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名著《家庭论》出版。作为经济学历史上引用数量最高的著作之一，贝克尔将以下问题一股脑地纳入到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之中：从婚配制度的历史演变，到吸引男女组成家庭的动因；从两性在家庭事务上的分工选择，再到他们如何决定生育数量与抚养方式。之前，人们以神秘莫测的爱情之名歌咏家庭，借崇高璀璨的亲情之名赞颂家庭；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家庭的变迁。

近40年过去，众多研究者合力以贝克尔的进路研究家庭，日益将《家庭论》中的分析方式“发扬光大”。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传统的理论有的因此需要修正，有的则需要细化；同一时期，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收集和使用家庭相关的数据的能力。30年以前，我们几乎没有家庭的闲暇数据；30年以后，借助社交媒体及移动通信数据，我们甚至能够知晓家庭节日聚会时晚餐持续了多久——这一点能够反映出家庭内部联系的密切程度。借助海量的新资料，学者进一步勾勒了家庭的“细处”轮廓，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新模式。

2014年，由Brownings、Chiappori和Weiss三位学者合著的《家庭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amil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都是这一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Brownings现任牛津大学教授、谢菲尔德学院研究院，在生育决策、家庭内部消费差异及家庭内分工等方向发表过许多研究；Chiappori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研究堪称遍及家庭经济学的所有分支方向；Weiss是特拉维夫大学的讲席教授，在结婚-离婚决策及生育选择等方面耕耘颇多。总结这一领域，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三人组”了。

《家庭经济学》的内容颇为丰富。首先，作者用很大篇幅总结了近年来家庭模式的变化，点出了理论需要解释的方向。接下来，作者分两个部分扩展贝克尔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细致介绍了建模家庭的方法。第一部分的关注点是家庭内部：是什么激励了个体组成家庭？组成家庭之后，双方如何划分婚姻带来的收益？这些问题，和近年来社会讨论的许多热点密切相关：比方说，许多男女相互指责对方结婚“没有诚意”，在婚前拿出的财物数量不够；结婚以后，指责对方懒惰、认为双方责任划分不公的相关言论也越来越多。书中介绍的各类集体决策及讨价还价模型，是我们理解这些现象的“利器”。

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婚姻市场：从个体角度看，男女对心仪的配偶有哪些标准，他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型”？从整体角度看，当代的婚姻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模式？搜寻理论和匹配理论——诺奖已经认可了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的贡献——的发展，同样为我们探讨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将以上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想结婚？为什么他们越来越不想生小孩？为什么离婚率和再婚的比例都越来越高？诸如生育补贴、家庭保险等公共政策，会对社会造成哪些影响？理论以外，书中还为深入这些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工具。

本文将大致按照以上顺序概览《家庭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介绍过程中，尽量淡化其中技术性较强的内容，尽量突出推理的直觉以及相关的实证现象。这会导致书中的许多精华内容无法得到展现：例如，书中对建模技巧做了许多讨论。讨论特定现象时，如何取用适当形式的模型；如何综合多个假设，建立综合性较强的模型等，这些都是相当重要、却又在有限的文字范围内难以凸显的内容。书中还包含不少统计学方面的介绍：比方说，给定哪些条件，我们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经济学模型？这或许是评述方法论导向的好书时难以避免的遗憾；不过，仅仅“管窥”，也足以揭示本书的精彩之处。

“自然状态”的消亡

近年来婚姻模式的新动向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都将男女结婚视作“自然的状态”：在东方，最好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双双把家还”；在西方，上帝看见亚当，也会说出“那人独居不好”。然而，自1950年代以来，这一程式已经不再是“金科玉律”。根据三位作者收集的各国数据：19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寡居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群中的结婚率出现了显著下降，始终不婚或离婚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加拿大为例，不婚比例在30年间从15%上升至19%；同期，离婚的比率也翻了一倍，从约4%增加到7%。英国的不婚比例在 30年间从 14%上升至约23%，离婚比例也从4%上升到约10%。也就是说，找一个时间点去看全体社会成员的婚姻状态，处在婚姻状态中的比例显著减少了。相应地，同居的比例大幅增加。

另一个观测婚姻变迁的角度是追踪个体：在传统、保守的社会中，个体通常较早进入婚姻，之后不会轻易更换结婚对象。经历多段婚姻的比例相对较低，社会对这类人群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同样是1980年代后，各国年轻人婚姻模式日益与老一辈间出现差异。首先，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同样是来自大范围社会调查的数据：1930-1940年代出生的男性中，接近一半会在24岁及之前结婚；女性结婚的时间更早——22岁之前，她们的一多半已经叩开了婚姻的殿堂。等到1960-1970年间出生的这一代，男女间婚龄的差异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同时，24岁以前结婚的比例也下降到20%出头。其次，随着时间推移，结婚次数多于1次的人群比例也在显著增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婚姻都没有之前稳定了。

在结婚比例下降的同时，缔结婚姻的男女，彼此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具体而言，1970年代至2010年前后，夫妻双方的教育背景始终保持较强的相关性：将两边的教育年限拿出来做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始终保持在0.64到0.65之间。不过，有一点变化相当明显：双方教育程度相当的配偶比例长期保持稳定，一直在50%；然而，嫁给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的比例在上升，从20%增加到了30%；相应地，嫁给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在减少，从30%减少到20%。女性整体学历的上升可以解释这一点。此外，夫妻双方收入的相关系数出现了显著上升：从1970年代的0.2，蹿升至2010年前后的0.4。

家庭内部的情况如何呢？得益于新的数据源，三位作者可以做非常细致的观察：首先，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发生变化，但速度十分缓慢。整体来看，相比1975年时，各国男女的工作时间都在下降、闲暇时间在延长。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时间的比值在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下降——和教育一样，在劳动参与方面，男女变得更加平等。然而，如果家庭中育有儿童，男女间的分工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1975年时，如果家中有5岁以下的儿童，诸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女性通常选择完全退出职场。此时，她们每天的全职工作时间甚至还不到1小时。至2003年，当家中有5岁以下孩子需要照顾时，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只有2小时左右（相比之下，男性的工时大约在5-6小时之间）。一直要到孩子长到17岁以后，女性才能放手在职场工作。尽管家用电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减少了女性花在烹饪、洗衣等方面的时间，但多余的闲暇几乎完全被“照料孩子”这项事务占据了。

作为家庭决策的重要一环，生育率本身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同样是基于跨国数据，书中也总结了近年来生育率方面变化的基本模式。首先，相比1930出生的这一代，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们一辈子生育的孩子数量显著减少。前者的生育率多在2.3到2.7之间；后者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5到1.8。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生育3个或更多孩子的“大家庭”占比的下降，是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动因。之前，此类家庭占总体的比例在30%-40%之间；现在，此类家庭只占整体的10%，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只要两个小孩。与此相呼应，无论男女，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时间都在推迟：对1930年代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字是22-24；对1960-1970年代间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6-28。最后，传统的家庭纽带也在削弱，这一点又与婚姻形态的变迁有关：以美国为例，1950年时，93%的未成年孩子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8%。单亲家庭占据了社会的三分之一。

以上结果只是对书中总结的一个非常粗疏的概括：因篇幅所限，原文中许多分年龄、分经济状况、分教育程度的统计无法尽数交待；无论是家庭的时间利用，还是抚育孩子的过程，书中都提供了许多更加细致的统计。不过，仅仅是这些现象，已经足以唤起大家的兴趣：一方面，不少转折发生在1980年代以后，旧的经典需要改进，以便解释这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尽管原文基本没有讨论中国的情况，其中许多统计模式，也与2010年以后国内的人口特征变动相合。婚姻变得愈发不稳定、同居比例上升、生育率下降、家庭纽带削弱，等等，这些现象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对应的实证结果。尽管在部分领域存在细微区别——比方说，2010年之后，中国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呈现增加的趋势——众多主要发达国家的家庭模式变化轨迹与中国当下现实的相似之处，仍增强了本书剩余部分理论向外推广的效力。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对家庭内部决策的建模

总结事实以后，书中直接切入婚姻决策中的基础性问题：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作者在此处引用《传道书》中的经典段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人跌落，另一个人会扶起他/她……两个人躺在一起，可以相互取暖；如果只有一个人，谁来给他/她温暖呢？”结合近年来的研究，以下五点，都是男女缔结婚姻的动因：首先，夫妻可以合力提供公共品。一个人要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可以一起用一个房间；一个人做饭要一个锅，而一口锅也足以炒出两个人吃的菜；其次，通过分工，夫妻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即是这一点的体现；再次，夫妻间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对方提供信贷、协调双方的投资活动。比方说，男方去上大学，女方可以继续工作赚钱；等到男方毕业，女方又可以去念书。与这一点相关，夫妻可以帮助彼此应对风险。一方生病，另一方扶助；一方情绪低落，另一方可以给予安慰。最后，育儿也是婚姻的一项重要职能。

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变动，均与第一部分描述的婚姻模式变化密切相关。书中耐心向读者讲解：如何估计婚姻中这五个方面的正面效应，以及这些效应的幅度究竟有多大。以公共品提供为例，相比各自花销，两人搭伙究竟能带来多少效率改进？近年来的家庭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叫“公共性”的研究——一样商品或服务，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双方分享？房子的公共性非常大：买一所房子，两个人都可以安居；相比之下，衣物的公共性就要小很多了，男女一般没有办法穿对方的衣服。因此，前者的公共性指标就比较大，接近2（完全共享）；后者的这个指标就很小，只有1-1.2（几乎无法分享）。利用家庭各项开支的“公共性”高低和占总开支的指标，就可以计算婚姻在公共品方面为双方带来的实惠：整体来看，单身者要额外付出50%的开支，才能达到结婚者的生活水准。相比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因婚姻得到的福利更多。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近年来，“高收入阶层的婚姻相对更加稳定”这一现象。

风险应对也是婚姻承担的重要职能之一：一方面，由于夫妻双方的职业未必重合，收入出现高潮或低谷的时间节点有差异。一方遭遇失业或疾病等负面冲击时，来自另一方的资源资源常常可以抹平这项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人生上了一重保险。书中同样引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仅仅通过“保险”这一项渠道，婚姻就可以为双方来自财产总值约20%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家族网络联结相当紧密的地区，婚姻不仅可以帮助个体度过危机时段，还能有效在家族间转移风险。以印度为例，有研究成果显示：气候波动越大、收成更不稳定的地区，当地家庭结亲的对象距离通常会更远；无他，遭灾时间，近邻常常也是“难兄难弟”，只能指望远方气候相异的亲家接济。原文还专门辟出了一整节，讨论如何建模并实证风险世界中个体的婚姻决策。

版面所限，此处无法完全讨论书中对五种益处的分别处理。尽管如此，在第一部分邻近结尾的部分，作者搭建了一个较为一般的模型：在纳入以上诸多因素的同时，还讨论了家庭内部决策（包括离婚）及资源分配的机制。作者同时推导了模型得以识别的条件：什么时候，给定一组现实的观测数据，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模型中的所有参数、并进行后续的模拟与预测工作？书中还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综述。比方说，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以下17类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家庭内部话语权和资源的分配状况：收入差距、差距工资、年龄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对土地的控制、当地性别比、婚姻还是同居、是否有小孩、当地的离婚法制度、当地的赡养费制度、是否有单身福利、是否有给予特定性别的福利、双方社交网络，等等。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家庭内部“谁说了算”，进而影响家庭在储蓄率、生育率、消费选择、劳动参与率等诸多方面的决策。再细致一些：夫妻双方在各项开支——包括饮食、娱乐、交通等各方面——上的比例差异，也可以由前面提到的因素得到很好的解释。贝克尔当年名著中的许多猜想和推论，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实际证据的检验。

总之，通过阅读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弄明白家庭经济学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进展：首先，大家为什么要结婚？书中不仅列出了相关的五种机制，还为每种机制给出了对应的模型和估计方法。弄明白了影响结婚的是哪些因素，我们也就弄清楚了影响离婚的是哪些因素。许多相关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象：比方说，当房屋开支在总预算中占比急遽上升，而房屋又是“公共性”很高的项目，收入较低的年轻人的婚姻形态自然会因此发生变化——同居因此变得更加普遍。其次，书中还列举了影响家庭内部平衡的因素，并综述了每一因素对应的实证研究。其中许多因果关联，对我们理解中国现象也很有助益：例如，当地性别比上升时，男性在婚姻中的话语权会相应削弱。女方可以在婚前要求更多的转移支付；婚后，女性可能也会在家庭预算及家务分派方面握有主动权。借助原文提供的实证工具，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估算在婚内话语权及资源分配方面，每一因素具体影响幅度的大小。

“门有多当，户有多对”

婚姻匹配模式研究的新进展

第一部分仅仅讨论了个体为什么要组成家庭。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也相当重要：个体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配偶？对不同特征的配偶的挑拣，同样会影响之后话语权的分配及家庭的相关决策。在这一问题上，匹配和搜寻是两套常用的工具。以匹配为例，这代表了这么一类模型：男女两拨人，彼此对对方有个排序——谁是自己的意中人，哪些是自己宁愿单着也不想嫁/娶的对象，等等。一个均衡的匹配解要满足如下特征：首先，每个人最后嫁/娶的，都不是那些“宁愿单身也不要”的备选者；其次，不能有两个没有匹配上的人，彼此都觉得对方比自己现在的配偶更好——这样的话，家庭就不“稳定”了。书中说明：在非常松的一类假设下，上面提到的稳定匹配都存在。此外，通过拓展此类模型，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影响择偶的项目，并模拟实际择偶模式的变化。比方说，通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匹配模型，他们估算了男女外貌特征与金钱间的替代关系：对男性而言，收入每上升1%，即可抵消自己BMI　1%的上升；对女性而言，BMI每上升1%，在择偶方面的负面效果相当于少受两年教育。结合婚介网站及速配平台积累的大量数据，相关的研究仍在进一步深入。

在这一章中，作者同样尝试了“贯通”不同的理论：前面提到的匹配模型，足以解释大多数家庭模式的变迁。比方说，将“公共品”这一点与匹配模型结合，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缔结婚姻的双方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与收入或教育低于自己的异性结婚，带来的互补效应明显小于与状况相近的异性结合。如果每一个体都在如此激励下做决定，“门当户对”就将成为均衡中的匹配结果。男女教育和收入的差异，也可由匹配模型得到解释：对女性而言，由于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接受高等教育，自己未必能收回之前的投资。然而，考虑婚姻市场中自己因接受教育而“向上匹配”的可能性以后，深造就显得相当划算了——“努力成为护士，就会更容易嫁给医生”。此外，一旦部分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剩下的女性就会开始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这些因素结合，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国家持续的平权进程。在这一部分最后的两章中，作者成功地用类似的模型解释了近年来离婚及生育决策的变迁。和前面提到的现象及家庭内部决策部分一样，作者同样做了详尽的综述，并给出了相应的统计工具。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掌握目前家庭经济学前沿的各项主要研究工具，并了解相关方向的重要研究。这既是一本出色的手册，又是优秀的自学教材。尽管书中涉及的材料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偶有少量发展中国家的材料），但其间运用的分析框架相当一般化：我们正在经历的，正是发达国家数十年前走过的进程；二者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背后可由相通的理论范式解释。对那些感兴趣于家庭议题及相关政策设计、而又乐意接受理性选择范式的求知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加合适的读物了。这部500来页的作品，堪称入门这一领域的“金钥匙”。当然，本书也有一些缺憾：除数据来源相对单一外，相比贝克尔的名著，这本书关注的议题更加集中也因此失之简略。诸如婚姻选择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其他物种的结偶模式、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婚姻制度的存续与演变等非常有趣的题目，书中几乎都没有涉及；婚姻史部分讨论的缺失，让这本书缺失了几分读者可能本来期待的“厚重感”；此外，书中对部分数理细节的过分关注，可能会降低本书的阅读趣味；另外，经济学其实更多是解释边际上的变化，比如说什么影响了结婚率“上升”。有关爱情这类因素，很多时候是塞到类似“匹配质量”这种变量里，不去细究，有还是有的，只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分析的重点，因为太难做。

（作者为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