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一

阴影中的理查德·尼克松伸出手指，挑开窗帘，一双刺客的眼睛审视着三位来客：英国脱口秀主持人戴维·福斯特及两名助手。助手中有位库欣小姐，背部全裸，看上去比“泰坦尼克号”还要壮美和危险——至少依20世纪70年代的标准是这样。尼克松目不转睛地看，脸上露出算不上慈祥的笑意，直到助手提醒他“集中注意力”。观众笑了，他们意识到，即使落难，老政客的身心仍处于全方位躁动中。

来客让尼克松如临大敌。他刚刚因“水门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下台的总统，凄惶落寞。原副总统杰拉德·福特升任总统后，给予尼克松刑事赦免，使他得以远栖加州，避免牢狱之灾。他的部下就没那么幸运了，锒铛入狱者不乏其人。但是，受制于旺盛进取心的牵引——他对经纪人说：“永远不要退休。我认为世上最不开心的，就是退休的人。没有目标。人生要有意义，就得有目标……哪怕你不会赢。”——尼克松得了好处偏卖乖，抱怨自己失去了公开申辩的机会。其实，他至少免去了“法律辩护所带来的灾难性的费用，以及政敌给予他的进一步的折磨”（保罗·约翰逊语）。作为年少得志、猛志常在的政客，他永远无法摆脱的身心剧痛是：“水门事件”后，政治丑闻往往加上“门”的后缀，比尔·克林顿总统与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在白宫干的事，与尼克松毫无干系，但一个“拉链门”的界定，硬生生把尼克松拉来陪绑。尼克松生当怀恨，死不瞑目。

尼克松重视来客，有两大原因：一，他需要一个有点来头、不难对付的记者，以便通过专访，洗去污点，重回舆论中心，为日后的“东山再起”蓄力造势。麦克·辛扮演的“花花公子”模样的英国人福斯特看上去非常合适。二，为了维持自己迹近流放的生活，他需要赚点钱，而猴急的福斯特单单一个见面签字费，就给了20万美元。阅历惊人的尼克松一眼看出，这傻小子是自己掏的钱。“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尼克松对助理说。掂量了福斯特一行的斤两，尼克松变得轻松，俏皮话不断，他当面取笑福斯特花的钱都可以拍一部《宾虚》了，他不怕搞事地称对方为“最高审判官”，要求双方“坦诚相见”。假如访谈者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王牌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尼克松断不会如此“搞事”。合影完毕后，下台总统用一种训练有素的自嘲，对库欣小姐说：“你该把照片挂在墙上，让你的自由派朋友练习飞镖。”旋又对福斯特低语：“你应该娶那个女人。她不仅漂亮，最重要的是，她住在摩洛哥，那边免税。”尼克松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在福斯特询问支票接收者写谁的名字时，他不客气地打断经纪人，报出自己的全名。经纪人一脸惊愕——显然，这不合常规。

在尼克松强大气场的震慑下，作为对话者兼挑战者的福斯特，心气全无，就地降格为一个谋求合影的追星客。本来，他被郑重告知的采访使命是：迫使尼克松在镜头前向美国人民低头认罪。福斯特的合作者吉姆概括道：“美国人民需要看到他被定罪。整个政治体系是否还能维持尊严，甚至国家的民主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此。”他又补充道：“如果我们的节目让尼克松洗白自己，我们就成千古罪人了。”

以上是电影《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2008）开场戏中的几组场景，导演朗·霍华德熟练地调度着电影语言，在百老汇声誉日隆的表演大师弗兰克·兰格拉游刃有余地演绎着尼克松（他因该角色获得了奥斯卡影帝的提名），观众则瞬间完成了角色确认：一个过度玩弄权谋的政坛老滑头。他们在想，若非《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难，若非司法部门幸运地发现了他未及销毁的录音带——足以构成弹劾罪由——天知道他会把美国人民带向何方。

二

《对话尼克松》也是一部无所谓剧透的影片，情节是其软肋。观众早已知道，尼克松是一个被击倒的人，他不会东山再起。编导将尼克松刻画得气势不凡，只是一种欲抑先扬，以便更好地衬托他随后的失败。在影片结尾，精气神焕然一新的福斯特，借助掌握的最新资料，向尼克松发出致命追问，前总统左躲右闪，终于冷汗涔涔，认输了。他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国家的政治体系。

这个结尾事先就能猜到，观众依旧兴致盎然，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就像他们去看阿诺·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或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期待的就是主人公对众多悍匪胖揍一顿，凯旋而归。观众喜欢的艺术类型里，“奸雄”自成一档，不可小觑。审美需求不同于社交需求，我们喜欢的艺术类型，有些正是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在巨大的屏幕上看到阴郁老辣、一度贵为世界领袖的威风政客，被一名风格不太正经的脱口秀主持人重拳击倒，观众会有额外的畅快。妙的是，这份畅快还关联着公民责任，观众不必对落败者表示同情。

虽然不太认同影片对尼克松的丑化，但我承认影片很出色。我提醒自己，电影人需要更多的创作自由，银幕上的只是假托为历史人物的文学人物，他不见得非要与历史人物吻合。演员兰格拉在形似层面距尼克松较远，他也没有做出后者著名的“双手劈下的手势”，但观众认可他的表演。关键不在于该“奸雄”像不像尼克松，而在于兰格拉迫使观众相信，“奸雄”的名字可以叫“尼克松”。如果真实的尼克松没有那么卑劣，那只能算他倒霉。尼克松捉弄对手的手法极为掉价，如采访开始前突然发问“你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好在，兰格拉没有沉迷于此，他还演出了尼克松的复杂、深邃和豁达。尼克松正式认错之前，有过几分钟痛苦的犹疑，兰格拉展示了天才的演技，眉毛、眼神、嘴角和喘息，无不拉来入戏。之前尼克松在室内跑步的场景，也极具感染力：他面朝窗外的大海，缓慢而坚定地做着跑步动作，身体却未前移一寸，活画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神情，而其中蕴含的悲剧性和宿命感，则令人动容。即：他的政治生命分明已坠入深渊，偏还执着于东山再起；正是这份不失可贵的念想，加剧了他的可悲，使他不得不承受一道紧似一道的鞭笞。我恍然想起诗人臧克家笔下的“老马”：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他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他抬头望望前面。

奸雄并非美国现实政治格外多产的人物，却是好莱坞的厚爱，好莱坞盼望美国出一名大奸雄，近乎望穿秋水，因此，不管真实的尼克松是否符合“奸雄”的入门标准，电影人总不愿放过他。尽管认真一想，尼克松的“邪恶”事迹实在稀松平常，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确只是小小地越了一个界线，不该用阴谋手段诉诸国内的党派政治。即使对尼克松最为痛恨的人，也感慨他的笨拙，即“他为什么不销毁那些录音带”。实情是，若非录音带的意外出现，尼克松已然全身而退，《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非但打不垮他，还可能被他打垮。《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夫人在自传《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里承认：“倘若没有录音带，事实真相就永远不会浮现出来。事实上，我认为这些录音带真正拯救了我们和《邮报》，它们没有被毁掉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不禁想起电影《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里的神秘报料人“深喉”在凌晨2点的地下车库对《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说的话：“忘掉媒体营造出的白宫神秘感吧，事实上，他们都不是聪明人。”是的，与其说尼克松“邪恶”，不如说他愚蠢——至少在那一刻，他愚不可及。但是，“愚蠢的奸雄”尽管在文法上没有问题，却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存在。观众（尤其是美国之外的观众）不难发现，尼克松这么点事，搁别人身上根本不值一提，别说司法介入，如是公司高管，说不定年终奖都一分不少。

民主国家重视政治人物的过失，并非这些过失本身有多可怕，而是畏惧政治人物的作恶能量：他们拥有将过错无限放大的超级权力。所以，将政客的些微差错放在司法和媒体的聚光灯下细细考察、逐条追究，值得高度尊重。但把他们放在摄影机前反复端详，就是另一回事了。从审美和故事的角度看，现实政治中的“奸雄”难免有点扫兴，虚构的“奸雄”要有趣得多。

三

政治讽刺喜剧《摇尾狗》（Wag　the　Dog，1997）可以做多种解读，但那个几乎不曾露面的人——美国总统——才是这场政治闹剧的始作俑者。故事是这样的，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突被曝出一桩巨大丑闻：在白宫办公室猥亵一个“萤火虫女孩”。怎么办？大选日只剩最后11天，现任总统的民调指数暂时领先，只要设法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捱过这11天，总统就将摆脱危机，再次入主白宫。美国总统此时在中国访问，他打电话向老朋友、危机处理专家布里恩博士（罗伯特·德尼罗饰）紧急求援。

布里恩博士无意打听猥亵案的实情，他只想了解《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掌握了多少信息。他不在乎真相，他在乎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创意转变成他人眼中的“新闻”——只要可信度维持11天就行。他连夜飞往好莱坞比佛利山庄，向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知名制片人斯坦利求援，希望后者用自己的艺术天才和制作人脉，替困境中的美国总统炮制出一个惊天事件。于是，一桩阿尔巴尼亚意欲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的新闻，突然进入传媒视线，在两人的精妙策划下，各大媒体纷纷中招，对事件展开了密集的报道和评论，而总统猥亵女孩的消息逐渐退出报纸头版。

制片人斯坦利平时喜欢抱怨“奥斯卡没有最佳制片人奖”，他忘我地投入工作，竟至忘记了这项工作的本质：只有策划人及事件的真相永远不为人知，危机公关才算成功。他的艺术家使命被不合时宜地唤醒了，仿佛在制作一件足以名留青史的作品。虚假的新闻很快就被弄得过于精彩，为了欢迎一名莫须有的被俘老兵从阿尔巴尼亚归来，他策划了一件让美国人集体跟风的行为艺术，人们纷纷把家里的旧鞋扔在树上或路灯上，因为该老兵的绰号叫“旧鞋”。当总统的民调数据飙升到89%时，斯坦利不淡定了，他拒绝了布里恩博士代替总统提供给他的回报——英国或法国大使随你挑，还有秘密账户供你花天酒地——坚持要披露真相。布里恩博士只能把心一横，迫使斯坦利因“虚构”的心脏病于次日猝死。

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名奥斯卡影帝的精彩表演上（达斯汀·霍夫曼凭此片获得奥斯卡影帝提名），但两人只是别人的工具，隐身总统才是主导一切的那个人。仅仅为了遮盖一桩丑闻，总统可以通过一场“纸上战争”来欺骗世界。他还亲自介入了骗局的制作，打电话要求那个扮演阿尔巴尼亚逃难者的姑娘，手上“必须抱着一只白猫”。与这位隐身总统相比，尼克松或克林顿只能算两个乖乖仔。

阿尔·帕西诺在影片《市政厅》（City　Hall，1996）里扮演的纽约市长约翰，更符合奸雄特质。笔者曾在评点《三国演义》的拙著里，以曹操为例说过如下浅见：“‘奸雄’之名，虽同指一人，实分涵两义：既是奸诈之徒，又是英雄之士。识得其中分别，方可论断曹操。”对约翰，此条同样成立。仅仅一个“干预司法”的罪名，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了：作为市长，他竟然亲自打电话给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授意他将一名黑道老大侄子的重罪改成轻判。这是尼克松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另一方面，多亏了帕西诺的表演，这位意欲问鼎白宫的市长，作为“英雄之士”的形象又足够光辉。

一个黑人孩子被无辜枪杀，纽约黑人区的民众群情激昂，幕僚都劝市长不要在缺乏安保的情况下贸然前往，约翰市长不为所动。他勇敢地站在小男孩的棺材前，向着满座愤怒的黑人即兴发表演讲。该演讲唯一的问题，就是过于精彩，以至人们怀疑市长在演戏。市长的确在演戏，并且还成功地让黑人信以为真。说到动情处，他的肢体语言全面爆发，活像一名正在演绎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指挥家，顺着他律动的手势身姿，不同区域的民众纷纷呼应，就像铜管组、木管组和弦乐组随着他的手势进行演奏。这当儿，没有一个人想到，眼前这位正义感爆棚的市长大人，也正是对男孩之死负有间接责任的疑犯。他娴熟操控着权力，在自称的“政治灰色地带”穿花绕树，任意游走，却无碍自身政治形象的伟岸高明。他之最后失败，一如尼克松的录音带，纯属意外。

仅仅为了欣赏阿尔·帕西诺这场演说，《市政厅》就值得一看。我以为，该演说不比《闻香识女人》里的那场校园演讲逊色。一个活色生香的立体奸雄，在大银幕上长袖善舞，颠倒众生。

四

大导演奥利弗·斯通也拍过《尼克松》（Nixon，1995），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我评价不高，嫌其对传主过度丑化：连尼克松与妻子接吻，都被拍得丑陋不堪；脸部特写多采用小丑视角，歪歪斜斜，尼克松脸上总是渗出油脂浓重的汗水。片头字幕照例既强调事出有本，又声明对某些情节有所改编。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反使传主迷失于虚实之间，观众不知何者为虚，何者为实，也就不清楚何时宜表示同情，何处须拍案而起。而那些尊重历史的部分，又妨碍了叙事的流畅，使观影过程支离破碎。何况，导演总在现实与过去、彩色与黑白、清晰与模糊之间往复跳跃。当然，我承认，面对尼克松时，我是个有偏见的观众。我虽不像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那样，认为针对尼克松的弹劾是美国“一个丑陋的时刻”，也不认同他那句“尼克松成了自杰斐逊以来最受尊敬的老资格的美国政治家”的结论，但又的确为尼克松抱屈。

世人爱用“政客”或“政治家”给政治人物归类，在该归类里，政治家属于寥若晨星的人中极品，与为数众多的“政客”同业不同道。尼克松对此有一段辣评，乍听有股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味道，细玩却通脱超拔。他在堪称政治学名著的《领袖们》中，借评论德国总理阿登纳之机写道：

民主政体是无数集团、势力和行业之间进行交易活动的一种极为复杂的过程。所谓领袖人物必须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这种陈词滥调，是对民主制度的不恭，也是对广大选民的漠视。端坐高塔对政治活动不屑一顾的博学之士，其心灵深处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他坚持认为：

在现实世界上，政治就是妥协，民主就是政治。要当政治家，首先就得是个成功的政客。

虽然政治人物仍有原则需要捍卫，但把仅仅是擅长妥协和沟通技巧者贬为“政客”，以推崇一种过于清纯的统治风格，则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也许，只有独裁者才有望变得清纯，他无需与人沟通协商，他一言九鼎，咳唾即是法律。如此，当他凑巧是一位强势明君时，反而可能接近理想中的政治家。但对民众来说，就是把家国的命运交给轮盘赌了。何况，初为明君终为暴君或昏君者，史不绝书。

尼克松与法国总统戴高乐有过不错的友谊，他敬重戴高乐，对于戴高乐不时受到的讽刺挖苦，忿忿不平。他说：

很久以来戴高乐是被用来进行特殊形式的、刻薄的挖苦讽刺的理想对象，这种讽刺在华盛顿为数众多的各界人士中还被认为是一种才华。戴高乐的举止容易给讽刺文章提供材料，正和他的长相宜于上讽刺漫画一样。对于那些乐于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人来说，戴高乐就很容易地成了他们的目标。

尼克松很可能是替自己曲线辩护，因为，他也有不少易遭人“挖苦讽刺”的瑕疵，包括生理上喜欢出汗，心理上喜欢抱怨，对自己相对贫寒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刻骨铭心，对“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肯尼迪总统屡有数落等等，显得格局不大。他对好莱坞和媒体抱有敌意，对批评过于在意，胸怀实难恭维，以至“人人痛恨尼克松”经由他自己的嘴成为上层精英的口头禅。这肯定不会带来好处。

尼克松作为政客的虚与实，是好莱坞不忍割爱的，也是它难以把握的。好在电影的妙处，也在虚实之间，并不以把人物说清道透为最佳。