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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塾师山本宪与戊戌变法

尹敏志2018-07-28 17:44

尹敏志/文

1898年7月19日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之时,康友为从北京寄了一封信给在大阪留学的族人康同文。他掩饰不住春风得意之情,声称光绪帝现在发奋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自己现在奉旨专摺奏事,所受之宠信,不仅在本朝未见先例,“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者,此千年之嘉会也”,自诩王安石以来第一人。这封信中康有为还断言八股文即将无用,叮嘱晚辈多读日文书、兼习西文,提醒他在日本须谨言慎行,因为康同文的一言一行“皆与我有牵”。

此信随后被康同文转交给他的日本老师山本宪,后者则将它与梁启超、王照、汪康年等人寄来的两百多封信一起保存下来,汇成戊戌变法相关史料的一方海外重镇——然而山本宪是谁?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他都只能算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无权无势,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要不是这批资料恐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但恰好因为这位大阪布衣身份卑微,清国士大夫在与他交往时没有什么包袱,也不需要客套矜持,来信中几乎可以知无不言。

山本宪字永弼,号梅崖,1852年出生于高知县的汉学世家。他3岁开始读《论语》,7岁从祖父受《水浒传》《三国演义》,10岁已读完《左传》《史记》,并旁及二十一史。孔子云“礼失而求诸野”,在明治维新前后那个先举国震荡,继之全盘西化的日本,位于四国岛最南端的高知县仍然保存着江户时代的儒学传统。这种传统教育背景也奠定了山本认同中华文化、倾向中日联盟的政治底色。

年轻时的山本宪当过小学教员、电信局技师、军人、报社记者,1885年因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被投入监狱,三年刑满释放后政治理想幻灭,为维持生计在大阪开设“梅清处塾”,招收生徒,传授儒学。甲午战争后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需求猛增,但入正式学校暂时无门,素来主张亚洲主义的山本宪对他们敞开了校门。在1897年年底浙江官费生嵇侃、汪有龄和广东人康同文拜入门下,成为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那年9月22日,山本宪独自一人从神户启航,赴清国壮游三个月,广交大陆名士,鼓吹中日联盟对抗欧美。

山本又觉得,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改革不足为法:“西人务美外观,而内实有丑状不可言者。东亚自有东亚风气,何必拾西人唾余”,清国的变法者应该扬长补短、取舍得宜,像基督教这样狡狯的宗教就最好敬而远之。临回国前,他在上海聚丰园的宴会中得与梁启超同席,虽然没搭上什么话,却对这位《时务报》主笔留下了“年未壮,文名甚高”的深刻映像。

山本宪回日本不久,清国就迈入多事的戊戌年。年初康有为的族兄康有仪以四十岁的“高龄”赴日本留学,七月通过熟人介绍入学梅清处塾,成了儿子康同文的师弟。与名满天下的康有为不同,康有仪年轻时游手好闲,人到中年方专心向学,他在大阪每日苦学日文,课余以译书自给,山本宪对之照顾有加。由于康氏父子同时在自己门下,戊戌政变爆发前后那几个月里,山本宪意外地成了全日本消息最灵通、最准确之人,甚至超过了大隈重信、犬养毅、青木周藏等政府领导人。

1898年9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禁光绪帝,百日维新戛然而止。此消息震惊中外,冲击波随即到达日本。听说此事的山本宪27日匆忙赶往东京,向外务次官鸠山和夫询问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的安危,但鸠山对此也云里雾里。半月后山本上书大隈首相,猛烈抨击日本政府在此次事变中的对策,认为慈禧此番政变“贻欧美可乘之机”,政府却毫无作为,着实令人痛心。这封信内容后来由《大阪每日新闻》披露,但由于内容太过火爆,始终未得到大隈首相的正面回复。

虽然山本宪的反映最快,但真正促成日本政府营救清国维新派的却是东京的亚洲主义团体,即以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代表的“东亚会”,和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同文会”。尤其东亚会在政变发生前已吸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入会,他们在10月1日向大隈首相提交请愿书,盛赞梁启超等人的忠勇义烈、大公无私,并称“即于朋友之义,某等又岂能坐视其蒙冤就屈,倒于刑戮哉。”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逃入北京的日本使馆并成功离开北京,由于保密工作细致,很多人误传梁已经被捕。

戊戌变法不仅是清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它的导火索、模板和民间力量,都有浓厚的日本元素。1895年马关条约惊醒的不仅是清国士大夫,随后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迫使日本被放弃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也使部分日本知识人在巨大的羞愤感中萌生了亚洲主义立场。他们暂将清日矛盾抛诸脑后,认为当务之急是“亲中拒俄”即所谓的“支那保全论”,清国变法变成了他们的分内之事,因为其成败关系到日本与欧美列强对抗时能否占据主动。虽然戊戌维新暂时受挫,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仍然相信只要康、梁来日本与他们联手,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通过9月28日康友仪的来信,山本宪得知康有为不久后必来日本。三天过后,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才收到康有为“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请谒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的电报,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也在同一天收到恩师要来日本的消息。获知此重要情报后,10月21日山本宪在大阪召集同志成立“日清协和会”,该会宗旨是促进日清两国人的亲睦提携,明显是在为康有为来日后的活动做准备。

10月25日午夜,康有为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抵达神户,没做休整就直奔东京,与之前到达的梁启超、王照重新会合。29日山本宪便携康有仪一同上京,与三人会面,清国亡命客们对屡次出手相救、现在又特意赶来的山本感激涕零。由于大阪与东京间交通不便,双方的来往称不上特别频繁,而且主要集中在之后的两个月内,主要通过康友仪的中介进行交流。

刚在东京安顿下来,康有为就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宣传营救光绪帝的合法性。康向山本倾诉道,五经经文早已昭示“经义妇人不得临朝,其临朝皆悖义理”,断言慈禧太后将重蹈西汉吕雉、唐代武曌之覆辙,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根据儒教教义,“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义,悬于天壤”,慈禧太后虽是同治帝的生母但不是嫡母,“于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她与光绪帝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君臣关系,故她所发动的政变也不是什么“训政”,而是以下犯上的废立篡位。康有为还坚信日本与中国“同教、同文、同俗、同种、同文,在地球万国,未有若贵国之亲者也”,这番“三纲大义”其他国家的人都听不懂,只有日本是知音:“逆妾拥兵废立,皇上被幽废,候时窃权,自在淫后,然天下不以为然也,此万国无之,若贵国则同经义者。”

事实证明理论虽然雄辩,但根本上只是在日保皇派们的一厢情愿。日本政府虽然暂时收留了康梁,但上层官员无意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国保守派对抗,更别说帮助光绪帝复辟了。茅海建先生曾总结康有为在日本流亡的半年时间里“并没有见到大隈重信、山县有朋、青木周藏等日本政府高层人士,与他打交道的是犬养毅、副岛种臣、品川弥二郎等非实任的政治家,经常交往者为日本外务省中下层官员与大陆浪人。”事实的确如此,然而12月8日梁启超还致信山本宪,请求他介绍日本高官的住址给康有为,仿佛不知道山本也不过是一介布衣,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由于上层政治路线无门,梁启超最后只能重回戊戌变法前的老路——言论救国。在横滨华侨冯镜如、冯紫珊的帮助下,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并自任主笔,康门弟子麦孟华、欧榘甲辅之,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也不忘抨击慈禧太后。梁启超热情邀请山本宪为报纸供稿,山本报以《东亚事宜》等文章,还推荐学生片冈鹤雄为报纸翻译文章。从康有仪的书信来看,《清议报》在日本华人圈中颇为畅销,故支付了山本和片冈颇为丰厚的润笔。

合作办报与办学,这可能是清、日两国的亚洲主义者间仅有的几项实际成果。到1899年初,因为清政府持续向日本政府施压,反复要求驱逐康梁,并派出多名刺客潜入彼国伺机行刺,日本政府最终决定礼送康有为出境,保皇派的其他人在保证不再攻击清政府的条件下可以留下。山本宪对此强烈反对,在与伊藤博文的下属楢原陈政会面时表示“穷鸟入怀,猎人亦不忍杀之”,但仍然无力回天。当年3月底,康有为怀揣着日本政府给的一万五千日元巨额“旅费”启程赴加拿大,他的离开也宣告百日维新运动在日本苟延残喘半年后宣告彻底失败。

1900年北京义和团事变爆发时,山本宪向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上书重提“清国扶植”论,认为力避免清国被列强所瓜分,这可以阻止俄国势力的继续南下,对日本的国家安全也更为有利。翌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明显与此诉求背道而驰,也反映出日本下决心抛弃福泽谕吉口中的“亚洲的坏邻居们”,奋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心灰意冷的山本那年夏天患病,为养病关闭大阪的“梅清处塾”,移居冈山县直至1928年去世。失落的亚洲主义之梦也被尘封于本州岛边陲的小镇牛窗,要等到九十年后,才会被学者们再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