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笛 一颗已经成型的卫星正在位于北京的工厂中进行一系列测试，如果顺利，这颗近100公斤的卫星将在2018年年底被送上太空。

这颗卫星属于一家名为千乘探索的创业企业，包括创始人在内的13名核心技术人员全部来自于航天科技集团等体制内航天集团。2017年上半年，他们纷纷脱离原有体制，开始在市场中觅寻新的机会。

这并非个例，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千乘探索CEO苗建全面试了10位技术人员，他们均来自于航天体制内部。另一位航天体制离职人员向经济观察报提供了一组数据，在2018年上半年其曾供职的研究院已经陆续离职40名左右的技术人员。

从2015年开始酝酿的中国航天商业力量已经初具规模，它们如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体制的巨石，向体制内蠢蠢欲动的技术人员展示了辽阔的画面。“这让我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场景，看过很多当时的报道，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一些体制内的资源也开始向市场释放”，西安惯性飞越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程翔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程翔此前就职于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在2017年年底，程翔和数名同事离开研究院创建了这家从事商业航天动力技术研究发展的创业公司。

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内输出的并不仅仅只有人才，中国航天体制多年累计的技术、工业基础同样成为商业航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千乘探索正在生产的卫星其主要零部件均来自于十几个航天院所。

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我们考虑过公司未来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能够返过身为体制内公司、军队、政府提供服务。

一张合影

2017年7月，千乘探索11个人的初创团队在中关村的一家餐厅里吃了一顿饭，并拍下一张合影。“我们需要一些仪式感提醒自己，已经把铁饭碗砸了。”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这个初始团队中，除一名行政和一名财务外，其余9人均来自于航天体制内，涵盖了结构、控制相关的多个技术岗位。

从2008年毕业进入航天科技集团，苗建全已经在体制内呆了9年时间。他经历了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发射成功的完整过程，最终该项目在2016年发射成功。

在发射当天，苗建全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当看到那么大的火箭飞起来，飞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从3万多公里外的地方发回信号，怎么能不激动”，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发射完毕后持续数月的间歇期间，苗建全陷入了一种矛盾。在他看来，体制内很好，稳定、有好的技术和各种服务支撑，但是在体制里，个人的很多想法难以实现，他萌生了想离开体制的想法。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程翔也产生了类似的念头。在工作近10年后，程翔经历了一次自己职业生涯的困惑期，未来要做什么？后面几十年时间该怎么走？尽管此前也有人离开体制，但是由于彼时商业航天市场尚未打开，离开体制也意味着要离开航天这一被成就感所充斥的行业。

彼时已近35岁的程翔不得不面临这些问题。“或许再晚几年，我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了”，程翔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新浪潮

西安正聚集着一批商业火箭公司的研发中心，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安聚集了两大动力技术研究院，军工高校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中国最大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均出自于这个西部城市。

液态火箭——以液体火箭发动机作动力装置的火箭——是目前运载火箭的主流技术方向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业公司无法在市场上购买到成熟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产品。为此，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这些商业公司开始以2-3倍的薪酬尝试从体制内获得需要的人才,自己进行研发。

这仅仅是这场航天人才争夺战的一角。航天体制内几乎聚集着中国所有的航天以及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这也意味着这些商业公司不得从体制内觅得合适的人才。

从这个角度来看，苗建全、程翔们是幸运的。从2015年中国商业航天起步以来所崛起的一大批航天创业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我们当时考虑过几个方向，一个是进入这些商业航天公司工作，另一个就是自己出来创业，最终我们选择了后者”，程翔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2017年年底，程翔和同在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几名同事离职创建了西安惯性飞越航天科技，进行火箭动力技术的研究。

罗兰贝格航空航天与防务领域合伙人于占福在2016年时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航天体制人员离职的现象，不过此前这种现象还是个别存在，大多数也是进入商业航天创业企业工作。类似于程翔、苗建全这样一个团队从体制内离职创业的案例还是让于占福感到惊讶。“如果这成为一个趋势，将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于占福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体制支撑

2017年春节，在家里过年期间，苗建全最终下定决心离职创业。春节后，他开始联络此前已经表达过意向的同事，他们在随后的数月间陆续完成了离职手续。

苗建全选择的创业方向是业务卫星，与目前商业航天公司较多关注的立方星相比，这是一种设计、制造难度更高，但功能拓展性更好的卫星类型。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投入，目前正在制造的卫星整体投入达到数千万级别。

这与上一波商业航天创业者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从体制内脱胎的创业人更倾向于进入一些技术难度更高的航天领域。

为苗建全提供信心支撑的是中国已经逐步成熟的航天体系。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于航天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设备、人员薪资也快速上涨。一个案例是，在苗建全2008年加入航天科技集团前三至四年，这是属于“保底”的就业方向，但是到苗建全毕业时，航天系统已经成为一个优质的就业方向。

伴随巨大财政投入而来的是一个逐渐成熟的庞大工业体系，在商业航天浪潮逼近的时刻，这一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我们制造卫星主要是做系统工程，按照市场需求设计卫星，然后向配套商采购我们需要的部件”，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正在北京工厂内测试的卫星所用的主要部件全部来源于体制内各个航天院所。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体制内航天院所的产能主要用来完成既定的国家任务，只有偶尔会为个别高校科研服务。但是，随着商业航天市场的兴起，新的客户也正在出现。“院所的产能都是比较饱和的，再加上现在商业客户的出现，一些院所已经考虑在扩充产能”，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而对于商业航天公司而言，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产能拥有极高的技术品质、良好的信用，也是一个极为优质的采购对象。“他们提供的产品品质从来不会出错，承诺的技术指标也肯定能做到”，苗建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呼吸花钱

“你可想好了，从体制出去可是连呼吸都要花钱的”，这是一句让苗建全印象深刻的话，对他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投资人，这也是苗建全见的第一个投资人。

凶险的商业市场是所有航天创业人需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它意味着创业者要扭转此前体制内所形成的既定心态，寻找到一个效率、成本和安全的巧妙平衡。“商业的逻辑和政府的逻辑不一样，体制内是不计成本探寻最先进的技术，作为商业公司，我们就需要考量市场的需求”，程翔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以目前程翔公司正在设计的发动机为例，这一发动机选择了一种被称为开式循环的技术，而目前体制内主要专注的是性能更好的补燃循环技术。后者的燃烧压力更高、对生产工艺要求更好，因此成本也更高。“从短期看，对于目前的商业火箭公司，开式循环技术更适用于商业化，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技术路线”，程翔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按照程翔公司的设计预算，这一发动机的成本将会比体制内采用的补燃循环式发动机低6成左右。程翔认为这个技术将会极大的推动对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在于占福看来，这也是商业航空存在的意义，从某种角度，这些商业公司能够更加灵活，同时也能更好的兼顾成本和效率平衡。

这种特性让航天创业人怀有一种新的想法：即在满足民用市场需求的同时，或许未来能够返过身为体制内提供服务。

苗建全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军民融合的最终结果是要强军，而等到自己的公司发展壮大后，一定可以在一些领域为体制内的公司、政府提供服务。“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从大型机构向创业公司过渡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出来了一批值得关注的公司，比如SpaceX　。在一些领域，这些公司表现出了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这些公司出现后，也有可能为传统的体制提供服务，比如SpaceX就为NASA提供发射服务”，于占福对经济观察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