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公园内的西乡隆盛塑像）

【城南旧事】

1867年1月19日，明治天皇继承皇位。天皇的变动，使倒幕派认为机会来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倒幕活动。积极促进萨长联盟的坂本龙马，是倒幕派重要人物，考虑到未来日本作为国家的建构，他在1867年6月提出了“船中八策”，主张建立一个以朝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实行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制定宪法，设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他是最早有“日本”观念的武士之一，所以一直不希望武力讨幕，避免日本发生内战。他认为如果幕府认识到萨长联盟的力量，主动把政权归还朝廷，就没有必要武力倒幕了。

在各方力量运作下，1867年10月，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把权力奉还朝廷。幕府此举的真实目的是想以主动“大政奉还”，避免萨长联盟发动战争，而实权还是在自己手中。虽然幕府有此想法，但这毕竟标志幕末结束，德川家康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江户幕府落下帷幕，不过幕府仍掌握政治主导权。

幕府“大政奉还”后，天皇下令各藩主马上前来京都共商国策，可是只有几个藩主响应上京，其他绝大多数的藩主都按兵不动，因为他们并不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怕得罪幕府，不敢贸然行动。面对此局面，倒幕派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朝廷还是只能要求幕府继续掌管政权，朝廷虽然收回政权，却命令不了全国各藩主。坚决倒幕的萨摩、长州两藩认为在这情况下，只能以武力推翻幕府政权，新政府才能顺利成立，天皇才能真正掌权。此时天皇秘密下达了批准他们征讨幕府的手令，但天皇只16岁，且此手令并无天皇印章，所以许多人认为是岩仓具视等反幕府的朝臣假借天皇名义发出的。

1868年1月3日，萨、长藩以“王政复古”为旗号公开讨伐幕府，明治天皇召开有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出席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并责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和财产。岩仓具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领袖人物公开号召推翻幕府统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标志明治维新运动开始。

1月6日夜间，德川庆喜逃往大阪，集中兵力反扑，内战爆发，决定日本命运的戊辰战争开始。西乡隆盛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幕府军队与讨幕军队萨摩、长州军队在京都附近鸟羽、伏见大战。在岩仓具视指示下，大久保利通等暗地制作代表天皇的锦之御旗（当时并没有锦之御旗，据说是按古书制作的）。此举一出，作为朝廷军队的讨幕军士气大振，幕府军成为贼军。德川庆喜逃往江户。3月13-14日，代表幕府的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会谈，决定江户和平开城，繁华的江户免于战火。4月11日，德川庆喜退到水户，他的余部在关东和东北地方继续抵抗。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战争一直持续到1869年，幕府军在箱馆投降，戊辰战争完全结束。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以各遂其志，人心不倦为要；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天皇亲政，公议众论，开国和亲，吸收西方文化。8月27日举行即位仪式，规定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改变了古代的根据吉凶祸福、轻易改元的做法。1868年7月17日，把江户改名为东京。9月8日，年号由“庆应”改为“明治”，1869年3月正式迁东京。

因功勋卓著，西乡隆盛被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然而，功成名就的西乡马上陷入矛盾之中。新政府要建立理性、现代的行政机构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在内政方面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产生分歧；加之他仍有传统“忠义”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在萨摩藩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870年12月18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明治政府一众高官来到鹿儿岛。他们决定建设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日本，准备废藩置县，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但如果没有萨摩藩的支持，具体说如果没有西乡隆盛的同意，废藩置县很难实现。组建国家军队，西乡是不二之选。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请西乡到中央政府任职。经过几天的商谈劝说，西乡终于同意到中央任职。

对废藩置县，他态度暧昧，对建立依靠法制、法规运行的现代行政机构也有保留意见，但同意要建立一支独立于各藩的国家军队。1871年初春，他来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经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反复做工作，西乡最终同意废藩置县。1871年7月，明治政府正式废藩制县。他在新政府主要工作是创办国家军队，于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1871年11月，岩仓具视访欧美代表团出发。众多高官考察欧美，探讨日本究竟应走什么道路，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则留守国内主持政府日常工作。使团出国前有约定，国内各重大事务改革、调整要回国后再进行。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还是迫不及待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重要的，是他主张“征韩”，就是侵略朝鲜，并开始在朝鲜挑事。1873年8月，岩仓具视等还在访问欧美期间，西乡隆盛就在内阁通过了朝鲜派遣决议，事实上征韩。10月14日，岩仓具视等人回国，对西乡擅自做主大为不满，否决了他的征韩方案，西乡隆盛对此大为愤怒，提出辞职，回到家乡鹿儿岛。

回岛后，他兴办了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新政策，除了废藩制县，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是实行“四民平等”，就是打破原来固定、僵化的社会结构。废除原有公卿、大名诸侯称号，改称为华族，武士一律改称“士族”，农、工、商统称为平民，贱民也废除，归于平民。准许华族与平民婚姻，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具有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传统身份制度的束缚实际上取消，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废藩置县，但维新前武士的禄米（即家禄）新政府也不能突然全部废除，而只能进行禄制改革，以削减支给的形式由政府持续供给。武士的岁禄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迅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明治政府急缺资金，终于在1876年3月，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的佩刀权；8月做出决定，正式实施全部废除家禄制度的“秩禄处分”，虽然允许他们自由经营商业、农业、工业作为补偿，但武士阶层毕竟丧失了在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沿袭数百年的秩禄制度被彻底废除。“四民平等”使武士的社会地位实际下降，被剥夺佩刀权，使武士大有受辱之感，而秩禄处分则使武士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武士利益受损。这些积极参加倒幕的武士认为自己被明治政府欺骗，愤怒异常，一些地方开始造反活动。1877年1月-1877年9月，萨摩藩以私学校学生为主体的几万武士发动了反政府武装叛乱，推举西乡隆盛为领袖。在忠于政府与忠于利益受损的武士之间，“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选择了武士。

西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武士阶层才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的选择是对明治政府废除武士阶层的反抗，是对现代化必然带来的商业化的反抗。与其他许多武士一样，他虽然积极参加倒幕，其实并不真正理解倒幕、维新的现代化追求。附提一下，由于他的私学校是武士造反的大本营，所以明治政府长期对私人办学一直态度消极、甚至警惕戒备。

武士与明治政府间的这场战争史称西南战争。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最后他于9月24日战败于鹿儿岛城山，请人“介错”。（切腹是武士道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切腹过程太过痛苦，很容易失败，所以很多时候切腹者会委托其信赖者为他“介错”，也就是切腹者自己划上一刀切开腹部之后，由他人立即补上一刀，砍下切腹者的头颅，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作者注）政府军的总指挥正是他当年的同志、战友、下级山县有朋。由于西乡隆盛是“介错”而亡，其首级一直没有找到，民间甚至盛传他并未死亡，因此一直有种种他现身某处的传说。

由功勋最著的明治功臣，突然成为反贼叛国贼。但明治 22年（1889年），日本政府有颁布宪法大赦了他，撤消其叛乱罪名，恢复名誉，并被追赠国正三位。十年以后，东京上野公园里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供人瞻仰。西乡隆盛的一生充满传奇，那种浪漫色彩和道德精神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被称为“最后的武士”，一直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重要的精神象征。

尽管威望极高，是新政府的大英雄，但他从根本上持守的是旧式武士哲学，跟不上也理解不了时代的变迁。曾与西乡共事的大隈重信对其评价并不高，他公开说：“西乡到底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领导力，我对此非常存疑。很不幸的是这种疑问后来变为了失望，失望之后又变成了一片痛心。”“他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

深具浪漫情怀的造反者，在造反成功后最为痛苦或者说最为不幸，因为造反成功后，新政权建立后必须强调稳定和秩序，建立层级行政机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都与那种浪漫情怀格格不入。明治新政府的幸运就在于它没有让西乡隆盛这个维新大英雄的浪漫情怀所主导，而是理性、冷静甚至冷酷地否定了他。在死去十余年已不再具有现实性之后，再给他恢复名誉，满足了人们对大英雄的精神性需求。对西乡隆盛和明治政府来说，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历史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