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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市井之间的三国传奇

张耐冬2018-07-28 17:07

张耐冬/文



如果创作过程中结局被提前泄露,如何继续剩余情节的写作,恐怕对小说家而言是棘手的难题。而对历史撰述者而言,从著史事业诞生之日起,这一难题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存在。最无奈的是,某一段历史的最终结果在我们开始写作它之前便已被所有人知悉。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并不是读者喜欢的局面,提早被剧透会减少阅读时解谜的乐趣,这也是为何“杨贵妃生死之谜”、“建文帝下落之谜”、“董小宛入宫之谜”之类花边新闻一度成为历史爱好者关注重点的原因——难以被确证的轶闻最有诱惑力,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去想象,并使用“假如我是XXX”之类中小学作文惯用的思维模式,将自己投射于其中,在纸上体验一次历史RPG(角色扮演)游戏。

这种将历史传奇化的倾向曾让受众乐于了解某些历史细节,但也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停留在津津乐道趣闻轶事这一状态,并以此为准绳衡量自己遇到的一切历史记述。沉迷于对政治权谋与黑幕的揭秘,陶醉于与伦理有关的香艳故事,并对闺阁秘闻影响历史走向的说法深信不疑,这些要素,便是传奇史观的基本特征。



受传奇史观浸染最严重的,莫过于最为国人熟知的三国故事,尤以《三国演义》的影响为甚。这部演义小说虽然主要取材于三国史的基本记述,但在最关键之处则往往加入魔幻元素,除了为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披上神秘的外衣,更是为了突出“天数茫茫不可逃”的主题。在情节展开时,演义最着力刻画的,自然是谋臣策士们的机权诈术与猛将奇侠们的高超武艺,比如借东风、巧布八阵图、上方谷大雨、七星灯续命,颇有《封神演义》或杨家将故事里吕洞宾摆下天门阵的味道;而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鏖战长坂坡、裸衣斗马超,则把本来场面宏大的战争活脱脱变成《水浒》里捉对厮杀的短打书。惊鸿一现的女性角色,则每每被塑造成影响历史走向的偶然因素,比如貂蝉、二乔、孙尚香。然而这并非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将她们对乱世豪杰们的性吸引力作为大书特书的对象,不过是在金戈铁马的紧张气氛中,掺入一点诡异又荡人心魄的脂粉。

演义小说就是这样,《三国演义》诞生的过程中,作为舞台表演的话本贡献了很多重要的情节,而与话本有关的现场表演,如果不能吸引观众,不能通过简单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抓住观众的好奇心,便没有市场。这本是无可厚非之事,不过当毛宗岗对这部小说进行大幅删改并奉之为经典后,几百年间《三国演义》已成为国人了解三国时代的启蒙读物,通过这样一部见人而不见时代、见武功机谋而不见战争与外交整体、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不见汉末魏晋政治与社会观念之作,恐怕只会在人们头脑中灌输一个简单而奇幻的三国时代,甚至会让人认为那就是一切历史的真实面貌——近年来一些颇具文学素养的历史爱好者写出的近代史也是这副调调,这就令人堪忧了。

历史学存在的意义,除了在专业领域对一些学术共同体关注的问题进行不断探索,就是对各种关于历史的不尽不实之说进行驳正,这是所有现代学术都应肩负的责任,即面向社会进行“祛魅”。而如果要找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历史观念的祛魅,恐怕没有比三国历史更好的样本。前辈学者如吕思勉、何兹全等先生虽有相关的著作,但因著述体例的关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公共领域进行学术传播,形式有时是第一位的,若无受众,观念便无从改变。

史学需要面对和当年话本遇到过的问题:如何在公共领域这个有着各种选择的空间内,让更多人驻足倾听,又不必放弃学术立场与文化品位。也许大学里为本科生开设的公共课最适合被引入出版领域,它对受众的文化水平要求不太高,又能保持一定的专业性。

去年为了备课的需要,读到戴燕老师的《〈三国志〉讲义》(以下简称《讲义》),感觉此书比较适合作为传奇史观的祛魅之作。作者从2009年起为复旦大学的新生开设公共课,在讲义基础上整理成书,所以行文中保留了授课场合会使用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每周要面对学生进行口头授课的人,读到类似语句,就有自己置身于课堂的感觉。在读者握有极大评判权的今日,这种表达方式读来生动而亲切。



“写法”是《讲义》非常重要的特点,该书和此前的很多三国史专门著作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使用专题或是时序的章节编排方式,而是选取了《三国志》中的十篇纪传,以它们为经纬,展现《三国志》的编纂特点,进而展示三国时代的宏大时空背景。在《三国演义》中被无限压缩的社会背景与时代风貌,成为此书讲述的重点,这也是历史学与传奇史观之间最大的差异,从演义小说与掌故杂谈中孵化出的传奇史观,更在乎情节的离奇与故事的节奏,历史背景大概只能写入和正文无甚关系的“楔子”,若非情节需要,决不能出现空镜头。历史学则不然,因为研究对象被限定在某一具体时空下,因此对时空场景的了解能够推进对个案的认识,甚至研究个案就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最不被传奇史观看重者,却是专业史学领域最关注的。

与很多专业学者讲述历史时将时空背景与人物、事件相分离的处理方式不同,《讲义》往往是先讲一个人物最重要的事迹或性格特点,接下来由此出发,引入到对相关社会背景、文化观念、政治关系的分析。作为大学公共课的讲义,这种讲述方式非常适合入学不久的新生,让他们被兴趣引领,慢慢过渡到专业学习的阶段。对其他读者而言,这种写法也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篇目的选取上,此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曹魏的奠基人曹操和魏国建立后的两位皇帝曹丕、曹叡的本纪作为基本时间线,又选择了蜀汉的诸葛亮和孙吴的孙权两个人物的纪传作为这条时间线的补充。最独具匠心之处,在于选择了卞皇后、何晏、华佗三个人物的列传,因为从他们身上能够展现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与文化气质。最后,又从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中华帝国与东亚近邻的视角,选取《乌丸传》和《东夷·倭人传》补全这个时空的周边图景。

经典研读课程,最怕的就是被讲述者改头换面,变成专题研究课,专题研究与典籍文本存在一定的互斥性,像《三国志》这样的历史著作,很容易被研究者割裂搅碎,变成研究素材放置在学术文章之中。而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要培养的是对典籍文本的亲近感,这样他们在想起三国史的时候,就会首先去读《三国志》而非各类传奇作品,否则就会因操之过急而让他们退回到传奇史观,和传奇史观的集大成之作《三国演义》的文本中。由此观之,《讲义》基本完成了典籍研读而非专题研究的任务,让读者看到《三国志》的文本构成特征,和《三国志》的编纂者陈寿对人物与事件的认识。在讲述这类问题时,作者特别选择了在一些人物评价方面与陈寿有差异的意见,通过对比来突出陈寿的独得之见。



《讲义》最具特色之处,就在于对《三国志》中《卞皇后传》《何晏传》《华佗传》的讲解。这三篇讲义的信息量极大,且能体现作者从这几个具体人物去观察汉末魏晋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整体思路,如从卞皇后为曹操所宠信,谈汉末诗赋、音乐与社会风尚的关系;从何晏个人的生活细节谈到魏明帝时期的政治;从华佗诊治的病例,谈及医疗与占卜、巫术在古人观念中的同位性。由这些人物引发相关议论时,都是从他们的具体事迹出发,娓娓道来,并不显得突兀,又时时点破陈寿并未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从对《三国志》的讲述转向对三国史的独立分析。最有趣的是,在从人物到历史背景、从《三国志》到三国史的阐述之后,《讲义》总是能回到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观照。比如讲到卞皇后被曹操宠信与曹操喜爱音乐之事后,不无疑惑地写道:“也许很难说清楚,曹操究竟是因为爱音乐,而娶了为倡的卞氏,爱屋及乌?还是因为先看中了卞氏这个人,而她恰巧有着良好的音乐修养,误打误撞?但是有一点大约可以相信,在曹魏的文学史特别是音乐文学史上,像卞氏这样一个女性,还是通过对曹氏三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这样的感触并非无的放矢。在该书的引言中,就曾有过“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个人是何等的无助和渺小”的感慨,但古代史家更多只关注王朝兴衰与正统之争,在时过境迁之后,《讲义》则格外注意一个个对前途不能自主的个人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哪怕只是间接的——无论哪个时代,驱动历史车轮者都是亿万中无一,而曾被记录或未被记录的个人,通过各种方式,无意中改变了时代的轨迹,这大概就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生命与历史的意义。



但发现个人或是勾勒时代图景其实不足以彻底颠覆传奇史观,有时我们自己也会不自知地被传奇史观所牵引。在这一点上,《讲义》也不例外。问题就出在该书对《魏书》的《武帝纪》《文帝纪》与《明帝纪》三篇所做的讲解上。将曹操、曹丕与曹叡所经历的时代作为三国历史的基本时间线并无问题,不过,这条时间轴上的叙事却不甚清晰。《讲义》关于曹操的那一篇,主题是讲述他在汉末分崩离析的颓势下,如何改变了当时的中国,并在社会与文学上激荡起建安慷慨之风,对其在汉末群雄争胜时何以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二”则未做深究;写到曹丕,重点放在他与曹植的兄弟之争,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上,而对他为何会被曹操选为政治继承人,又为何选择通过禅让的形式建国则言之甚少;描写曹叡时,将大量笔墨放在了他对亡母甄氏的怀念与《洛神赋》问题上,而对这位在制度上多有创设的皇帝具体的治绩则好像不很关心。这些讲述重点的选择,除去课程设计的考虑,大概也和作者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有关。同时,因为课程容量的原因,《讲义》未能选取刘备、孙策、袁绍、刘表等与曹操同时代的枭雄霸主的传记,也未能将荀彧、陈群、王朗、辛毗等在政治与社会上颇具代表性意义的人物纳入考察范围,就让这条重点偏移的时间线显得若存若亡。

《讲义》中的历史主线之所以有点飘忽不定,恐怕与如何回应陈寿在《三国志》中构建起的三国史框架有关。书中曾明言,“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这是不错的,陈寿写作《三国志》时,在当时的观念中,分裂的三国时代也要有一个作为正统的政治存在,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蜀汉与孙吴都亡于曹魏政权或出自曹魏系的司马氏西晋政权,以曹魏为正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选择。而从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开始,曹魏大权已渐入司马氏囊中。身处西晋的陈寿,如果否定高平陵政变发生的三十年前建立的曹魏政权具有的正统地位,也就相当于否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近二十年的统治,更不要说通过禅让仪式建国、从曹魏末代皇帝曹奂手中接过名义上的天下统治权的司马炎统治的正当性。对陈寿来说,从历史结果与政治需要两方面考虑,以曹魏为正统都是必然的选择,然而,生活在十几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三国史的线索?是继续“同时书写三国史”,还是另外建立一个解释框架?

这是之前的三国史研究者很少提及的问题,大概也是传奇史观最后的堡垒。作为给大一新生开设的课程的讲义,这本书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值得注意:今年年初去世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师海登·怀特曾有一句名言:“没有理论,就没有活跃的思想,有的只是印象。”这句话大概点破了三国史讲述的困境之所在。我们看待三国史时,也许缺少的不是对事实的熟悉,也不是对人物与时代的认识,而是因为对事实过于熟悉,却在传奇史观的感染下,将三国史上的人物与事件化成一个个印象,而在理论层面对“如何重新叙述三国史”采取回避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