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孟良 成都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300强大都市前10名

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源”，特别是中国和其他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异军突起，成为一股让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

布鲁金斯学会日前发布了《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指出大都市对全球经济总量、就业和人口吸纳的贡献率已呈现出压倒性优势，300个大都市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

上述报告以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项指标为依据，综合评估了过去几年全球大都市的经济表现，此次上榜的300个城市分布于被划分成的全球八大区域，即：发达亚非地区、中欧和中亚、发展中的亚非地区、中国、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北美、西欧。这些地区分别拥有上榜城市25、13、20、103、14、25、57和43。

中国大都市的经济表现尤其引人瞩目。相较于2014年，中国入选榜单的城市由48个增长到103个，成为入选城市最多的国家，中国城市占据前50名中的21席，成都、北京、福州、天津、厦门跻身前十名。

其中，成都以超高的就业增长率和不俗的人均GDP增长率成为仅次于爱尔兰都柏林和美国圣何塞，全球排名第三，在上榜的100多个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就业增长率关乎民生，人均GDP增长率反映经济活力，这两项指标是城市竞争力的内核，也是政策制定者追求的主要目标。

布鲁金斯学会将那些在就业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两项指标上都领先于各大洲平均水平的大都市，称为真正的“增长源”，而满足这一条件的大都市不到200个。

成都在榜单中的表现与其城市发展战略、发展目标高度吻合。目前成都正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中国都市的大规模崛起

撰写上述报告的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一致认为，近年来，中国大都市发展势头强劲，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之中最抢眼。

在2012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全球300个典型大都市，中国上榜的城市只有48个。而在今年发布的报告中，纳入统计的中国大都市有103个，成都、北京、上海、福州、天津、武汉等均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与欧美一些国家地区的渐成衰退之势、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实”的大都市不同，中国此次上榜的103个大城市全都是推动国家和地区增长的“源动力”，即在就业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两项指标上都领先于各大洲平均水平的大都市。

从这些城市过去三年的经济指标来看，成都、福州等10个城市的就业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至少四个百分点；重庆、扬州、宿迁等8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

与同样年轻的中东和非洲城市相比，中国的大都市发展模式更优。前者是人均GDP和就业率增长率双指标均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后者则是“高人均GDP和低就业增长率”的发展模式，布鲁金斯学会称之“没有发展的城市化”，即羸弱的政府无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居民就业率和生活质量。

除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一些新兴都市的表现引起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关注。比如，遵义和贵阳的人均GDP增长率位列全国城市前两位，分别达到11.1%和10.2%。报告认为，这两座城市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关键产业领域的有力投资和支持。又如，成都因为超高的就业增长率和不俗的人均GDP，全球排名第三，在上榜的100多个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

无独有偶，由上海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共同推出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8）》显示，根据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分析，中国入列的世界城市从2000年的6个增长到2016年的33个，实现近5倍的增长，总量上仅次于美国。成都升级为第二梯队世界城市，香港、北京、上海都具备了冲击顶级“全球城市”的条件。

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此次《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显示，基于人均GDP和就业增长率两个指标的综合排名，排名最高的三个发达国家城市分别是都柏林、圣何塞和旧金山。

报告解释，都柏林是避税天堂，吸引了众多公司前来注册，但是其经济活动并不能对都柏林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实质影响，因此虽然其人均GDP增长率高达21.1%，但是就业增长率很低，只有2.5%。

圣何塞和旧金山则不同，这两个处于美国硅谷地区的大都市，其经济发展得益于新兴科技市场的突飞猛进，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同步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北美的油气产区的一些传统大都市，则经济疲软、就业增长乏力，例如，报告显示，美国休斯顿的人均GDP增长率为－2.1%，就业增长率为1.0%。

事实上，全球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抓住转型机遇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的城市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反之，固守传统动能的城市只能停滞不前。

创新由此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主旋律，榜单中排名全球第三、中国第一的成都正是用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双指标逆袭。

成都提出，以经济形态的变革推进创新驱动的实践，以发展方式的变革催生新旧动能的转换，着眼开放型高质量经济体系建设，实现城市转型的新作为。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成为成都推动全面创新改革的关键之举。近年来，成都致力于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成为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去年以来，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出台支持新经济发展的18条政策措施，新政实施以来全市新经济市场主体新增3万多户。

成都新经济已经从创新走向应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与传统投资依赖型发展模式不同，新经济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正如陈耀所说，城市的核心，以前是资本，现在是人才。

成都蓬勃发展的新经济不仅带动GDP增长，也制造出庞大的就业创业机会市场。成都位列“海归创业最爱选择城市”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前不久成都发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指数显示，上半年成都新增就业14.66万人，同时人才资源快速聚集，人才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吸收20.7万本科及以上人才落户，70％以上在成都成功就业创业。

协调发展促成“水涨船高”

“如果一个地区只能靠少数几个大都市拉动其发展，那这种模式就暗藏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述报告不仅注意到了大都市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关注到了大都市发展给区域带来的隐忧。

自2000年以来，300个大都市就业增长表现一致领先于其他中心城市和农村地区。数据显示，36%的全球新增就业岗位和67%的全球GDP增长，来自于前述300个大都市。其中，202个大都市的就业率增长高于所在区域，192个大都市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所在区域高。报告称这样的大都市发展模式为“口袋式增长”（pockets of growth），上述300个大都市中有53%的城市属于此类增长。

如何避免大都市一家独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隐忧是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必须面对的问题。成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大中心城市，给出的答案是主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上来看，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产生溢出效应，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水装满了就会溢出来，滋润周边”，成都要承担的就是如此外溢效应。

今年，四川省明确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在此背景之下，成都主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表现就是做强主干支撑，推动市州形成“水涨船高”的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成都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目前成都市已与16个市（州）建立政府层面合作关系，达成并组织实施合作项目上千个，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联动发展、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成都与市州的联系不断加强。

例如，成都与市（州）共享蓉欧快铁等开放平台资源，市（州）货源占蓉欧班列发货总量的40%；与市（州）共享金融中心平台资源，1549户市（州）企业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占交易所挂牌企业总数的48%……

目前，成都正抓紧研究制定与市（州）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和五大经济区协同发展5个实施方案，初步梳理了120余个合作事项，并积极筹办成都市与市（州）协同发展大会。

在此过程中，成都的“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是关键之举。在今年6月召开的对外开放大会上，成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坚持服务区域协同开放发展，形成产业协同、市场共兴、功能共享、交通互联的城市开放共同体。

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成都作为世界大都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将被提升至一个新的台阶，区域经济也会借助“水涨船高”的利益共同体获得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