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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马汉:中国海权的道路

侯昂妤2018-08-27 10:04

侯昂妤/文

21世纪,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可能就是中国的海上崛起。对于有着数千年大陆传统的中国而言,走向海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强国,同样是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沧桑巨变。当今的中国面临着比马汉时代的美国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复杂的任务,中国的问题也绝非马汉的那些基本论断所能解决。如何学习马汉并超越马汉,胡波的新著《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些思考和对策正逢其时。

艰难的海权发展之路

正如胡波所论述的,中国古代曾经风帆时代的海上强国,但是明、清奉行禁海政策,使中国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海上侵略,英国、日本等海上强国纷至沓来。从近代开始,建立强大的海军,拥有稳固的海防,几乎成为中国数代仁人志士最大的梦想,这个梦从晚清持续到民国,又从民国延续到了新建立的共和国。今天,世界各国围绕海洋权益明争暗斗,中国在海洋上面临着极为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海权发展之路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

胡波对海权进行了界定,认为无论海权先天有多大的模糊性,现在的条件和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海权是在一定的空间发挥作用,范围的界定对于海权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二,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制海权也不是发展海权的唯一工具,权力应是一个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的多维组合。简言之,“海权”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信服的能力或权势。这个“海权”概念的界定,表明“海权”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的综合体现,是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的总体发展和运用。

从中国自身的海洋条件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的海权道路任重而道远。胡波对这两方面做出了完整和有创见的分析。

首先,从中国自身的海洋条件来看,中国具备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的基本条件,它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并有着较好的海洋空间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强大陆权的支撑。不过,与英、美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是相对差的。中国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大国所没有的复杂地缘状况。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是大国势力聚集区,而且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均面临着巨大挑战,陆海通常很难兼顾,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到陆地方向和海洋方向的双重安全压力。今天的中国虽然免除了在陆地遭敌大规模入侵的危险,但陆上安全形势也并非高枕无忧:一些独立势力蠢蠢欲动,危害西部边疆安全;中印边界争端虽总体可控,但双方在实际控制和谈判中的角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朝核问题出现后,朝鲜半岛局势增加了新的变数等等。总之,中国永远不可能具备美国那样的地缘优势,可以几乎不考虑陆上的威胁,而集中精力、资源于海军建设及海洋事业的拓展。在精神层面,中国海权缺乏必要的智力和文化储备。在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海”的元素是缺乏的,自古中国在观念上是一个面向大陆背向海洋的国家。海洋观念的缺失影响深远,使得中国缺乏海军传统、缺乏海权思维,缺乏海洋意识,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控制的相关智力积累和储备与西方海权强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其次,中国海权崛起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海权的崛起面临着众多强有力且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竞争者,除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存在和影响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力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海权的发展,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形式各样的制衡措施,这极大限制了中国的抱负和雄心。这些竞争者对待中国海权的消极态度和中国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缘态势一起构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环境。

适度可行的海权战略目标

关于中国的海权目标,胡波一语中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无法达到美国海权那样的高度,也就不应该效仿美国的战略目标和行为方式。海权战略目标不仅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客观需求,而且要考虑中国的利益取向、地缘特点、自身实力和中国总体的发展方式等因素。

与美国追求“全球存在、全球攻防”的无限海权有较大不同,中国的海权目标应该是有限的:追求“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权。“近海控制”,即在毗邻的东亚近海谋求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或海上控制,以确保台湾走向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区域存在”,即在利益攸关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军事存在,主要是威慑、牵制和防范敌对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和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全球影响”,即通过临时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在全球海域追求政治外交影响。

概而言之,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和平的、路径是和平的、手段也是和平的。这并非说中国就不发展军队,不打仗,而是说中国将不主要采取武力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具体到海权发展方面,中国的目标和手段都需要与和平发展大战略相适应。要完成这样的海权目标,中国必须全方位提升自我实力,包括海上力量、外交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一个和平、友好的区域环境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基础,获得必要的国际政治支持和应有的国际地位,也是中国海权发展所必须追求的目标之一。中国能否成为海权强国不仅在于能否拥有强大的海军,形成一定的威慑力量,也在于中国作为该区域内的大国,能否通过经济、外交等手段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话语权,以使周边大多数国家及世界主要力量能认可中国,接受中国海权发展的目标和崛起的形式。

该书也强调,以上战略目标的设计和预测的前提是:中国能加快经济政治改革,保持崛起势头,并不犯大的错误。海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承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我们要有必要的心理准备。

充满希望的和平竞争前景

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憧憬,只要熟悉了海洋秩序的规则,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科研制度,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在海洋和平竞赛中必会所向披靡。这种与“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的悲剧”不一样的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智慧和现实能力的自信,也是对新的时代条件的准确判断。

因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不仅约束中国,同样约束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海上强权。中国固然很难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海上歼灭战,一举解决近海海洋争端;美国等国也很难在中国海权“将强未强”之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巩固其优势。潜在的冲突与战争仍然存在,但与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历史纵向相比,中国今天海上崛起遭遇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却在大大降低。

因为,在海权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海洋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日本和美国之间必然会存在激烈的矛盾。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中日、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和转移以及结构性矛盾都不可避免。但是中美、中日彼此的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

中国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如果采用排他性的零和游戏为主导原则,将既不可能达到目的,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海权是手段,不是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

当然,历史教训表明,中国虽不擅长暴力竞赛,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自卫手段,积累的财富不仅不会带来幸福,还会招致灾难。因此要实现刘华清将军所说的“敌人进攻、我方也能进攻”的能力至关重要。《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一书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的海权理论,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海权建设的历史,客观把握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中国海权发展的条件与环境、海洋利益范围和主要手段,全面探讨中国海权战略,构建出一套现实可行、手段与目标一致、路径与战略紧密结合的海权崛起之路。在当前海上竞争日益激烈复杂、中国海权艰难前行的时刻,这本书清晰分析了中国海权的梦想、困境和出路,既有宽广的战略视野,又有可行的具体对策,及时而前瞻地解开了不少困惑,作者的思想、智慧和情怀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