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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的迷宫与文学的祖国

冯新平2018-09-08 04:50

冯新平

随着旧作《遗弃》的“重见天日”,随着《出租车司机》等新作的不断涌现,薛忆沩的文学事业更上层楼,他的文学声誉如日中天。但是喧嚣开始逼近他的生活,虚荣开始光顾他的生活,陈词滥调开始包围他的生活。他的灵魂需要新奇的刺激,他的精神需要新鲜的滋养;他还有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野心。出国成了他突破瓶颈的“必经之路”。他背井离乡,不远万里,走向异域的迷宫,走向文学的祖国。

不喜欢“热”和“闹”的薛忆沩,于2002年离开又“热”又“闹”的深圳,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定居在既“冷”又“寂”的蒙特利尔。他喜欢读书,在这个崇尚多元文化的城市里,每次走进公立图书馆都会给他“观止”的感觉;他喜欢听收音机,晚上九点之后两个小时的加拿大广播公司丰富多彩的学术和访谈节目,不仅充满了精神的刺激,还充满了人文的关怀;他喜欢步行,他常常踩着皇家山上色彩斑斓的枫叶穿行而过;他源于深圳的长跑在蒙特利尔美不胜收的山路上继续;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为肤浅,一件多年的汗衫还可以穿得津津有味。就像在深圳一样,在这个色彩细腻的城市里,他远离主流,远离组织,远离信息,远离时尚。

与简朴的日常生活相比,他的精神生活显得非常奢侈。阅读的质量和写作的质量就是他生活的质量。如果说阅读是维持他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那么写作就是他的宗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而环境的宁静和语言的清新让他能够专注于记忆和想象。这是他写作高潮迭起的法宝。生活在异乡却用母语写作,这表面的冲撞却有着深刻的促进。惊人的产量就是有力的物证。而不同语言的碰撞虽然给他带来更多的困惑和焦虑,却也让他对汉语有了更好的感觉和更深的感情。他发现了汉语逻辑表达的潜力,汉语呈现细节的潜力,以及汉语精准地指称事物和情绪的潜力。这不仅成为他随后十年创作的动力,带着对汉语最新的感觉,他还用三年的时间疯狂地重写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旧作。他是一个语言上顽固的“修正主义者”。他总是苛求自己,苛求语言。他的一生终将成为这种苛求的祭品。

对于这个“出众”的写作者而言,来自外部的压力微乎其微,但来自内部的绝望和空虚却常常令他难以忍受。异域的迷宫也是抑郁的迷宫。他会因为过度的写作而抑郁,会因为固执的孤独而抑郁,更会因为绝望的等待而抑郁:“我被一次次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星期五的上午’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急救站。关于语言的探讨和发现一次次拯救了我。从卡罗尔那里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擦干净蒙住了眼睛的泪水。我流下了太多的眼泪,为我的孤独,为我的充实,为我的获救。”

他可以“超然物外”,但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之外,更不可能超然于生活之外。蒙特利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语城市,它有着剧烈的历史伤痛,复杂的人员构成,丰富的文化融合。这对于喜欢听不同声音、不同故事的薛忆沩来说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天然宝库。他阅读的视野超越了文字,他还是生活的阅读者。他用一种罕见的细腻和虔诚阅读生活。

他阅读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经历过“奥斯维辛”之后的科亨先生每天都坚持写诗;冲破重重封锁、最后进入盟军占领区的克娜蒂娅女士每天清早起来要去墓地里喂松鼠;幸免于第三帝国“杀人魔王”门格尔医生魔爪的莉迪亚,其房间里经常环绕着巴赫的平均律。这些步伐敏捷、思维活跃的耄耋老人让我们想起了薛忆沩95岁时仍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长恨歌》和《琵琶行》的外婆。他通过这一座座生命的“迷宫”清晰地看到了生命的边界和出路。

他也阅读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如果将这座主要是老年人租住的大楼比作“历史居住的公寓”,那么楼下泳池旁边的桑拿室可谓是“历史裸露的地方”,每一个裸露其中的老人都带来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标志着二战开始的波兰的沦陷,预示着二战结束的对柏林的轰炸,意味着冷战升温的‘匈牙利事件’”等等等等。桑拿室有限的水雾与历史无边的烟尘混杂在一起。这面积不大的公共场所却有着最大的历史景深。它引导薛忆沩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与祥和坚毅的神情。

他还将对生活的阅读写进了虚构的作品。他与艾利克斯在资本主义国家初春之夜滔滔不绝的“红色”交谈,与《白求恩的孩子们》中以其为原型的人物鲍勃,与小说叙述者的交谈,颜色相同,内容相近。这位童年时随父亲参加激情聚会、带着红领巾高唱《国际歌》的老人与薛忆沩的童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白求恩的孩子们”。而我们在小说中与叙述者关系最密切的另一位邻居克洛德身上,又能看到现实生活中薛忆沩的另一个邻居安德烈的影子。他们都热衷于“政治”,都是顽固的分离主义者,都认为魁北克是一个国家,而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份。他们又都是退休的法语教师,都视英语为侵略者的语言。

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常识不足为奇,那么生活来源于艺术的魔幻则让人惊叹不已。薛忆沩的短篇小说集《深圳人》与其随笔集《异域的迷宫》中的两位“村姑”都擅长英法双语,都是资深翻译,都热爱田园生活,也都拥有视野宽广的“村舍”。她们与两位男主人公都因“翻译”而结缘。她们都在他们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工作和生活过。

只是在那个虚构的故事中,他与她在邮件中约定的“下一次”见面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而在现实中,他与她不但在咖啡馆里兴奋地谈论着他们之间一系列神奇的“巧合”:她没有想到,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住进了她小时候就想住进的那栋大楼;她也没有想到,刚住进去不久,一部名为《深圳人》的作品突然闯入她的世界;更没有想到的是,她发现在同一座大楼里居然隐居着一位自己没有能够在深圳遇见却又最不应该错过的“同事”;他还有机会走进她位于蒙特利尔郊区的“小世界”。在那里,薛忆沩与乔装成“村姑”的天使,就《深圳人》的法语翻译展开让彼此叹服的讨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薛忆沩总是在现实世界里与自己虚构作品里的人、物或者事相遇。这一次应该是所有这些相遇中最为神奇的一例。如果说关于《深圳人》的因缘际会已令人感叹不已,那么围绕《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种种“偶遇”则让人油然而生对命运的敬畏之情:在刚刚完成对这本“注定要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的“重写”和翻译之后,为了缓解衰竭的身心,薛忆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让友人开车载着他前往蒙特利尔郊区。在一次又一次的“偏离路线”之后,在一个表面没有任何理由的转弯之后,马路边墙面上白求恩的巨幅画像突然闯入他的视线;而就在文学节主持人卡洛琳在咖啡馆向他提及她同事的父亲将白求恩的两本英文传记译成法语的时候,她看到了精神矍铄的译者正从窗边的人行道上走过,而且还走进了咖啡馆。

奇迹仍在继续。《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出版商在给薛忆沩推荐采访记者的邮件中,一个平实的语句让他魂飞魄散:“记者的名字是玛瑞安·斯科特(Marian Scott)。”这是白求恩的挚爱和缪斯、他的“小种马”的姓名。在登上横越太平洋客轮的当天,白求恩给她的信如此开头:“你知道,小种马,我为什么必须去中国。”他绝对不可能想到这充满爱意与神秘的句子,在将近70年后成为用他的“精神”孕育出的一个中国“孩子”创作灵感的来源,并成为他揭开这语言之谜和历史之谜的动力。

更加魔幻的事情还在发生。在2017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散步的时候,在将近十年前《白求恩的孩子们》创作灵感从天而降的停车位标志杆上,薛忆沩意外地发现了一双沾满污垢的婴儿手套。这让他又一次惊恐不已。《白求恩的孩子们》其中的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小说叙述者在皇家山顶结冰的湖面上听到了他二十年前怀孕期间去世妻子的呼喊。当他兴奋地朝伫立在湖边的她跑过去的时候,那神奇的身影却消失不见,冰面上只留下一只带着血迹的婴儿手套。

薛忆沩出门散步前刚刚在寓所核对完这个故事的英译。

这种现实与虚构的相遇在薛忆沩过去三十年的文学道路上不断出现,但他对它的敬畏却从来没有因为这“不断”而遭受丝毫的磨损。奇迹的每一次显现仍然会令他受惊:不管它的形式是一位“村姑”,一幅画像,一个姓名,或者一对手套。这屡屡出现的现实与虚构的相遇不仅将薛忆沩的写作变成了传奇,还将这样的写作变成了命运。这一系列无法理喻的奇迹,给薛忆沩回答那个他为什么来到蒙特利尔的问题提供了简单而有说服力的答案:白求恩。十六年过去了,他越来越相信走进蒙特利尔不是他主动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没有这安排,“薛忆沩”这个专有名词的内涵会显得极为单调,极为平庸。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里也肯定不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对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的“异类”。

写作是孤独的精神探险,也是一种神圣的人文事业。每一个对文学怀有敬意的读者都应该能从《异域的迷宫》里看到孤独的神圣和探险的艰辛,也能够从中看到,在薛忆沩三十年从一而终的文学旅程中,他对文学的敬畏没有被时间磨损,没有被孤独磨损,也没有被虚荣磨损。他仍然背负着另一件沉重的“行李”(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在他攀援过三十年的那座高山上攀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