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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救下犹太人的法西斯

柳展雄2018-07-25 16:41

(图片来源:全景网)

二战时期有个温馨感人的故事,1943年希特勒当局计划消灭丹麦的犹太人,集体抓捕送往集中营。勇敢善良的丹麦民众没有服从纳粹,警察给犹太人安排出逃路线,出租车司机免费载客,渔船搭乘犹太人出海,有8000多人成功逃到了中立国瑞典。

这原本是好事一桩,传开后却有些变了味。好事之徒添油加醋,编造说:纳粹刚占领丹麦时,要求犹太人在外衣上佩戴黄色六角星,以示羞辱。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抗议,亲自戴上黄星走上街头,次日丹麦市民纷纷效法,也都佩戴黄星。

这个虚构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广泛,是因为大家一厢情愿地认定丹麦国民素质高,天性乐善好施。再参考同时期反犹主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遇害)、匈牙利(65万人遇害)等国的盛行,一个结论似乎不证自明:西欧是道德高地、文明之光。

《审问欧洲》一书打破了这个固有印象。作者伊斯特万·迪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二战、魏玛共和、1848年革命多个领域。他分析奥匈帝国军事的著作,受到北约高层的青睐,将军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的部队,需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对中国人而言,伊斯特万最有价值的研究还属二战部分。以往我们把这场战争看做善恶对立的正邪之战,然而研究得越深入,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塞尔维亚、希腊的抗德游击队是否滥杀无辜?维希法国有多大的合法性?丹麦等西欧富国真的厌恶暴徒希特勒?

近年出版界引入《野蛮大陆》、《零年》等译著,零星地提及了上述问题,但如此系统梳理,《审问欧洲》还是头一本。伊斯特万给出不同于主流的意见,动摇了传统二战历史观的坚固基石。

1940年荷兰被闪击战打败,很快跟柏林当局合作,该国犹太人死亡率高达75%。荷兰官员符合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他们并不狂热偏激,仅仅把管理犹太人当作一份普通工作,细致地搜集犹太人的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汇编成册呈交到柏林。假如没有这些情报,那么“大屠杀”(Holocaust)执行起来会困难许多。

其实战争初期,德国人的监视并不严格,荷兰居民如果要把犹太邻居隐藏起来,并不会遭到严惩,但荷兰没有出现辛德勒式的义人。挪威的情形也类似,大众对本国犹太人的生命漠不关心,没有尽力拯救他们;法国人干脆为虎作伥,主动跟纳粹一起迫害犹太人。

甚至英国人也有排犹的劣迹,1940年6月德军占领英吉利海峡上面的群岛,其中一个叫奥尔德尼的小岛,成为关押犹太苦工的集中营。当时欧洲各国都沦丧于纳粹之手,丘吉尔骄傲地宣称,英格兰民族拥有约翰牛精神,坚强不屈。海峡群岛的英国居民显然辜负了丘吉尔的期望,他们对德国人毕恭毕敬,还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写有当地犹太家庭的详细地址,主动上交给盖世太保。

西欧多数民众选择跟纳粹合作,丹麦营救犹太人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选择性赞颂丹麦,暗合了当下流行的浅薄价值观:中产阶级体面有教养,穷人之所以穷是源于穷人思维。这种逻辑扩大到国际领域就是,西欧人富养出来的,矜贵识体,举止优雅;东欧南欧穷山恶水出刁民,盛行粗鄙民粹的法西斯。

只要稍微研究下各国犹太人的死亡率,就知道这不符合事实,比利时的数值为60%,比轴心国罗马尼亚的50%还要高;卢森堡为20%,跟经济欠发达的意大利持平。

作为法西斯的始作俑者,墨索尼里在犹太政策上却有着惊人的包容。在政府高层的默许下,知识界、牧师、修女和普通民众藏匿了大部分犹太公民,以至于法国、希腊、克罗地亚等国的犹太人受迫害后,跑到罗马寻找避难所。直到1943年夏末,墨索尼里倒台,希特勒派军干涉。在那之后,德国才能在意大利的国土上肆意抓捕犹太人。

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构筑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第三帝国宣扬种族特性,日耳曼雅利安人神圣超凡,拉丁人种位居第二,斯拉夫是三流恶劣族群,犹太民族则是病菌、渣滓,不配为人。墨索里尼对种族排名兴趣不大,而且意大利的犹太人口稀少,民众自然也就没有反犹情绪。

在反犹主义炽热的东欧国家,形式略微复杂。罗马尼亚入侵苏联后,在占领区大规模枪毙犹太人,焚烧他们的家宅。但是本土比较平和,政府还抵住了希特勒的压力,拒绝交出本国的犹太公民,到了1944年罗马尼亚甚至成为国际犹太人避难所。保加利亚的做法类似,入侵占领希腊、南斯拉夫后,把那里的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但也没有交出本国的犹太人,国王鲍里斯保住了5万犹太子民的性命。

波兰是犹太人的地狱,各党派无论左右,在反犹政策达成一致。学者杨·T·格罗斯叙述了耶德瓦布奈小镇的惨案,镇上的犹太居民在一夜之间灭绝。暴徒们先用刀刺受害者,再挖去眼睛,割掉舌头。他们一边抓捕巡逻,一边拉手风琴、吹单簧管,以掩盖妇女和小孩的惨叫声。值得指出的是,在险恶的环境下,仍有少数人秉持着良心,自发保护犹太邻居、朋友。以色列政府的“国际义人”名单里,波兰有6706个,位居各国之首。

针对这几个国家的复杂情况,伊斯特万·迪克提出了一个颇有见解的观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纳粹的国际伙伴,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拿犹太问题当作外交筹码。波兰已经彻底沦陷,没有主权地位,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便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

通常历史形象里的希特勒,张牙舞爪,对盟友颐指气使,实际上第三帝国尽量会尊重轴心国成员的主权完整。纳粹的势力范围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保加利亚、芬兰,他们跟纳粹平起平坐,有极大的自主活动空间,甚至能和柏林政府讨价还价;第二类,维希法国、捷克等仆从国,作为德意志国防军的手下败将,政务无法自己做主,但好歹有个门面维持;剩下的波兰、乌克兰等民族,没有独立政府,不设立国家元首,处于最悲惨的亡国状态。

对于所有国家,纳粹不会特意输出意识形态。丹麦在国王投降后,本国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原封不动,丹麦纳粹党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在1943年议会选举里得票率仅为2%,社会民主党获得最多选票,这场选举公开公正,德军总部并没有插手干预。荷兰起初由一个新兴政党掌控,它反对民主,一党专政,对纳粹路线进行了拙劣的模仿。1941年末希特勒叫停了这场政治实验,让传统右派政党接管。

法国战败建立维希政府后,本国的法西斯分子还不愿意去投靠,在他们看来,贝当等人是第三共和的遗老,思想僵化,得过且过,底下人捞取一官半职,并非真心信仰国家社会主义。那些亲纳粹的法国人,抱有愚蠢的理想主义,真心实意地仰慕希特勒。他们聚集在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的周围,做着国家法西斯化,民族复兴的白日梦。挪威和法国相似,法西斯民族统一党的成员起初较少,在德意志入侵后,才有大量投机分子跟风入党。

西欧国家里固然少有狂热的极权政体崇拜者,但也缺乏积极的抵抗者。丹麦保护犹太人是件好事,他们确实温和善良,可他们没开一枪,就乖乖让纳粹占领了,没有该国的工业体系、财力资源,希特勒扩张侵略也不会这么顺利。

德国很少干涉卫星国的内政,但也正因为此,这些国家有自主裁量权,要为自己的一系列罪行负责,无法推卸到希特勒头上。丹麦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法西斯日本的盟友,丹麦的商人在德军占领下的东欧,开设跨国公司,压榨剥削斯拉夫各族。

很多挪威人,受聘当集中营的保安、警察、指挥官,补充人手不够的德国警力,自愿加入德军的挪威国民以及合作者,人数远超超过了抵抗者。普通国民温顺服从,配合纳粹的各项指令,导致挪威有41%的犹太人被抓捕,死在牢里。如果德军占领区的所有民众都像西欧人那样驯服,后果不堪设想。

西欧有不少地段适合展开游击战,荷兰的田野沼泽,挪威白茫茫的雪山,比利时、卢森堡的森林山丘,但游击队并不活跃,在战争末期才有了声势。那些不满纳粹的人选择了其他抵抗方式:印刷英美的报纸,制造罢工给德国军警添乱,帮助落难的盟军飞行员逃生。

二战的抗德游击战,多数分布在南欧、东欧。游击队员采用了路边炸弹等非对称作战方式,德军的应对办法更没有底线,抓捕无辜居民作为“人质”,1944年在罗马,每一个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死,就有10名“人质”被处决,在塞尔维亚则至少是50个“人质”。

毫无疑问,东欧南欧的国家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这些国家制造了同样多的血案。1941年6月,德军从布达佩斯征召犹太苦工,原本只需要青壮年男子,但匈牙利政府把老弱病残一股脑全部送出,加起来共有1.5万人。斯洛伐克为了驱赶犹太民族,甚至主动倒贴,只要德军肯接收一个犹太人,就补贴500马克。

二战初期,犹太人还能通过当奴工,出卖劳动力,来换得不死。到了局势僵持的1943年,希姆莱、艾希曼展现了最后的疯狂,执行“最终解决方案”,即灭绝犹太民族,一个活口不剩。这套方案的执行程度,是检验纳粹盟友忠诚度的一个指标,德意志的人力有限,无法抓捕全欧洲的犹太人,需要他国配合。丹麦就是在这个时期,营救了8000个犹太同胞。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同程度地抵制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三个国家都不是完全的法西斯政体,带有传统的保守主义色彩。纳粹在势力范围内通常跟中右派合作,除非万不得已,才扶植极右派。这样的极端情形,轴心国阵营里只出现过一例。

匈牙利的摄政王霍尔蒂,出身于奥匈帝国的海军,他是虔诚的保皇派,跟法西斯的箭十字党很少有来往。在民族问题上,霍尔蒂表现出高度的弹性,既没收“匈奸”犹太人的工厂,也庇护“忠君爱国”的犹太商人。古老的天主教保守理念,划分了“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而极权主义不留回旋余地,犹太人一律是邪恶的。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分犹太企业正常运营,甚至为纳粹生产军需品。

1940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煤矿罢工。发起抗议的矿工隶属于箭十字党的组织,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而矿主是犹太人,跟政府高层交情不浅。罢工活动间接妨碍了德制武器的生产,希特勒顾全大局,断然抛弃了法西斯小兄弟,要求霍尔蒂派兵惩治煤矿工人。从此事可见,二战的吊诡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1944年7月,霍尔蒂拒绝向艾希曼提交犹太人,再加上他私下跟英美接洽和谈,希特勒忍无可忍,发起政变突袭,扶植箭十字党上台。政局洗牌后,艾希曼成为匈牙利的太上皇,启动“最终解决方案”,50万犹太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害。即便如此,新上台的箭十字党对艾希曼阳奉阴违,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完全听命于柏林的傀儡,首都布达佩斯大约有12.5万犹太人幸存下来。

1944年的平安夜,战争接近尾声。一个叫贝拉·斯托拉的抵抗分子遭到箭十字党暴徒的袭击,贝拉的本职是记者,有能力提供假证件,庇护逃难的犹太人。当时匈牙利一半国土落入苏联手里,箭十字党总部逃离了首都,左翼人士组建了临时政府,请求苏军停火和解。贝拉恰好是个亲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打算创办一份不受苏联控制的报纸,他在计划夺取报社的路途中,跟箭十字党残留分子短兵相接,不幸丧命。

贝拉已经跟一个犹太姑娘相爱,打算战争结束后结婚,但他永远无法完成心愿。这个未婚妻的弟弟就是作者伊斯特万·迪克,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斯特万在1948年离开祖国,赴往西欧求学,60年代专攻二战史。他在查找探寻贝拉·斯托拉生平的过程中,进而发现了战争期间匈牙利的复杂情况,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战后欧洲的一些党派、政府粉饰形象,塑造了反抗法西斯的光辉形象,即便犯有劣迹,也声称自己受到纳粹的胁迫。戴高乐就说法国人参与全民抵抗,合作者只是一小撮。波兰对自己的排犹行为讳莫如深,学者杨·T·格罗斯因为揭露耶德瓦布奈惨案,政府发言人抨击他侮辱了波兰的国格。《审问欧洲》全面地检视了各国对纳粹的合作、抵抗和报复,还原了战争的多层次立体面相。在动荡的世界里,法律和道德意义上是非、对错,都不是一目了然。那种把二战简单化、非黑即白的处理,才是对历史的最大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