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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作者的西班牙内战笔记

汪天艾2018-08-27 10:21

汪天艾/文

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城的档案馆里,堆放着不少自1939年内战结束就被尘封的盒子,社会政治分区编号1870的盒子里装有502张内战时期外国记者的登记证件,其中不乏为人熟悉的名字:厄内斯特·海明威、乔治·奥威尔、朗斯顿·休斯、罗伯特·卡帕……然而历史学家却无法在这个盒子里找到一位同样被外国通讯社派来做战地报道的作家,直到2016年,纯属偶然的机会,记者桑切斯在一个放错位置的档案盒里翻到了这张证件,它被混进一堆托雷多市人民阵线的士兵证件里,无声地在一个它不属于的地方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

仿佛巨大的隐喻,证件的主人恰恰也是一个充满谜团、时时感到自己被放错了位置的人,他的登记职业是“作家/飞行员”;他写下献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的童话《小王子》;他在二战中驾驶P-38闪电式侦察机在地中海上空失踪,遗体从未被发现……而在1936年的硝烟中,当前来支援与报道的外国人纷纷坚定地以共和国一方立场写作的时候,法国作家圣艾克絮佩里写自西班牙的报道又落进了另一个“盒子”里:他拒绝意识形态的粗暴分类,因为他觉得那只会让人无法理解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他的笔下没有控诉与怒吼,没有对阵营的定义,而是对人性与战争真相的问询与思考。



“昨天是陈迹,是度量衡的语言

我是你们的选择和决定:我是西班牙”

(《西班牙》,奥登/作,查良铮/译)

1936年8月10日,圣艾克絮佩里驾驶飞机从巴黎飞往巴塞罗那,受《不妥协报》约稿前往西班牙报道刚刚爆发的内战。飞过作为西法边界的比利牛斯山上空,他把最后一座快乐的城市留在了后头,从此刻起,下方就是战火中的西班牙了,是“人类互相残杀的地方”。然而,降落在巴塞罗那之后,他却意外地发现,最奇怪的不是眼前满是灰烬、废墟和人类苦难的痕迹,而恰恰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巴塞罗那还是曾经的巴塞罗那。人群平静地走过兰布拉大街,有时会遇见端着枪的军人,大多数时候冲他们笑笑走过去就好了。他问自己:巴塞罗那的恐怖在哪里?内战分割民众的那条鲜血淋漓的边界在哪里?初抵西班牙的圣艾克絮佩里完全没有找到内战的边界,直到第一天晚上,他突然触到了那条线。

那是在酒吧里,正在我们的作家身边喝啤酒的男人被突然冲进来的军人用枪指着带走了,他的酒还剩下大半杯,留在原地。坐在圣艾克絮佩里背后的一个女人小声嘟囔道:“法西斯分子”。她是其他人里唯一注意到这件事的人。此外,只有空座位前面的酒杯是无端的见证。“我看着他走远,被枪顶着,那个五分钟之前就在我旁边两步之遥的人,他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边界。”这个场景是圣艾克絮佩里写自西班牙的第一篇报道的主题,内战中的边界是看不见的,那条边界在人心里。

从巴塞罗那到萨拉戈萨的前线,圣艾克絮佩里在士兵出发的火车站目睹了一场沉默的送别。令人震惊的沉默。一件军服都没看到,他想,这些人死的时候都还会穿着自己上班的衣服,突然感觉到一种在达喀尔黄热病发作时候的难受。一个士兵小声说:“我们要去萨拉戈萨”。仿佛突然之间,这里不再是火车站,而是一间医院。是的,他看见,内战不是战争,而是一场瘟疫。人群脸上没有一点沉醉于征服感的兴奋,而是像在充耳不闻地与什么传染疾病作战。他恍然,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外敌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而是想要救治自己的疾病。无论哪个城市,都混杂着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法西斯分子,不如说是人们是在同自己作战。在那个雨夜送行的场景里,圣艾克絮佩里读出了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他在每个人的眼睛里看见了某种类似沉重、类似悲伤的东西,更发现送行的队伍里没有任何母亲。是啊,他想,哪个母亲能来这里送自己二十岁的儿子去死,她如何会在意是为哪个阵营而死?令人不禁想起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笔下那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西班牙母亲,当被人问到“什么杀死了你的儿子?是共和国军还是长枪党?”,她只回答:“是一颗子弹。”

离开莱里达的前线之后,圣艾克絮佩里和一群法国社会主义者一起去救囚犯,路过了许多一夜之间就转换了立场的村庄,“仿佛战争的边界只是一扇敞开的门”。在韦斯卡的小村庄里,他看见了这场战争最残酷的面貌,被处决的人甚至比战死的人更多。那些友善的、眼神明亮地接待他们这些外国人的淳朴村民,转过身就有能力在一种奇特的“犯罪”条件下去杀人。“是的,我们今天已经处决了十七个……”——村民们杀死的十七个“法西斯分子”是他们村子里教堂的神父、教堂看守乃至他们的亲戚、孩子。在杀人与杀人之间,已经没人知道这片土地、这片遍布葡萄藤和小麦田的土地到底属于谁。

在这里,圣艾克絮佩里写下了他1936年之行的最后一篇报道《在这里处决人就像砍树》。在平静与恐怖共存的地方,他想试图理解人类。他感到人类都有能力在戏剧模式和漠然模式之间切换。这或许能解释这些村民为何能够在“狩猎”结束后立刻恢复正常生活。甚至这也能解释英法等国在二战爆发前几年的绥靖态度与最终的自食其果。1938年他在另一篇西班牙内战主题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每周在电影院的座位上目睹在西班牙或者中国的轰炸;我们能听见震动那些城市的水泥的撞击,却连颤抖都不颤抖一下。恐怖还没从屏幕上台跳出来,没有跳到我们眼前,跳到观众的无动于衷面前,飞机的炸弹无声地落下,自由落体。”可是,要如何度量一个人的价值?“十几个死人对整个国家的人口来说意味着什么?几个烧毁的教堂对一个继续日常生活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死亡人数多少以下是我们觉得可以允许和容忍的?”圣艾克絮佩里拒绝这样的计算,因为“和平不是建立在可悲的算数之上的”。在西班牙,所有人都在行动,可是,每个个体、整个宇宙,还是在徒劳地求救。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美术馆》,奥登/作,查良铮/译)

1937年4月11日,圣艾克絮佩里受《巴黎晚报》委托再次开着飞机从法国飞抵西班牙,在瓦伦西亚降落后很快前往激战正酣的马德里,住在卡劳广场旁边的佛罗里达酒店。那是外国记者云集的地方,海明威、卡帕、塔罗、多斯帕索斯都是那个四月的住客,隔壁的电信大楼方便他们及时将报道和照片传递出去。4月22日酒店外墙被两枚榴弹炮轰炸,住客都集中在走廊里,从史料照片上能看见圣艾克絮佩里正在给惊魂未定的人们分发柚子吃。不过,他没有在酒店住更长时间,而是去了市郊卡拉万切尔前线的战壕。他最想做的事情是和战士共同生活,去了解他们参加战争的动机,从而试图理解战争的本质,因为他预感到,这样的战争也许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在战壕里,他遇见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R中士(后来这位中士成了他的作品《人类的大地》中的一个人物),用两篇报道回答了两个他问出的问题:“中士,你为什么来打仗?”“中士,你为什么接受去死?”因为,除了战争野蛮的天性以外,最让圣艾克絮佩里震惊的是,人类选择发动、参加战争并提前接受了死亡:“我不问你们用什么手段能把人类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我只问你们,既然我们都知道战争是荒谬的、可怕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打仗?战争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R中士本来是巴塞罗那的一个会计,与战争、与内战双方的信仰甚至都没有太多的关联。然而有一天,他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死在了马拉加的战场上,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却不是复仇的愿望,而是像被“一阵海风吹过”。第二天,另一个伙伴看看他,说,“我们走吗?”他说,“我们走吧。”于是就这样上了战场。听完这段讲述,圣艾克絮佩里联想起的是迁徙季的时候牧场里家养的鸭子也会在围栏旁边不停徘徊。它们看见从头顶飞过的野鸭和候鸟,有一瞬间这些家养的鸭子也变成了会迁徙的动物,眼前展开大陆的边界,感受到对海风和大洋的热爱,小小的脑袋里装着太阳还有炽热沙滩的图景。“与此类似地,变成了武器的人类也突然发现了自己职业与日常生活的平庸,却不知道要追求什么更高一层的真实。”

一天早上,R中士要参与一次可以说必死无疑的进攻,圣艾克絮佩里陪他度过了前一天等待去死的夜晚。有人小声说:“我打赌他们会先动手。”周遭震动,却没有人动弹。圣艾克絮佩里想,如果明天我旁边的人能活着回来,我就要问他:“中士,你为什么接受去死?”那一整晚,我们的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无意义的死亡的恐惧,这种体会具象成了当晚一直在旁边的架子上疯狂嘀嗒的旧闹钟,声音在一片寂静里被放大无数倍。他听着闹钟造成的嗡鸣,想着等到规定的时间来到,闹铃大作,所有人就会起身,扣好皮带,装满弹药,喝两口酒,说些没用的话,打算去送死。

可是就在发动进攻的时辰快到的时候,这个计划突然被临时取消。圣艾克絮佩里发现大家并没有松一口气或者显得高兴,反而抱怨这个决定让他们又得继续活下去。战壕里的死亡切实可信,每天都在发生,静默与恐惧如影随形。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将现代人“混居的孤独”描述为“我们的监狱和整个星球一样大”。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特定的牢笼里,承受着绝对的孤独。等待去死的那一夜,圣艾克絮佩里触及到了人类在战场上的深层动机。战争以残酷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比他们各自的生命价值更高的东西,把孤独的个体用“兄弟会”一般的情谊纽带联结起来。热切也好,无畏也好,人们仿佛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中,对危险和死亡恐惧被暂时覆盖了。



没有任何人单独存在;

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

(《1939年9月1日》,奥登/作,胡桑/译)

1937年圣艾克絮佩里在马德里看见轰炸过后阿尔圭耶斯区破碎的窗户,仿佛看见了希特勒的威胁之下欧洲巨大的空洞:“我们知道,战争,自从用上了榴弹和毒气,最后只会以欧洲的沉没告终”。1938年,当欧洲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深渊,他又想起在西班牙战场上陪几个士兵去战壕里冲对面的敌人喊话:“——安东尼奥!你为了什么理想打仗?——为了西班牙!你呢?——为了我兄弟的面包!晚安!”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好像无论哪一样无法避免羞耻。“如果我们要和平,就会割断盟友。毫无疑问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好准备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与盟友的约定。可是,如果我们牺牲了和平选择战争,我们还是会羞愧,因为我们牺牲了人类:我们必须接受欧洲所有的图书馆、教堂和实验室统统坍塌。我们必须接受欧洲的传统尽毁,世界变成灰烬。所以我们总是来回更改主意。”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人性与精神价值会在那场战争中遭遇无可挽回的震动,人类还要在圣艾克絮佩里思考过的这些矛盾中继续挣扎。

每当提起曾经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做过新闻报道的外国作家,人们总是更多谈及海明威或奥威尔的经典作品,而圣艾克絮佩里则像他被放错盒子的采访证一样被遗忘多年,写自西班牙的文章直到八十年后才第一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结集出版。这个始终想要用写作来理解人类处境的作家从西班牙战场带回十三篇几乎不像新闻报道的速写,留下了二十世纪普通的男男女女在战争中的面孔。他人文主义的独特视角没有质问,没有要求战争中的人给出任何自证的话语,而是观察他们怎样生活,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的意义是什么。如他自己所言:“我热爱的不是民众。我热爱人类这个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