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一

印有丘吉尔巨幅影像的电影海报一出现，影迷就惦记着《至暗时刻》（Darkest　Hour）了。那是一种“活见鬼”的视觉惊异，人们随即接受了一个说法：丘吉尔档案馆的资料员见到演员加里·奥德曼的定妆照，误以为是历史照片。

丘吉尔是银幕上的常客，在诸多反映二战的影片里，英国首相即使不以形象示人，他的演讲也会作为旁白，给情节以有力推动。克利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敦刻尔克》（Dunkirk），结尾处就回荡着丘吉尔在议会下院的著名演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机场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作战，我们将在山岗作战；我们决不投降。”然而，由于他不同凡俗的形貌和个性，银幕上的丘吉尔鲜有成功之作。丘吉尔是那种难以归类的伟人，有圣人之功，无圣人之相，令人敬畏又惹人爱怜，高高在上又平凡亲切。乔治·奥威尔评论圣雄甘地时说过一句犀利名言：“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被认定是有罪的。”但丘吉尔是个例外，他的功勋不在任何自封或册封的圣人之下，却从未假装或暗示自己的神圣性，与禁欲的甘地不同，丘吉尔不掩饰自己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一战期间，他上前线还会带着一只锡制澡盆。他的好斗品质众所周知，即使在社交场合，他的敏锐也随时在线。

有个段子是这样的：女议员阿斯特对他说：“如果我是你妻子，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丘吉尔当即答道：“如果我是你丈夫，我就喝下这杯咖啡。”影片里也有一句绝妙台词，国王乔治六世与丘吉尔不睦，秘书安东尼安慰说“毕竟每周只需要觐见一次国王”，丘吉尔回说：“这就像每周拔一次牙。”幽默感对于政治家是否重要，全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切入，毕竟，独裁者总是缺乏幽默，谁听说过希特勒的幽默感？

他是可信的人间伟人，所有人都自以为对他非常熟悉，这就给扮演丘吉尔带来了巨大挑战：除非具有一眼可辨的逼真度和生动性，否则，人们拒绝认可。不是所有搬上银幕的大人物都讲究以形似为前提，影帝本·金斯利就不太像甘地，尤其那身健硕的肌肉，一看就是肉食者，而瘦削的甘地是过度节制的素食者；乔治·斯科特除了身高，与巴顿将军较少相似之处，但是，两人的表演都得到了肯定。至于丘吉尔，形似是一项先决条件。同样，我们对扮演希特勒的演员也有相似要求，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对希特勒过于熟悉，为免错怪他人，我们非得在内心对那个恶棍有所确认，才可精准地投射仇恨。

英国BBC在2002年发起一项民意调查，丘吉尔压倒莎士比亚，荣登有史以来英国第一伟人。丘吉尔的形象深入人心，扮演他也就利弊参半：外形上有三分差池，观众的不满就会扩大到十分，他们甚至不耐烦再去讨论演技。反之，形貌相似度达到八成，观众就可能追捧到十二分。对表演的肯定，总有主观成分，而加里·奥德曼的扮相又的确令人叹服。

二

读丘吉尔专栏文章《现代生活中的群体效应》，拿该文针对当代军事领袖的尖刻评论，对照《至暗时刻》里的丘吉尔——正好是一位军事领袖——别有趣味。

20世纪30年代初，前大英帝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有一段难得的平民时光，他打理菜园，为家族先贤撰写多卷本《马尔伯勒传》，还“不断地考虑欧洲局势以及德国军备重整问题”，为了“维持生计”，又像我辈文人那样为报纸撰写专栏。他天生是位大人物，专栏一度“在16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广泛刊载”，德国军界也在密切关注他。

那篇专栏就写于此时，他强调“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随即指出，“一直以来，战争的强光都要比和平的柔光更能暴露和揭示这个话题。”丘吉尔企慕的英雄是汉尼拔、恺撒、拿破仑，他以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雄强文笔对他们大加赞美。作为对比，他对当今只会“远离前线，坐在几十英里开外的办公室里守着电话”的军事领袖，就没那么客气了，他灵光一闪，把后者比喻成了“股市动荡时手持大量股票的投机者”，一个关键时刻“果断下令：这股卖掉五千，那股买入十万”的家伙。他总结道：

看着他在办公室坐镇的样子，人们绝想不到他正指挥着强于拿破仑的军队数百倍的人马。若他能做好手中的工作，发号施令准确无误，调兵遣将合理得当，那他就应该受到嘉奖与褒扬；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将他视作英雄。不，他并非英雄，他只是股票交易所的经理。

虽然丘吉尔另有所指，但是，语言的“所指”会变换，回头一看，再没有比《至暗时刻》里的丘吉尔更适合这个比喻了。比如，他严令加莱守军吸引德军主力、不得撤退，他用“命令”而非“请求”征调大量民用船只，终使困守在敦刻尔克海滩上的30余万英国远征军获救，就像极了“这股卖掉五千，那股买入十万”的股票投资者。对此我只能说，此一时彼一时，写专栏时的丘吉尔身份是文人，牢骚满腹，正因怀才不遇而陷入间歇性忧郁症，他没想到自己会在66岁时成为帝国首相，尽管电影又告诉我们，他自幼就向往这个职位。据说政治家是一项“五十岁才是个婴孩，七十五岁才入中年的职业”（乔治·奥威尔语），精力过人的丘吉尔还有大把时间可供奋斗。一旦坐上那个最接近凯撒、拿破仑地位的位置，他立刻忘记了牢骚话，从床上一跃而起，开启了一段胖老头孤身救世界的绝世传奇。丘吉尔自身也有多重扮相。

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名华尔街大佬，他不以体态健美见长，却走得虎虎生风，好像鞋底嵌着坦克履带。丘吉尔瞬间聚焦了最多的“强光”，他还会像巫师一样制造强光：将“V”字手势满世界比划即是一例。该手势如此有名，以致有美国记者抱怨，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没有自己的标志性动作，而只会“舔舔自己的手指”。我们听说，“V”字手势的发明者是一位比利时难民，但它非得经由丘吉尔的号召，才会成为“正义”和“胜利”的传奇符号，带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从“至暗时刻”走向“荣光时刻”——“荣光时刻”（TheirFinestHour，一译“他们最得意的时刻”）是丘吉尔另一篇战时演讲的标题。电影里有个细节：丘吉尔如厕时从报上看到“V”字手势的照片，马上练习起来。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他在《二战回忆录》里写道：

我欣然认为此刻落在我身上的重担最令我兴奋。权力，如果是凌驾于同胞之上作威作福或用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那就是卑鄙的。但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清楚应发布何种命令时，执掌权力就是一种荣幸。在任何活动领域中，第一号职位与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职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成了第一号人物（一战期间他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大概算四、五号职位），电影刻画了他当时内心的忐忑、激动和跃跃欲试，以至需要妻子给予鼓励。丘吉尔不会忘记，在他只是平民时，尽管他是英国唯一看出纳粹德国危险性的重要人物，但英国广播公司“担心他可能会破坏和平”，禁止他通过电台发表战备演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所说，当时的丘吉尔就像“《圣经》中被弃置荒野的预言家”。时势造英雄，伴随着德军令人畏惧的闪电战，历史终于进入了丘吉尔时刻。

丘吉尔赞扬皇家空军的名言“在人类战争领域里，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曾被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稍加挪易，变成颂扬丘吉尔的名句：“一个人为如此众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前所未见的。”有人将丘吉尔称为“被推入20世纪的18世纪人物”，他肯定愿意接受。电影《巴顿将军》（Patton）里，巴顿也被视为一名活在古代的英雄，德国参谋部依据这份人格特征，甚至猜出了巴顿偏爱的登陆地点。

三

依我浅见，《至暗时刻》的剧本含有内在缺陷。电影的起迄时间1940年5月9日到5月29日，固然是丘吉尔本人及二战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却未必适宜电影语言加以表现。在那焦灼的20天里，丘吉尔以一己之力，使英国稳下心神，暂时阻遏了希特勒的征服野心，但丘吉尔的主要凭依是智慧、信念、决策力和口才，除却口才，其余诸项缺少电影艺术的“动感”。描摹运筹帷幄之功，原是文字的强项，一间战时内阁的作战办公室，画面感和运动感总是不够充分。

在情节层面，影片也无法靠悬念感来提神醒脑，由于《敦刻尔克》上映在先，对那段历史了解不多的观众，得到了补课，编导若在那片海滩上发力，须冒与诺兰导演较劲的风险，还可能因场景重复令人生厌。《至暗时刻》舍弃了正面战场的惨烈，也就损害了情节的紧张感，更要命的是，由于缺乏一个足以报答观众的戏剧高潮，影片终结在一个尴尬的段落，只能靠几行字幕交代后续剧情。这也许怪不得编导，在那段时间里，英国人只是在培育抵抗意志，他们被迫将一次撤退作为胜仗来欢呼。然而，即使价值连城的撤退，在银幕上也不及一场微不足道的胜利来得振奋。

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历史三心二意的尊重，束缚了编导手脚，导致人物关系较为凌乱。对历史了解不多的观众，易将前首相张伯伦视为一个单纯的反派，因为通俗教科书就是这么定性的：一个被《慕尼黑协定》代表的“绥靖主义”永久钉在耻辱柱上的人物。但真实的张伯伦和那位被丑化更甚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不能如此简单地被标签化、丑角化。公正的看法是，他们与丘吉尔的分歧只在观点和决策层面上，而非人格的高下（张伯伦被认为具有“道德洁癖”），更不宜从“爱国”还是“卖国”的角度加以论断。他们并不缺少爱国精神，也不缺少合作精神（哈利法克斯日后担任驻美大使，为两大盟国的战时合作做出卓越贡献），他们只是在见识和勇气上被丘吉尔甩在了身后。编导试图两头兼顾，但失去了平衡，使得两位要人既失之于简单，又失之于复杂，一些观众以为编导在美化他们，另一些观众则嫌编导丑化过度。

如此，丘吉尔的银幕形象，成为影片的关键。在这部无所谓剧透的电影里，只要丘吉尔塑造得完美丰满，上述缺陷即使不能尽数掩盖，也有瑕不掩瑜的余地。幸运的是，导演找到了加里·奥德曼，后者以其敬业和极具光芒的表演，使影片最终成为一个人的独奏。走出影院后，观众将超过90%的掌声，献给奥德曼一人。

在观众印象中，加里·奥德曼也是一位从“至暗时刻”走向“荣光时刻”的演员。我看过他十多部电影，他曾是一名反派专业户，塑造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擅长扮演神经质的人物，他的突出能耐是，可以将夸饰的风格贴紧地气，前一个扮相与后一个扮相绝少相同。从诺兰导演“蜘蛛侠三部曲”中的戈登警长开始，我首次见到他出演正面角色，谈不上惊艳，但也令人耳目一新。然后，就是我偏爱的谍战片《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了，奥德曼担纲主演的史迈利是一名老牌英国特工，他展示了一种全程收缩的演技，肢体动作内敛至极，言语表情就像接受了鲁迅关于写作的修改建议，将可有可无的动作全部舍弃，不管大脑和胸膛里涌动着何等剧烈的风暴，神态上则是一派“八风不动”、“人淡如菊”的模样，在极度惊讶之时，双唇张开的幅度也仅够塞进一枝雪茄。加里·奥德曼若凭此角摘得影帝（他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尽管不像丘吉尔一角那样令人钦服，至少也说得过去。

扮演丘吉尔的成功，化妆师也要分得若干功劳。令人咋舌的是，奥德曼不仅五官改变了，连头颅构造都拥有了全新比例。他不是特型演员，在他出演前，我很难想像他能演好丘吉尔。但是，当丘吉尔松弛的腮帮子充盈于屏幕，仿佛蕴藏着鲸鱼的伟力，当丘吉尔特有的嗫嚅出现在耳边，影片就非成功不可了。

四

安德烈·巴赞提到，早在电影发明之前的1887年，法国摄影师纳达尔就表达了一个心愿：“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看到用照相术记录下演说家的举止与面部表情的变化，同时，用留声机记录下他的言谈。”丘吉尔就是该梦想的最佳对象。

当年的英国人不清楚丘吉尔在“办公室”里的所作所为，前线将士和后方民众都是通过声音认识这位领袖的。当时没有电视直播，下议院和广播电台才是丘吉尔的可见舞台，在该舞台上，口才是他的骏马，语言是他的疆场。他是天生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成就极高的历史学家，做过记者，据称还是拥有最多英语词汇量的作者，这个配置实在奢侈。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丘吉尔的演讲，无人确知。我们确信的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影片里，丘吉尔的反对者在议院长廊上窃窃私语，鄙夷丘吉尔“是个演员，只喜欢自己的声音”。在英国的制度设计里，首相都会遇到反对者，反对党是一项近乎天敌的存在。首相的政治生涯，英剧《国家秘密》（Secret　State）里有句台词说得很形象：“就像你每天不用麻药躺在手术台上。”但是，“演员”之于政治家，并非天然的贬义词，哲学家以撒亚·伯林曾赞叹丘吉尔的演讲：“他就像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或许是他这一类人中的最后一个，在灯火辉煌中以一种大气、从容不迫和高雅的语调说着令人难忘的台词。”无独有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当时最具才华的导演和演员奥逊·威尔斯时，凑着他的耳朵说：“你知道吗，奥逊，你和我是美国最好的两个演员。”为了将奉行中立法的美国带进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外表中厚的罗斯福不知展示了多少出色的演技。尼克松于1958年最后一次见到丘吉尔，他已老态龙钟，站立不稳，他在两名助手搀扶下送尼克松到门口，发现门外聚集着一群记者，在闪光灯的刺激下，尼克松都无法睁开眼睛了，但是丘吉尔——身上的反应却犹如电击般地迅速。他挺直身子，推开助手，一个人站在那里。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下巴朝前，目光炯炯，举起手伸出手指呈象征胜利的V字符号。

这绝对是一种表演，但又何其伟大。在影片里，丘吉尔明知“我军在后撤，全线溃退”，却通过电台鼓动民众。秘书安东尼不解：“我们没有赢，你的演讲却好像我们已经赢了。”丘吉尔答道：“我要用精神力量去鼓舞民众。”他还急切寻找西塞罗的书——西塞罗是古罗马演讲大师，深谙表演之道，仅留下的演说词就逾百万字。国王委婉地批评他“人民需要的是领导，而不是误导”，丘吉尔不为所动。当他需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激发民众，他不在乎事实，他坚信，只要向民众传递出信念，虚幻的胜利就有望促成真实的胜利。观众随即看到，他躲在厕所里打电话向罗斯福苦苦求援，内心近乎绝望；他也不惮于向国王承认自己的胆怯，但只要进入公众世界，他就像一名凯旋的将军，决不泄漏一星半点怯懦。丘吉尔地铁上与市民聊天的那场戏，首相把乘客名字一一记下，再对着议员逐一念出，也是一种出色的表演。表演不是政治家的原罪，正义不会仅仅因为它的属性就自发地走向胜利，恰如其分的扮相也会构成正义的引擎。在形势危急时，甚至赌徒心理也有合理性，丘吉尔的核心判断“即使英国抵抗失败，情况也不会比主动投降更坏”，就含有赌徒的算计，历史证明了该算计的正确。

但是，如此说来，容易与有着撒旦式口才的希特勒混淆。两者的界限是分明的，伯林作过比较：“丘吉尔不是一个吸收、聚焦、反射和放大别人情绪的灵敏镜头；和欧洲独裁者不同，他没有像一个仪器那样利用公众舆论。”希特勒以剥夺民众判断力、强化民族仇恨为目标的歇斯底里讲演，丘吉尔不屑为之，他即便使用排比句式，也保持着内在高贵。电影里的丘吉尔有时吞吞吐吐，吐词含混，他拥有出口成章的捷才，但更在乎表达的精确。丘吉尔的儿子兰道夫介绍过父亲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一篇讲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时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电影里多次强调丘吉尔的严谨，为了适应他的反复修改，女打字员提着打字机步步跟随，甚至走到浴室门口。在首次以首相身份对公众发表广播演说时，时间只剩30秒丘吉尔仍在顽强修改。丘吉尔试图激发国民的勇气，但拒绝蛊惑，他不想让人陷入迷狂。

真实的丘吉尔具有多重扮相，加里·奥德曼出色地展示了这些扮相，对此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