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最后的胜利者(上)

雷颐2018-10-19 23:35

雷颐

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被称为明治维新“后三杰”。“后三杰”中,最有名的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没有伊藤博文那样有名,而且在与伊藤博文的政争中惨遭失败,官职全免,余党被肃。但在历史的输赢中,一时的失败者大隈重信却是最终的胜利者,一时的胜利者伊藤博文却是最后的失败者。

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之争,其实质是日本国家发展的方向之争。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治维新已十年有余,日本的现代转型进入关键时刻,日本向何处去?日本应走什么道路?无可避免地摆在“现代日本”的建构者面前。在这场事关日本方向、前途、国运的激烈斗争中,当时的日本否决了大隈重信的方案,而选择了伊藤博文的方案。这当然是他个人的失败,但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日本的国家失败。确实,他比伊藤博文更有远见,无奈现实总是选择没有远见的“现实”者。

新时代要有新知识才能卡C位

大隈重信于1838年出生于佐贺藩,明治维新时他30岁。明治维新前,日本有大小300多个藩国,曾经水火不容的萨、长两藩,竟然联藩倒幕,经过1869-1871年戊辰战争,倒幕成功,建立明治政府。在倒幕战争开始的时候,一些藩不知最后究竟谁输谁赢,多取观望态度。佐贺藩也是态度犹疑,左右观望,只到战争马上就要结束,大局底定,才匆匆宣布加入倒幕阵营,事实上没有参加战斗。

明治新政府成立,论功行赏,新政府中的重要位置主要被萨摩、长州两藩的有功之臣占据,佐贺藩最后时刻才参加倒幕阵营,自然没有重要位置。但来自佐贺的大隈重信不久就受到重用,且升迁迅速,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开始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知识,他恰恰具有时代所需而时人多不具备的新知识。

日本开国前,大隈重信的父亲曾受幕府之命,担任过警备长崎的炮台长。长崎是日本锁国时代惟一对外开放的地方,虽然只对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开放,但毕竟也是开放,风气没有其他地方那样保守。7岁时,他与其他武士之子一样,就读于武士的子弟学校弘道馆。武士学校,除了学武,还要习文,学习汉学。汉学就是朱子学、程朱理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书和《易》、《诗》、《书》、《春秋》、《礼记》这五经,还要读《昭明文选》、《资治通鉴》,当然还有武士道教科书《叶隐》。18岁时,他对武士学校的僵化教育不满,要求改革学校教育,结果被学校开除。虽然不久学校宣布撤销处分,但他却不愿返校,进入“兰学寮”学习。“兰学寮”就是学习荷兰学问的地方,主要是学一些技术。他家三代都是炮术师,他也承袭家业,学习炮术、航海,机械。毕业后,他留校当老师,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还想方设法学习当时非常有限的西方历史、宪法、国际法。此时日本人学这类知识者很少,但他对这种新知识却兴趣异常,反映了他的敏感。

1853年,幕府在美国舰队的压迫下开国。1860年,幕府第一次派使团到美国,佐贺藩有五个名额,其中二人是大隈重信的好友,回来谈结他起美国见闻,深受触动。佐贺藩藩主颇有见识,也感到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命令他带三十弟子到长崎办英语学校“致远馆”。在办学过程中,大隈认识一位荷兰传教士,跟着这位传教士更深入地学习荷兰宪法、基督教历史、国际法。这些知识,当时仍不被人看重。

1867年,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体的倒幕运动如火如荼,对时代有清醒认识的大隈重信认为佐贺藩太沉闷,一心想脱藩,便参加风起云涌的倒幕运动。当时各藩由藩主及其家臣、武士组成。如果这些家臣、武士没有获得藩主同意就擅自离开领地的话,会判脱藩死罪。大隈重信的脱藩举动被发现,本应死罪,但藩主宽大,将他从死罪改为禁闭。禁闭期间,他反而设法动员藩主参加尊王攘夷运动,但藩主仍无法判断形势,拿不准双方胜负,不愿参加。对形势有清醒看法的大隈重信很失望,苦于禁闭之中一直找不到机会脱藩。1868年,佐贺藩主最后见幕府大势已去,也表态加入尊王攘夷阵营。这时倒幕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大战已经打响,当佐贺藩军队赶到战场,战斗刚刚结束。

明治维新,日本进入新时代,藩主也解除了大隈重信的禁闭,他重新开始致远馆的英语教学工作。长崎是有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地方,他负责处理了一些与欧洲商人和基督教有关的商业、宗教问题。新成立的明治维新政府对外交涉越来越多,苦于没有人才,听说他懂国际法,在长崎处理过对外事务,就被调到中央政府当了一名外交机构的小官。他的官级虽低,但参与实际谈判,几次重要谈判事实上他都是日方主要谈判者。利用丰富的国际法、西方历史知识,在与英、法、美的几次谈判中都获得成功,维护了日本权益,他的地位因此迅速提高。

佐贺藩参加倒幕很晚,所以无人在政府中占据要职,明治维新的领袖集团业已形成,但资浅位轻的大隈重信却脱颖而出,迅速进入到领袖预备队的行列,这确实得益于他的新知识和新视角。

参与新国家的建设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大刀阔斧推进现代化,宣布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四民平等,确定私人财产权。土地私人所有,废除土地不得买卖的禁令,课税标准以产量改为按地价,废除实物地租,改货币地租等一系列改革。

大隈重信在1869年即明治二年任外国官副知事,进入国家中心领袖层,成为实力派人物。不久,他又兼任会计官副知事的重任,“会计官”稍后升格为“大藏省”,他也就在“大藏卿”下就任了“大藏大辅”,大藏卿是伊达宗城,大辅是大隈,少辅是伊藤博文。大藏省负责财政,财政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他又兼任“民部大辅”。此时日本奉行迅速“文明开化”路线,大力发展近代产业,兴起现代化建设热潮,一时间架电线、修铁路、兴建各种机械制造工厂,资金格外紧张、格外困难。大隈重信手握财政与民政双重大权,各方自然都向他要钱。他想方设法,特别是利用自己的外交、外贸知识与关系,从外国大量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这种现代化建设的“急进主义”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反对,遇到不少阻力,

大隈重信作为“急进主义”的重要执行者,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机构调整中,他时降时升。但威望甚高的大久保利通就任大藏卿后,坚决主张并赞同“急进”,委托“工部省”负责近代化建设。工部省正是大隈重信提倡下成立的,工业、矿山、铁道、路灯、造船、电信、冶炼、制造等全由工部省统筹建设,成为大隈重信等人主张信奉的“开化”、“开发主义”的新桥头堡。

当时金融体系非常落后,币制混乱,原来各藩发行的货币仍在流通,严重阻碍了实业的发展,必须改革。幕末时期经济困难,各藩劣币流行,几乎都是伪造的“泥银”。日本被迫开放后与外国通商,劣币引起外国抗议。明治元年8月,禁止各藩造劣币,政府自己造统一货币。但此时政府并无实力,造出来的其实也是劣币,并无实效。1871年大隈重信进行币制根本改革,旧制两、分、朱、钱四进制,大隈主张与国际接轨,将四进制改为元、钱、厘十进制,并且将方形钱改为圆形钱。大隈重信还提出必须成立铸币机构以铸新币,他设法从香港进口铸币机,引进技术人才。他确实“急进”,想立刻将日本货币改为世界通行的金本位,但此时日本国力根本不行,几改几退,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实,实行银本位。顺便提一下,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福自天来”,获得大量中国战争赔款,才有了实行金本位的实力。实行金本位极大促进了日本同以英国为代表的世界金本位国家贸易,打开了大规模引进外资之路。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岩仓具视访欧美代表团出发,考察欧美。代表团成员有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直到1873年10月才回国。在这两年时间内,只留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留守国内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独自负责财政工作的大隈重信比从前压力更大,财政依然紧张,新税制改革成效还未能显示出来,各方怨声载道,公职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此时日本仍然实行旧历,依旧历明治六年,即1873年还是闰年,有13个月,比往年还要多发一个月薪水。为了紧缩开支,大隈重信灵机一动,在1872年11月,明治五年十月,突然果断宣布从下一年起实行公历。这样,1873年将只发12个月的薪水。不仅如此,1873年1月是旧历明治五年的12月,事实上旧历这个月的薪水也被砍掉,由1873年1月薪水取代。一头一尾,实际上少发两个月薪水。财政的紧张与大隈重信的精明狡猾,由此可见一斑。

岩仓具视等访问欧美期间,西乡隆盛在内阁通过朝鲜派遣决议,事实上征韩。1873年10月14日,岩仓等回国,否决西乡侵略朝鲜决定,西乡于10月23日愤怒提出辞职,回到鹿儿岛,政府分裂。

对于西乡隆盛侵略朝鲜的主张,大隈重信当时虽未反对,但作为留守政府中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也未表示支持,因此未受牵连,反因工作尽职有效而升官,1873年10月末,任参议兼大藏卿。与西乡隆盛这段密切共事的经历,使他对西乡有较多的了解。他对西乡在和平时期行政能力评价不高,曾公开说:“他到底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领导力,我对此非常存疑。很不幸的是,这种疑问后来变为了失望,失望之后又变成了一片痛心。”“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