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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浙大的成功密码

林建刚2018-07-28 16:58

林建刚/文

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这所在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大学,在抗战时期培养了大量人才,成为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这种关注背后,当然还寄托着研究者的现实情怀,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正好对应着“钱学森之问”,因此,也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提供镜鉴。

与西南联大比起来,国立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的遭遇更加艰难,后世的研究者相对较少。不过,总体而言,浙大在抗战时期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李杭春的《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为读者展现了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历程。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作者重走浙大西迁路的种种感悟。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李杭春在当下重走浙大西征路,历史的感悟与现实的思考有机交融在一起;下卷主要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探究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浙大的西征始末、竺可桢长浙大的历程、死于浙大迁徙路上的名师、竺可桢日记中的浙大学子。

抗战时期的浙大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浙大历经千难万险万里迁徙(杭州—天目山禅源寺—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遵义)依然屹立不倒不屈服于日寇的骨气,而且还体现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浙大依然培养了李政道、谷超豪、腾维藻等杰出的人才。因此,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抗战时期的浙大为何如此成功?读完此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

第一、庐山谈话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采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庐山谈话会。竺可桢、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名流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会。在这次会议上,政府高层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以下几个共识:第一、战争发生,大学不停办。第二、战时教育即常态教育。第三、党派势力退出大学校园。

这三点,以后世眼光来看,至关重要。1937年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主张将青年学生训练成士兵,补充兵员,由此出发,主张大学停办或者大学为战争服务,并进一步主张学化学的去造炸药,学物理的去做枪炮等等。这种战时教育的思维,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功利教育。为此,浙大竺可桢、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以上主张,这些意见影响了蒋介石,最终两者达成共识。这三点共识,奠定了抗战时期的大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二、阴差阳错形成的导师制与书院制。书院制,是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创办,很大程度上参考的就是古代的书院制。抗战时期,浙大西迁,迁移的地方在古代都是书院,例如江西泰和的大原书院。不特如此,竺可桢还特聘了国学大师马一浮来此任教。这样,师生之间,每日都有长时间的接触,这样的从游之乐,是身居都市的学生所未曾经历的。这种建立在书院制度上的导师制,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第三、游学与旅行。人们在谈教育时,多习惯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实在蕴含至理。抗战时期的学生,跟随学校迁徙万里,自是倍尝艰辛,有时候甚至还有性命之忧。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万里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视野,让青年人充分领会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也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行万里”的教育,也是固守在城市的大学中的学生所不能领略的。在这方面,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九叶派”诗人的穆旦就是最好的例证。倘使穆旦没有经历万里迁徙,他很难写出“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这样的诗句。

第四、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抗战时期,几乎每所大学在选择迁徙地时,都要考虑当地士绅的因素。当地的士绅,绝大多数都非常热情的接纳了大学。同济大学计划迁到李庄时,当地的开明士绅罗南陔表示欢迎,并发出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具体到浙大,也有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1939年,面对日寇的节节进攻,浙大教授李絜非来到浙江丽水寻找合适的办学地,他看重了一件中西合璧的宅邸—曾家大屋。屋子的主人,是当地士绅曾水清。得知李絜非的意图后,他说:“先生真的看上这栋楼了?那就借给你们吧!想借几年,就借几年”。可以说,抗战时期,那些受过古典教育的士绅阶层,明是非,具远见。在他们看来,教育,乃是国家的命脉,乃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因此,这些人都张开怀抱接纳了颠沛流离的大学师生。抗战时期的大学,正是有了这些士绅阶层,才会弦歌不缀,书声琅琅。

第五、竺可桢的个人魅力。抗战时期的浙大之所以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竺可桢的个人魅力。具体而言,在浙大任上,竺可桢在关心师生、捍卫学术自由、聘请名师这三个方面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说关心师生。在竺可桢执掌浙大的13年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浙大师生的故事。记录背后,自然是关心。浙大西迁中,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病故,为纪念她,竺可桢捐款设立了“侠魂奖学金”,帮助了王爱云等家境贫寒的学子。此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详细记载了浙大名师在抗战时期的生离死别,不论是数学家章用,还是文史天才张荫麟,抑或是“不要钱,不怕死”的心理学家黄翼,他们的死亡,都让竺可桢伤心欲绝,一一记载了日记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费巩,莫名其妙“被失踪”,竺可桢依然念念不忘,即便不做校长了,依然让有关部门彻查此事。此外,作者李杭春通过竺可桢日记,还勾勒出了西迁途中浙大亡故师生名单,有64人之多,既有校警、校医、又有借读生、学校会计等,由此可见竺可桢对全校师生的关心。

其次,再说学术自由。1936年,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之前,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有约定:“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费巩在当时是知名的左倾教授,但竺可桢照样聘用。针对学生在浙大校园中的政治活动,竺可桢不尽同意。他说:“希望学生应埋头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一律退出”,“学生在校,尽可以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可以说,温文尔雅的科学家竺可桢在捍卫学术自由方面,是毫不退让的。有了学术自由,浙大才会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

第三,在聘请名师方面,竺可桢也不遗余力。执掌浙大初期,竺可桢就认为“振兴浙大的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为此,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竺可桢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讲学,邀请李约瑟做学术演讲,聘请马一浮给浙大学生讲国学,邀约丰子恺来给浙大学生讲艺术史。正因如此,抗战时期的浙大,既有左倾学者费巩,又有国学大师马一浮,还有“学衡派”主将梅光迪。竺可桢的这一做法,恰恰是继承了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做法,恰恰实践了梅贻琦的那句名言:“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可以说,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造就了抗战时期浙大的辉煌。这也是此书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