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吴秋婷 三年多过去，赵迟仍然清晰地记得拿到一张考卷和一根棒棒糖时的惊讶。这位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大四学生回忆说：“当时懵了，心里吓一跳。和考前班的套路完全不一样。”

2015年3月7日上午考“造型基础”，下午考“设计基础”。除了一张试卷外，每一位考生在上午和下午分别拿到了一根棒棒糖。“造型基础”要求学生对棒棒糖进行写生，再用线条对棒棒糖进行组合表现。“设计基础”科目首先要求学生根据拿到的棒棒糖创作一张色彩表达，再根据品尝棒棒糖的味觉体验，对原糖纸的包装设计进行“再设计”。

设计学院另一位大四学生许永强当时在央美附近的一处考点，第二场“设计基础”考试时，考场内已经空了一大半。他说：“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画，干脆选择弃考。”过去，设计学院的题目主要考察学生基础的绘画技艺，并且有章可循，棒棒糖的考题打破了艺术设计类考试的传统。当时，学院买来充当道具的棒棒糖便有将近两万根。

2015年3月，近1万名考生走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分布在全国的考点。他们中间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会是一次大变革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反思开始指向设计学科的各个环节。招生考试、学科架构、评价体系、资源对接，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审视和反思。2015年，设计学院开始走上教学改革的道路。在中央美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的构想中，教学改革本质上是一项系统性的改革，而设计学院教改要做的事情是随着时代的改变重新定义“设计”与“设计教育”的概念，突破传统产业设计沿袭下来的结构，提高师生的国际视野、让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学习、共享教师资源、使学院空间流动起来并将设计的各项资源共享。

宋协伟是设计学院教改背后的最大推手，一路引领和实践改革的设计与落地。“今天是一个以‘不确定’为确定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设计教育的未来。”2018年9月20日上午，有“设计联合国”之称的国际设计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ico-D）在中央美术学院多功能厅举行2018年北京平台会议，宋协伟发表演讲，介绍学院教改经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宋协伟雄心勃勃：“我们要培养的是未来设计行业的领军者、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答案在风中飘荡

一场艺术设计类考试，却给学生每人发一根棒棒糖，这是宋协伟的主意。他希望考察学生包括创造力在内的综合素质，而不局限于单一的绘画能力。

如果从中央美院的校外走过，很少有人不被学校路边的画室广告牌所吸引。广告牌沿街林立，大有围校之势。宣传标语大同小异——用成绩铸造实力品牌，或用升学率定义王者，这些画室在圈子里也被称作考前辅导班，大多分布在北京的通州宋庄，全国各地的艺考生为了“央美梦”聚集于此，在考前班中学习的时间一个月到一年不等。设计学院教师薛江说，考前辅导班因为利润高，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基本上所有参加美术艺考的学生，都会提前去上考前班。

以往，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考题套路往往能被画室圈摸到规律。参加过2014年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校考的一名考生回忆：“我们上考前班，基本都知道设计学院会怎么考，像‘素描’一般是考特定场景类。14年‘色彩’科目考的题目是‘奶奶家的厨房’，考之前我在考题班就有练过。”

2015年，设计学院的招生方式不同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素描”、“色彩”、“速写”和“创意设计”四大考试科目，被大刀阔斧地调整为只有“造型基础”和“设计基础”两门科目。“棒棒糖”的考题形式更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考题改变的背后，宋协伟在布一个更大的局。他试图以招生考试改革为契机，改变对设计人才的识别和培养方式。

2010年，宋协伟担任主管教学的设计学院副院长，他查阅了学院的教学设计相关资料，发现过去十余年间，学院的教学框架几乎没有过调整和变动。学院的招生考试题目也千篇一律，成为了应试的套路。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过去设计产品，考虑的是造型美学、人体工学等等，现在智能化以后，科技改变了工业产品的价值承载方式，所有产品成为链条关系，设计已经由单一产品形态设计转向系统设计，有着上下的语境关系。但我们对设计人才的识别和考核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传统工业时代里。”他说。

基于这些思考，他做出判断，设计学院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并且教改要从人才识别方式的改变开始。“棒棒糖”的考题于是横空出世，之后，设计学院每年的考题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2016年的“转基因鱼”、2017年的“鲍勃·迪伦”，再到2018年的“幸福指数”，几个题目相互间看似毫无关联，但背后却有着一套严密的思考逻辑。

宋协伟解释，第一年之所以选择从较为基础的“棒棒糖”入手，是因为担心改革的步子太大，容易引起争议。“棒棒糖源自每个人的童年记忆，是大家熟悉的东西，但可以考察学生对个人体验的独特表达与再设计能力。”第二年的题目进一步深入，要求考生凭想象绘画“转基因鱼”，由个人体验转向社会焦点，考察学生创造力与对人类生存话题的日常关注。

2016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作家兼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歌曲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5个月后，设计学院在2017年校考当中，将他的一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荡”作为考试题目，让考生绘制一幅能表现该歌意境的造型视觉画面，并为他设计一张获奖证书。

“答案在风中飘荡”是鲍勃·迪伦上世纪60年代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用诗意的语言，对正义、和平一次次追问。宋协伟说，评卷过程中，看到了许多让他异常感动的作品。“设计学院希望考生不仅为求学而来，更要为实现个人价值以及怀抱对社会文化价值传播的责任感而来。”这也是他对未来设计师的定义。

今年的考题是“幸福指数”，强调学生思考对幸福的理解，关注考生对社会热点的感知和洞察能力，体现了教育帮助人寻找自身幸福这一意义，不走寻常路的考题已是设计学院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媒体上分析和讲解当年的招生考试题，成为宋协伟每年艺考结束后的一项固定工作。与之相应的是，薛天宠发现，很多考前班开始放弃涉及央美设计学院的考前辅导，“考试没有套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来做这件事情了”。

经常有高中生咨询赵迟，绘画基本功弱一点有没有考上设计学院的希望，她基本都会给予鼓励：“基本功弱些没关系，重要的是有想法。考题改革以后，对于那些有自己想法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类“跨学科”

人才识别方式的改革只是第一步。设计学院教改最核心，同时也是最艰巨的部分，是人才培养方式的大变革。打破传统学科的专业壁垒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不同于纯美术教学，设计学对时代的命题有着更强的灵敏度。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　1年）》中，艺术学从原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同时，艺术设计从原属于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下一个专业，升级为艺术学门类下的“设计学”一级学科。

新的设计学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确立，结束了设计学科长期附属于美术学科之下的尴尬局面。设计学科的升格意味着自身的实践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特点获得了承认。彼时，一些业内的人提出了跨学科的概念，并把它作为设计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把跨学科从纸面落到实地的，央美设计学院还是第一个。

2015年，赵迟作为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学生进校，按照以往的惯例，大一是基础部，不分专业上课，进入大二后需要选择专业，并且进入独立的导师工作室，课表由学院统一安排。但赵迟从大一入学开始，就听到学院领导和老师不断强调，未来学院教改的方向将是打破专业壁垒。大一下学期的末尾，赵迟和她的同学们接到了正式通知：大二不分专业选课。最初她有些忐忑，毕竟，这种教改模式完全不同以往。

中央美院是一所百年老校，最早的设计专业是北平艺专时期的图案科，后来系科的名称和设置屡有变更。1995年，中央美院的设计系恢复重建。2001年中央美术学院从中转办学的校址搬进位于北京朝阳的花家地校区，第二年在当时中央美院领导的推动下，新建立了设计学院，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时装、首饰、摄影、数字媒体设计等七个专业。

宋协伟把这七个专业比喻成七个盒子。这七个盒子形成于以造“物”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时代，在过去，七个盒子看似相互间具有关联，但实际上完全封闭、各自为营。这并不符合宋协伟对“未来设计教育”的设想。

未来的设计教育是怎样的？宋协伟认为，设计已经不再只是生产式的“设计”概念，而是解决人类棘手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未来的设计教育应当突破学科边界。他的逻辑是，面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的不断推进，设计正在转化为一种无边际的社会实践。与之对应的是，设计教育不再只是单纯的造型设计教育，而应该是多学科、跨领域、无边界的教育形态。

宋协伟用了一个概念来总结——“大设计”教育格局。2016年，学院开始尝试专业融合。在教学的总体思路上，宋协伟和学院老师也进行了重新思考，最终形成了战略设计、科技设计、思维设计、产业设计、设计理论的五大学科定位。

这种教改思路在形成前期，也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打磨。

20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宋协伟向学校领导递交了教改材料——一份长达200页的教改思路ppt。元旦假期刚过，一位学校领导找到宋协伟，说：“我三天假期什么都没做，都在读你的材料。”学校领导最终对宋协伟的教改思路表示了支持。

实际的推行过程中，打破学科边界的选课机制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抵触的情绪部分来自于改革对旧有利益格局的触及。过去学院有导师工作室，常有老师带着学生外接项目赚钱，把教书当作了副业，甚至讲义多年不变。但是改革后的选课机制给老师带来了压力。“如果老师的课没人选，就意味着这门课程将被取消。那么老师的课时费就没有了，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设计学院教师薛天宠解释。

在这一点上，宋协伟没有妥协和让步。他把老师召集起来开会，反复解释改革的初衷和目的，并且表示，教改同样能够给老师带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他经常向老师强调一个词“师生共进”：老师应该和学生一起学习、探索世界和新的知识。

除此外，一些传统学科的老师质疑：打破学科壁垒是否意味着取消学科、学科的专业性如何保证。面对这种质疑，宋协伟在学院教师会议上解释：教改取消的是专业的管理和结构模式，而非不要专业了。改革不是全盘推翻，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合理重构。在采访中，他屡次强调这一点。他依然喜欢用盒子来做解释：“七个专业是七个盒子，盒子底部是传统学科的学科性。教改是推倒盒子的四壁，但盒子的底部依然存在。”话到激动处，宋协伟会扬起声调，加快语速，伴随着说话频率，用手指背不停敲击桌面。

如今，这种教改理念在院内获得了普遍认可。在设计学院教师李玉峰看来，跨学科的教改方式符合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全世界都在进行深层次的跨学科改革，传统设计学科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新时期的设计人才需要具备思维创造性、知识丰富性，打破专业边界后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课程调整

在教学领域，更多的改革尝试也在落地。学院在开放不同专业课程的同时，增加选课数量，对课程结构进行重新梳理，还建立了10%淘汰率的延毕机制。宋协伟说，这些改革举措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向自我计划、主动学习转变。

在艺术教育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双重性里，设计学是艺术教育伸向未来的那只触手。围绕着未来设计的理念，学院在教改后增设了数百门的新课程，涉及的领域大多是时代最前沿的艺术设计话题，比如艺术与科技、危机设计、艺术理疗等等。

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了学院对本科毕业生小组设计的主题设定上。教改后，学院在个人毕业设计的基础上增加了小组毕业设计的环节，大的主题方向由学院设定。去年，毕业生小组毕设的主题是围绕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设计，今年则是依据《人类简史》、《今日简史》、《未来简史》三本书确定设计思路。核心方向都是针对未来的人类需求进行思考和设计。

多元化的跨专业选课机制看似自由，实则也有约束。根据教改方案，每年本科毕业生当中，依据最后的毕业设计成果，会有至少10%的人被要求延毕。末位淘汰是学院的强制性规定。

有老师质疑这会给学生造成过大的压力，但宋协伟坚持本科延毕机制具有必要性：“为什么要采取末位淘汰制，因为末位是触动人的利益，能激发学生的动力。但触动利益要得罪人的，所以有些老师对我意见很大。”

从2016年1.0版教改方案诞生以来，宋协伟和学院老师便没有了暑假的概念。每年7、8月，他们都会商讨并调整教改方案，9月开学时给教改“升级换代”。及至2018年9月开学，教改已经更新到了3.0版。“我们现在的教改没有人敢保证是对的，我们是在不断试错，但试错也是有价值的。教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位学院老师评价。

薛天宠后来对前两版的教改方案有过反思，他认为，1.0版本的教改设计只是单纯的打破专业壁垒，缺乏对学生的选课引导，一些学生在自由选课的时候失去了方向。2.0版的教改调整了课程结构设置，丰富了课程内容，让课程更具针对性，教学目的也更清晰。现在的3.0版的教改则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结合，进一步完善课程。

一个明显的注脚是，去年开始，学院给大一新生增设了一门名为“大学·趋势·幸福”的基础课。这门课由近二十名老师共同教授，引导学生认知自我、大学和世界，从而帮助学生在之后的选课过程中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规划。今年秋季开学，学院对这门设计认知系列课程又进行了调整，内容上更加丰富。

未来设计

教改消解了学院内看似牢不可破的学科边界，也在探索学院之外通往未来设计的新道路。

2017年，作为教育部唯一一所直属的艺术院校，中央美院下属的美术学和设计学荣列“一流学科”的名录。中央美院设计学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设计学类的“一流学科”。宋协伟把“一流学科”视为一个新的进阶，以及一份新的责任。“央美设计学院作为教育部设计专业唯一一个一流学科，应该担当设计学科发展的风向标。”

新的改变正在这样的思路下发生。去年年底，为了推进教改而形成的“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正式启动，整个项目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从“激活创新”邀请全球学术圈与产业的领军人物提出问题，到“青年之为”以教育者与学生开展的课题实践，再反馈到“教育不在”的政策制定者与领导者——校长论坛共论未来设计教育战略制定。

第一个环节是去年12月举行的“激活创新-圆桌论坛”，通过思想激荡、提出问题来讨论未来教育和设计的发展趋势。

当时，论坛会场设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三层。宋协伟是活动的总策划，他找人做了一张18米直径的大圆桌，让裁缝做了一大张白布蒙上了桌子，邀请的16位嘉宾和现场观众围绕桌子就坐。圆桌前的LED屏幕有将近六十米长，屏幕直插入美术馆的墙里。在宋协伟的设想中，从外部看不到屏幕的尽头，在空间的维度寓意着未来的无限延展。

宋协伟试图建构“跨文化、跨时空、跨领域”的国际化学术研讨情境。他邀请了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嘉宾参加论坛，其中包括了《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凯利、设计师布鲁斯·茅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等院校的院长、教授。据统计，实时有22万人次观看了学校自己组织的现场直播，另有来自全球六十余所艺术设计高校师生参与了直播互动讨论，累计播放量过百万次。

论坛开始前，学院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未来问题，例如，“未来人类最忧虑的是什么”“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大学教育的终极使命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全球教育计划第二个环节“青年之为-教育实践”的课题来源。

在宋协伟和他的老师们眼中，教改正在为设计学院带来新的可能。今年上半年，中央美术学院与英国皇家艺术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设计学院也在和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洽谈着合作方式。目前，设计学院正在筹建海外分院，按照宋协伟的设想，今后每个进入设计学院的学生，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在海外分院学习。培养国际化人才也是教改的目标之一。

宋协伟目前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如何推动领域专家对未来设计重新定义。去年，“激活创新-圆桌对话”活动举办的前一个月，对于是否继续筹备，宋协伟曾有过强烈的动摇心态，当时全院上下为了活动已经忙碌了大半年。“钱的问题是一方面，最焦虑的是，这种教改形式究竟有多少人会理解和支持。”

在9月20日的ico-D会议上，他在提及学院教改遇到的阻力时，表露了自己推动改革的决心，言语中甚至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他的原话是：“我们的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我个人遭到很多言语上的攻击。但是我不在乎，改革有阻力是必然的，而责任才是第一位。”

宋协伟的理想中，设计是未来社会的核心生产力，但未来设计师的力量不局限于对一个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推动，对现代城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设计师应当参与对现代人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的塑造。设计教育的改革也应该以此为参照。“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对社会有责任感的设计人才。”他说。

“老宋是一个思路开阔、战略方向敏感的人，他对未来的设计发展和教学培养比较敏感，并且愿意接受新事物。他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上，这其实也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基本素质。”设计学院教师李玉峰评价。

学院许多老师口中的宋协伟是个工作狂，每天早晨八九点到校，凌晨两三点离开学校，没有周末，从不午休。进入9月更是如此。2018年9月20日，参加ico-D会议演讲的当天，宋协伟凌晨近三点离开学院办公室，早晨八点多又赶回开会。

ico-D北京平台会议召开的前一周，在中央美院作为会议主办单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设计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宋协伟回答：“设计就是改变世界。”会议当天，宋协伟的“设计不在”演讲以一张白底的幻灯片作为结尾，超出预定时间10分钟。幻灯片的正中央是六个蓝色大字——“我们如何改变”。他说：“如何改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