之,怒曰:“日本鬼子又来胡闹!”章京某对曰:“日斯巴尼亚者,乃欧洲之西班牙国,非亚洲之日本国也。”文勤正色曰:“安知彼非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蒙混?诚如君言,则西班牙何以又称日斯巴尼亚?彼既可一国两名,日本又胡为不可?”某但笑而不敢辩。

这一则收录在《睇向斋秘录》的轶闻,大抵是不靠谱的。慈禧西狩后,王文韶曾任外务处会办大臣,在日记里也数次提及日斯巴尼亚,堂堂朝廷要员,何至孤陋寡闻至此。

然而,笑谈能有市场,却足以说明西班牙在中国的存在感之低。昔日征服半个世界的欧洲豪强,外交使节在总理衙门频吃闭门羹却无力报复,也不曾在清末瓜分中国的热潮里“大展拳脚”,也未能派出一兵一卒、谋得半寸土地,只能搭八国联军的顺风车,在《辛丑条约》里凭着外交团领袖地位与使馆遭害的借口捞些油水。究其原因,并非怀揣对华亲善之心,不过是势衰力薄,难复当年之勇。此中“大国”,真堪与大清“惺惺相惜”,两国于公于私也确有几分联系。

遥远的强敌:佛郎机、干系蜡或实斑牛

中国与西班牙初次相逢之际,两国都在享受着大国的荣衔,却信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大明内敛,坐享万邦来朝的盛景;西班牙张扬,四处侵城掠地,举着剑与十字架征服了半个世界。早在哥伦布的航海日记里,伟大的探险家就毫不掩饰对于传闻里遍地黄金的中国、印度的向往之情。但迟至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才终于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两个大国的相遇,没有充斥着惊心动魄的武力交锋,反而略显荒诞。

为两个大国牵线的,是海盗。1575年,神出鬼没的海盗头领林凤,让大明把总王望高与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军官萨尔塞多联手迎敌。一番缠斗后,虽然海盗依旧逍遥法外,但西班牙人等来了叩开中国大门的良机。为答谢西班牙人的并肩作战,王望高回师途中带上了几位充满好奇心的传教士,邀请他们造访福建,见识大明山河。奥斯定会修士拉达,肩负起“开眼看中国”与传播福音的使命,但他和同伴们却沦为了被围观的对象。在明人眼里,无论西班牙人还是葡萄牙人,都是面相奇异的“怪胎”:身长七尺,眼如猫,嘴如鹰,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拉达一行每次现身,就成为街头巷尾的焦点,他回忆道:“来去的时候,人们都拥塞在我们居住的馆舍和街道……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强行把他们赶走,但赶走后他们又爬上院墙,聚集在邻近房屋的墙头和屋顶,有时候他们留下来看我们到夜晚……”

不过,即便活动空间很小,拉达仍然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短暂逗留的日子里,他搜集了明朝疆域、人口、防卫、行政区划、武器装备、赋税制度、矿产资源、百姓信仰、基层民生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虽然许多勾画流于表面,但拉达的缜密与野心可见一斑。在走马观花的行程里,他对大明子民的观察却颇有见地。在他眼里,中国人无疑是卑微到骨子里的:“迎送上司时,他们双膝下跪,手缩在袖内,放在胸前,以头叩地,叩三次或者更多次数。他们说话时也不起身,跪着听和回答问题。即使对待我们,老百姓有时也跪着说话,以头叩地。”但在另一角度,拉达也钦佩明朝子民的勤奋:“他们是平易、谦恭和厚道的民族,只有曼达林(Madarine,政府官员)才自认是神。他们是大工匠,积极从事他们的工作,因此令人惊异地看到他们是多么勤奋地提供产品,而在这方面他们是最有天才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拉达一番精明细致的考察,却阻止不了西班牙人的膨胀。1586年,菲律宾总督等人竟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侵华报告,妄想一举征服大明,为腓力二世国王陛下开疆扩土。幸而,菲律宾动乱不断,无敌舰队又遭遇灭顶之灾,这个大胆的计划宣告搁浅,两个大国避免了一场荒唐的兵戎相见。

相比于西班牙人的狂妄,中国上下的关键词是“闭塞”。在腓力二世津津有味地欣赏征服中国计划的年代,大明士绅还弄不清潜在敌人的方位:“佛郎机(明人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统称佛郎机人,这一范畴有时还包括荷兰人)居海岛中,与爪哇国值,初名喃勃利国,后更今名。爪哇在真腊之南,白占城驶舟二十日夜可达,计佛郎机与爪畦、真腊隅置海中,道里大约相同。”显然,在明代文人的惯性思维里,这支蛮夷来自东南亚某地,不过是一堆蕞尔小国里的一员。

直至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对岸的人们才意识到他们或许与众不同,但称谓依然五花八门。黄可垂在《吕宋纪略》记载:“干丝蚋者,化人番国名也,在海西北隅,其国不知分封所自始,地多产金银财宝,与和兰、勃兰西、红毛相鼎峙,俗呼为宋仔,又曰实斑牛。”干丝蚋(另有干丝腊、干系蜡等写法)、佛郎机、实斑牛、宋仔,不知西班牙人得知自己五花八门的称呼,有何感想?至于前文提及的日斯巴尼亚与西班牙,则要在清代才会亮相。

不止如此,张燮在《东西洋考》里还煞有介事地讲述了西班牙政府菲律宾的往事:“有佛郎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郎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这个故事的画风,是不是与我辈少时所读童话如出一辙?事实上,“牛皮圈地”的故事母题,早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里就曾深入人心。此类不谋而合,或许是西班牙人编故事水平一流,继而以讹传讹。又或者,大明文人对西方经典已然烂熟于心?

赎回澳门,请君出马:中道崩殂的玛斯计划

明末,西班牙人在东南沿海逡巡,常有摩擦,却不敢更进一步。两个大国,早早打了照面,也久久不见下文。三百年后,两国均已从神坛跌落,沦为难兄难弟,才有了下一轮实质性接触。与前次东西霸主风云际会的豪气相较而言,19世纪中叶两国的交往显得寡淡无味:一场推诿扯皮的谈判,一桩中道崩殂的计划,两者的主角,皆是玛斯。

玛斯是第一个与大清来往的西班牙使节,也是常驻北京的西班牙第一人。凭借驻华时代的细致观察,玛斯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了三本解读中国的专著,这是19世纪西班牙人对中国最为成熟的认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在华利益膨胀,西班牙急于开启对华贸易,想在东方分一杯羹,他们尤其希望借菲律宾之地利发掘中国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64年玛斯奉命向清廷提出探讨修订商约、设立使馆之事宜。作为既通晓国际政治又熟悉中国的外交官,玛斯的措辞滴水不漏:“天朝通商,二百余年,与我大西洋各国,一视同仁。今英法等国,已奉大皇帝恩准立约,我等各国,视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约,不但往来无凭,且恐受有约之国,藉词胁制。”

然而,令玛斯难堪的是,清廷似乎对西班牙人的请求无动于衷。“但允通商,不准立约”是清朝开埠之后,对二流国家的惯用政策。可见,在大清眼里,西班牙远非不敢得罪的豪强。只不过,玛斯也不是谈判桌前的愣头青,却是深谋远虑的老手。依照惯例,玛斯只能在天津等待消息,这位老牌外交官干脆装起病来,拖住时间,暗中联络驻京的各国公使,请他们代为向总理衙门施压。软磨硬泡得到谈判机会之后,玛斯紧紧咬住“开放漳州”与“使臣驻京”两项权益不放,清廷头痛之余,对他的外交技巧暗自赞赏。于是乎,一项重要使命落在他的肩上,那就是赎回澳门。

葡萄牙人窃据澳门,自明末由来已久。及至晚清,中外商贸频繁,澳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作为偷漏税课、招纳叛亡、拐骗丁口的走私中心,澳门无异于清廷眼中之钉。仅走私一项,每年就令清廷损失85万两白银,这个数字超过粤海关岁入的三分之二。1862年,葡萄牙遣使来华,希望清廷正式承认葡国对澳门的占据。此时尚在代理总税务司之任的英国人赫德,深知此事凶险,轻则损失成千上万的税款,重则失地弃土贻害无穷。他致书总理衙门,直言其害:“倘若立约而不言明澳门系中国之地,将来各国皆以澳门为西洋地土,必致与中国大局有害也。”为避免夜长梦多,赫德建议清廷赎回澳门,以绝后患。1868年,清廷将重任委托给即将卸任还乡的西班牙使臣玛斯,辅之以赫德的心腹助手金登干,希冀他们能收回失散已久的澳门。从赫德、玛斯,到同一时期的蒲安臣,几个外国人推动着大清外交,也算是令人扼腕的奇观了。

按照计划,总理衙门出面,向各个通商口岸借用洋商存款100万两白银,作为葡萄牙人撤离澳门并拆毁炮台的补偿,另拨30万两巨款,用作玛斯一行的活动经费。尽管资金充足,但玛斯的担子可不轻,赫德在信函里提及,“总理衙门非常想去掌握这个地方,但又期望在不改变现有管理的条件下得到它”。总理衙门与赫德对玛斯计划都寄予厚望,还交与他一封国书,以作为交涉的凭证。

不幸的是,玛斯一行尚在途中,葡萄牙就爆发了内乱,谈判被无限期搁置。玛斯重任在肩,不敢贸然行动,只得在里斯本待命,孰料身染重病,竟客死他乡。赫德得到消息,怅然写道:“可怜的老人!我很遗憾在他的外放刚刚结束时听到他的噩耗,我也很遗憾在他刚刚为我们做些工作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但他不曾料到的是,玛斯病故后,清廷不信任副使金登干,加之财政拮据,居然任由计划半途而废,失去了收回澳门的良机。与此同时,近代史上,西班牙人也失去了被中国铭记的机会。

辉煌早已远去:昔日大国臣民的同病相怜

拉达教士游历福建之后的三百年,大清国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西班牙了。然而,此时的西班牙,早已退出晚清文人仰慕的先进国家之列,不过是与中国同病相怜的泥足巨人。对西班牙着墨最多的是奉旨出使的黎庶昌与戊戌变法失败后游历欧洲康有为,他们都不乏推人及己的哀叹。

黎庶昌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又辗转柏林、巴黎等地,担任驻日斯巴尼亚国参赞之际,居留马德里一年之久。他是最早一批游历欧洲的大清外交官,不免在新旧夹缝里挣扎。在他眼中,西班牙纵是欧洲政坛的明日黄花,却依然不乏泱泱大国的雍容气度,与儒家的“仁义”相去不远。譬如,他花费不少笔墨描写西班牙王室“为穷人洗足赐食”的仪式:“君主、君后入,戎服彩衣,爵绅宫妇侍卫等数十人,并随其后,立庭中央。教士讽经须臾,君主手持白巾,教皇公使捧金盘,印度教士提金瓶,就男坐第一人洗沐。君主屈一膝,滴水于足,而以巾拂拭之,旋即纳履,君后在左亦如之。二十四人以次洗毕,乃扶掖就食案坐,侍卫等从外厅鱼贯传递菜盘入,以授爵绅、宫妇,君主、君后一一接棒,而亲设于每坐之前。例俱不食,复一一撤去;再进其次,亦如初礼。人各十五肴,以次传设毕,又撤酒瓶刀叉等,悉举以赐其人,为致诸其家。复亲卷桌布,往来周遭,约一点余钟乃蒇事。君主、君后,皆汗浃衣,遂散。”这番仪式,与清代天子演耕有几分神似,都讲究礼下亲民,自然容易俘获读书人之心。

康有为不曾见识这一仪式,但他注意到了另一“大国遗风”:“相见必高帽短后衣,乃至大戏园非高冠燕尾服者不得号座……犹夫故家破落,而衣冠讲礼法,仍过于寻常百姓家也。”在他之前,任职于西班牙的蔡钧,在《出洋琐记》也曾提及:“其势稍衰,然规制犹存,富强足恃,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其积习然也。”无论称之为“穷讲究”或是贵族风范,西班牙上流社会的旧日风度都令中国游历者动容。但相较而言,康有为显然更具批判性,而担任外交使节的黎庶昌与蔡钧则不乏粉饰之辞。

昔日皆为大国,如今是国际政坛的难兄难弟,西班牙的境遇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作为热心的政治观察家,黎庶昌关注西班牙政局,论及两党制则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诚然,黎庶昌任职之时,活跃在西班牙的是卡诺瓦斯与萨加斯塔两位杰出政治家,尚不至走马灯似的换届。到了康有为游历的20世纪初,西班牙经历美西战争的打击,彻底落入二流国家的行列。康有为痛心其革新不力,不无惋惜地写道:“凡旧国新政未行,机器未行,养民无术,其必不免于此乎……班(西班牙)与英、德不远,观感至易,而绝不知采其政法,民无以为养,乃多堕为盗丐,亦可哀夫!同为欧民,苦乐何远也。”不仅如此,康氏遍览盗丐盈野、市政落后的马德里,又禁不住揶揄道:“国弱民贫而政不修,铁阑外乞丐无数,兵值何为?且观各卫兵黄馘菜色,其弱已甚,凡旧国危弱者,虚文愈繁多哉!此不类吾郭督抚之朝晚鼓乐出入仪仗乎!”翻开康有为游记,他对马德里的怨念跃然纸上。不过,与维新时代如出一辙,康氏长于针砭时弊而短于出谋划策,一番吐槽之后,亦是于事无补。

当然,康有为对西班牙的怨念,不只是源于马德里的市容。游历途中,他惊奇地发现,端坐在王位的阿方索十三世,是个光绪式的悲剧人物。他有心改革,却为摄政的母亲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女大公所扰,终不可得志。康有为想起戊戌年的惨痛,愤然写道:“班王年逾冠,而甚长,视甚徐。旧教非所好也,欲力改之,今抑于其母后,未能行其志,然英主也。以女后而几陷国于危亡,何中西一辙也!”而就在康有为抵达西班牙前不久,这位国王险些命丧无政府主义刺客之手。听闻这桩谋刺案,康有为一定想到了大清的“革命乱党”,又喟然叹道:“今方乱世,岂见群龙无首之时乎!不当其时而妄行,断脰决意而无补于世,何哉?或曰是党虽无道,而足以寒暴君之胆。今各国君主皆慄慄不自保,常裹甲,为君主于今日何不幸哉!积之累世,君主自是将绝迹于天下,民权大昌之后,自有是党应运而兴,以为天雄乌首,不期至而至者,岂不异哉?”

前有垂帘太后,后有革命乱党,阿方索十三世的遭遇令康有为痛心疾首,也愈发令人相信他对西班牙愚民的悲悯与嘲讽是发自肺腑的。然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似乎也并未摆脱政治幼稚病的窠臼。他在李提摩太等人的帮助下逃出生天后,仿照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口吻拟就一则照会,痛斥慈禧“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又抖出光绪衣带诏,间接导致了己亥建储,令这位苦命天子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的政治见识并不比西班牙人强。

(参考资料:[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邱克:《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康有为:《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